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滿樓
作為中國近代銀行業的先驅， 宋漢章算是十分有膽魄的， 他曾三次對權勢人物說“不”， 分別為：陳其美、袁慰亭、蔣介石。
前兩次還好， 第三次對蔣介石說“不”時， 宋漢章險些給自己惹來了殺身之禍。
1927年3月， 北伐軍攻下上海后， 蔣介石為穩固自己的新政權而不斷向各方伸手。 最初， 其向上海商業聯合會籌款， 并要求中國銀行先行墊借100萬， 宋漢章未能照辦。
5月2日， 蔣介石方面開會討論籌款時， 中國銀行代表再次表示困難。
北伐時期的蔣介石
這下， 算是把蔣介石給惹火了， 其氣勢洶洶地致電宋漢章：
“聞貴行上年以大款接濟軍閥（指奉系張作霖）， 反抗本軍， 至今尚有助逆之謀。 ……若不如數籌繳， 不惟妨礙革命進行， 且不足以表示贊成北伐與討共大事”；
不僅如此， 蔣介石還給宋漢章下了最后通牒：“軍需孔亟， 請竭力設法預購二五庫券一千萬元， 限本月5日前解交。 ”
在武人的威脅下， 宋漢章回電據理力爭， 稱中國銀行北京總行方面業務與滬行并無瓜葛， 而此前滬行已為北伐軍墊款若干， 如今索要一千萬， 實在超出本行能力。
數日后， 蔣介石再次致電宋漢章， 其中改稱：
“貴行在漢竟給共產政府（寧漢對立下的武漢政府）以1800萬元之報效， 使其尚敢負隅一方”；
“此次滬上借款， ……貴行竟表示反對， 始終作梗。 ……務請于23日前補足一千萬元”。
宋漢章
另一方面， 蔣介石則氣急敗壞地指令后勤籌款專員俞飛鵬：
“宋漢章前允400萬元， 不知何故又為其拖延， 此等商人毫無信義可言， 何必客氣！今復去電令其補足1000萬元， 限23日以前繳兄收。 ”
之后， 蔣介石又致電時任江蘇兼上海財政委員會主任委員的陳光甫：“宋漢章延宕繳款， 如照法律言， 謂其阻礙革命， 有意附逆亦可， 請從嚴交涉， 萬勿以私忘公。 ”
此舉表明， 蔣介石這次不達目的， 是決不會罷手的。
事后， 宋漢章復電蔣介石表明武漢分行“非屬滬行管轄”， 通漢之事與滬行無關；而為了避免過分觸怒武人， 其又表示， “現正由寧浙兩行籌商續墊200萬元”， 以暫時穩住老蔣。
陳光甫
與此同時， 宋漢章又寫信給錢新之、陳光甫、俞飛鵬等人， 其中如實說明困難，
“寧浙兩行再墊200萬元已超出千萬元之數， 在政府雖屬杯水車薪， 在銀行已屬筋疲力盡。 ……如堅欲急墊， 必將動用準備金”；
“若總司令不予見諒， 必令增墊， 風聲所傳， 設謠言一播， 紛紛擠兌， 漢章個人原不足惜， 恐銀行從此傾覆， 金融亦將不可收拾。 ”
在點明后果后， 蔣介石也不便再行催迫， 其復函陳光甫稱：“中行事， 鄙意當不使吾兄獨為其難”。 由此， 這場風波暫時平息。
然而， 在武人當政的年代里， 銀行家的錢袋子畢竟敵不過槍桿子。
不久， 包括中國銀行上海分行在內的江浙財團與江蘇兼上海財政委員會達成協議， 同意發行“江海關二五附稅庫券”3000萬元作抵， 由上海銀錢業等分攤認購， 后又以關稅附加作抵， 續發庫券4000萬元， 仍按原比例分別認購。
如此一來， 蔣介石才算是滿意而歸了。
經此番磨難后， 宋漢章心灰意冷， 不得已向總行提出辭職要求。 不久， 香港中行經理貝祖詒接任上海分行經理， 宋漢章改任“滬行總經理”， 名為高升， 實為虛職。
等到蔣介石政權穩固后， 中國銀行也開始變味。
1935年3月， 中國銀行接受增加1500萬元官股， 同時財政部指派宋子文為中國銀行董事長， 宋漢章雖保留常務董事、總經理等職， 但實際上已是大權旁落， 他當時所能執掌的， 只有他任董事長的中國保險公司。
抗戰爆發后， 銀行成了政府提款機， 保險業務也幾乎停擺。
而抗戰勝利后， 四大家族對金融業的控制與壓榨有增無減， 宋漢章年事已高， 除短暫出任中國銀行董事長外， 幾無作為。
1949年底， 宋漢章轉往巴西定居。 14年后， 其回到香港并于1968年底去世， 終年96歲。
除在中國銀行任職40余年外， 宋漢章還擔任過上海總商會會長等職。
作為個人， 宋漢章的一生廉潔儉樸， 除拿薪水外， 從未濫用銀行公款。
事實上， 他多年擔任華洋義賑會會長并在任中保公司董事長近20年的時間里， 也從未領取過分文報酬。 據說， 這樣一位大銀行家去世時， 身后遺產僅十萬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