李清照可以向她的丈夫提出离婚吗？

李清照

一些朋友應該聽說過， 南宋女詞人李清照為了跟第二任丈夫張汝舟離婚， 跑到衙門檢控張汝舟履歷造假， 將張汝舟送上編管服刑之路， 從而如愿以償地擺脫了與張的失敗婚姻， 為此， 李氏本人也付出了“居囹圄者九日”的代價。 這個離婚的過程可謂慘烈。 那么李清照有沒有可能與張汝舟以相對平和的方式離婚呢？

這涉及一個問題：宋朝的女性有沒有主動提出離婚的權利？

可能許多人都會認為， 傳統社會只有“休妻”， 不可能有離婚， 妻子若“無子、淫佚、不事姑舅、口舌、盜竊、妒忌、惡疾”， 丈夫便可以無條件休掉她，

這叫做“七出”。 不過， 按傳統禮法， 又有“三不去”之說：“有所取無所歸（女性無娘家可歸）， 不去；與更三年喪（妻子曾為公婆守孝三年）， 不去；前貧賤后富貴， 不去。 ”《唐律疏議?戶婚律》規定：“有三不去而出之者， 杖一百， 追還合。 ”必須承認， 這個“三不去”的禮法， 只是對丈夫的休妻權作出一定約束， 并不表示女性有主訴離婚的權利。

宋朝無疑還是一個男權社會， 解除婚姻關系的主流方式也還是“休妻”， 但在“七出”的休妻方式之外， 唐宋時期的法律還承認一種夫妻協商式的離婚， 叫做“和離”， 按《宋刑統》的規定， “夫妻不相安諧而和離者， 不坐。 ”意思是說， 夫妻若因性格不合、感情不和而私下協議離婚， 政府不需要介入。

既然是夫妻協議離婚，

那么主動提出離婚的一方便有可能是妻子。 換言之， 在承認“和離”的民法制度下， 女性擁有一定的主訴離婚權。 請看兩個例子：宋人龐元英《談藪》載， “曹詠侍郎妻碩人厲氏， 余姚大族女， 始嫁四明曹秀才， 與夫不相得， 仳離而歸， 乃適詠。 ”厲氏原來嫁與曹秀才， 但因為夫妻感情不合， 離了婚， 改嫁給一位曹姓侍郎。

在敦煌出土的唐宋“放妻書”中， 有一道是妻子阿孟與丈夫富盈的離婚協議， 上面寫道：“今親姻村巷等， 與妻阿孟對眾平論， 判分離別， 遣夫主富盈訖。 ”可以見出， 這份“放妻書”實際上是“放夫書”， 是妻子阿孟邀請了姻親、鄰居前來主持公道， 見證夫妻離婚， 將丈夫富盈“掃地出門”。

清代休書

除了承認“和離”的法律， 宋朝還立法賦予女性在一定條件下主動解除婚姻關系的權利，

這類前朝未有的新立法值得我們注意：

1）“在法：……夫出外三年不歸， 亦聽改嫁。 ”丈夫若外出三年不歸家， 妻子可以向官府申請解除婚姻。

2）宋真宗下詔：“不逞之民娶妻紿取其財而亡， 妻不能自給者， 自今即許改適。 ”丈夫若帶著財產離家出走， 導致妻子生活無法自給， 妻子可單方面解除婚姻， 自由改嫁。

3）“在法， 雇妻與人者， 同和離法。 ”丈夫將妻子雇給他人為奴婢， 妻子可提出離婚。

4）《慶元條法事類》規定：“諸令妻及子孫婦若女， 使為娼， 并媒合與人奸者， 雖未成， 并離之；雖非媒合， 知而受財者， 同。 ”丈夫如果強迫妻子為娼， 妻子可以離婚。

5）《慶元條法事類》又規定：“（妻子）被夫同居親強奸， 雖未成， 而妻愿離者亦聽。

”妻子如果被丈夫的同居親屬強奸， 即使強奸未遂， 妻子也有權要求離婚。

6）古時婚約是具有法律效力的， 不過宋朝在編敕中規定：“諸定婚無故三年不成婚者， 聽離。 ”男女雙方訂婚后， 如果男方三年內無故不履行婚約， 女方可以單方面解除婚約。

7）“在法：已成婚而移鄉編管， 其妻愿離者聽。 ”丈夫犯罪， 被判“移鄉編管”之刑（即強制移送他鄉服役）， 妻子若提出離婚， 將得到法律的支持。

我們應該怎么評價上述七條新立法呢？如果說， 傳統的“七出”禮法強調了丈夫的休妻權：在七種情況下， 丈夫可以單方面解除婚姻， 不管妻子是否愿意；而宋朝的新立法則是對妻子主訴離婚權的承認：在另外七種情況下， 妻子也可以單方面提出解除婚姻，

不管丈夫是不是同意。 這是對“七出”的抗衡。

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到宋朝立法的進步， 不但相對《唐律疏議》是進步， 相對明清律例而言也是進步。 換句話說， 不管與之前的唐朝相比， 還是跟之后的明清時期相比， 從法律的角度來看， 宋朝女性都擁有更多的主訴離婚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