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吗？唐宋圣旨与明清圣旨有很大不同

在宋朝， “與士大夫共治天下”是君臣的共識， 士大夫成為治理國家的主體， 而不是君王的工具。 歷代王朝當中， 宋朝的政體可以說是最為純粹的士大夫政體。 盡管君主具有最尊崇的地位， 最高的裁決權， 又是百官的權力源， 但按宋人的理想， 君主的最佳狀態是作為主權的象征、道德的楷模、禮儀的代表， 并不需要具體執政；國家的治理權由一個可以問責、更替、士大夫組成的政府執掌。 用現代政治學概念來說， 這叫做“虛君共和”；用宋人自己的話來說， 叫做“權歸人主， 政出中書”。

從圣旨的出臺程序可以看出這一點。

宋王朝的一份詔敕， 從草擬到生效， 需要經過非常嚴密的程序：首先由翰林學士或中書舍人起草制詞， 翰林學士或中書舍人如果認為君主的詔命不當， 可以拒絕草制， 這叫做“封還詞頭”。 制詞起草好了之后， 要送門下省的給事中審核， 給事中對他認為不當的詔敕也有權繳還， 這叫做“封駁”。 然后， 作為一道正式政令的詔敕， 它還需要有宰相之副署。 宰相副署的意思， 乃是表示詔敕出自宰相， 宰相對它負責。 沒有宰相副署的皇帝敕命， 是不具法律效力的。 所以， 這里我們應該澄清一個誤解：唐宋時代的詔敕， 并不是皇帝發出的， 而是宰相機構發出的。 最后， 生效了的詔敕如果又發現有失當之處呢， 臺諫官可以提出追繳。

宋代詔敕

宋代之后， 如此精密、繁復的詔敕出臺程序不復再有。

朱元璋廢除宰相制， 是傳統政體的一大變故。 宰相制度既然作廢， 過去一直存在的君權與相權的相制相維， 也就完全坍塌了。 所以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置相”篇中， 劈頭宣布：“有明之無善治， 自高皇帝罷丞相始也。 ”雖然明朝后來設立了內閣制， 但明內閣不是政府的領袖， “不置官屬， 不得專制諸司。 諸司奏事， 亦不得相關白” ， 當然也不會有副署權；其職不過是替皇上起草詔書， 以及草擬批答奏章的意見稿， 相當于唐宋時期的翰林學士與中書舍人。

不過， 明代的政制尚保留一些約束君權的機制， 比如， 遇大臣出缺， 由“廷推”產生候選人；內閣間或有封還皇帝意旨之舉；六科給事中亦有封駁詔命之權。

而這三個機制到了清代就全都不存在了。

清廷將內閣大學士的品秩提至一品， 看似尊崇， 實則上內閣淪為傳抄文書的閑職；皇帝還建立了“廷寄”制度， 廷寄的諭旨甚至不必經過內閣抄發， 更別說封駁了；清廷又設軍機處， 作為皇帝的機要秘書處， 原來屬于內閣的權力轉移到軍機處， 但軍機處同樣是皇權附庸， 梁啟超干脆將它比喻為“寫字機器”：“軍機大臣之奉上諭， 則如寫字機器將留聲機器所傳之聲， 按字謄出耳。 ”

這些制度上的變化， 也導致了唐宋詔敕與明清圣旨存在形式上的巨大差異。 我們去看唐宋的誥命， 會發現其誥文的起首， 通常是一個“敕”字， 或者是“門下”二字；而明清時期的誥命， 往往以“奉天承運皇帝詔（制）曰”開頭。

這說明什么？說明唐宋時期的詔敕， 例出自政府（“門下”代表宰相機構， “敕”字亦為宰相所畫）， 是宰相領導的政府在行使執政權；而明清時期的圣旨， 例出自內廷， 是“奉天承運”的皇帝直接行使權力。 那么， 君主行權與宰相行權有什么差別嗎？有。 第一， 君主世襲， 未必皆賢， 而宰相可選賢與能；第二， 宰相行權， 若出差錯， 可以問責， 而君主若出差錯， 無法負責任。

明清圣旨

唐宋誥命的誥詞之后， 還有一大串簽名：提出詞頭的宰相、起草的中書舍人、“書行”的中書舍人， “書讀”的給事中、副署的宰相；而在明清人的誥命上， 這一大串署名是沒有的， 誥詞之后就是皇帝的鈐印“制誥之寶”。 這又說明了什么？說明唐宋詔敕的出臺，

需要經過層層審議的程序， 每一個簽名的官員都對詔敕負責；而明清誥命的出爐， 盡管也有一套程序：“本部遇有應給誥敕官員， 具本奏聞， 仍具印信手本、開寫合授散官并年籍腳色， 送中書舍人， 候書寫完備， 本部具印信手本送尚寶司， 于御前用寶訖， 具奏御前頒給” ， 但這里除了具奏皇帝， 其余的都僅僅是技術性程序， 而不是政治性程序。 宋人制詔過程中的繁復審議程序， 在明清時期是完全看不到的。

這么說來， 清代的乾隆皇帝當然可以驕傲地取笑宋朝的君主“幾如木偶旒綴”， 是“遇事輒令廷臣聚議， 眾論紛紛， 迄無定見”的“庸主” 。 但是， 一個權力不受節制的帝王是可怕的——不妨腦補一下發生在乾隆朝的慘烈文禍。 相比之下， 君主像宋神宗那樣只能發發牢騷：“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而大臣可以像章惇那樣回敬皇帝：“如此快意事，不做得也好”，如此才更讓人放心。

君主像宋神宗那樣只能發發牢騷：“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而大臣可以像章惇那樣回敬皇帝：“如此快意事，不做得也好”，如此才更讓人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