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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曾經在一本書中看過這么一句話：“一個人的時間的長短都是有限制的， 但若是橫向發展他的精神世界將會是無限寬廣的”， 同樣的人生之中難免會遇到各種不可預料的事情， 或苦或甜， 有時候心中留有一份信念堅信彩虹一定會出現的話未嘗不是一種辦法。 在我國曾經經歷數十年的抗戰烽火之時， 這樣的事情發生了太多太多， 而今天所講述的這個人物有點特殊。 很多人對她的印象并不深刻可以說不少人都沒聽過， 但是她在文壇上的地位卻曾經處于舉足輕重的地位。
她就是孫嘉瑞， 不少人也喜歡稱呼她為“梅娘”， 梅娘梅娘取之的就是“沒娘”之意。 雖然出身于富貴之家， 可惜的是屬于偏房所生， 在那個時代偏房的地位或許就比奴仆要高一點吧， 孫嘉瑞的母親在其兩歲的時候便被趕出家門， 是生是死當時恐怕也沒有人在乎吧。 或許正是這樣的童年經歷讓梅娘的作品總是充滿著一種對于舊時代的控訴， 一種讓人仿若身臨其境的悲愴。
在文學上她的巔峰時期是在1942年， 《魚》、《蟹》等等短篇小說的相繼發表， 讓她的名氣在當時可以說是一飛沖天， 而其受眾也大多為女性， 在后面以普通民眾所評選的最受歡迎的女作家的時候她的人氣甚至可以和張愛玲媲美，
從1948年開始梅娘的生活發生了一些變故， 讓她不得不四處奔波于各個城市， 尋找一個可以謀取生計的飯碗。 但隨著時間的推移， 梅娘的生活不但沒有好轉反而陷入了一個新的低估， 她被剝奪了拿筆寫文章的權利， 唯一能做的便是去端盤子、當保姆等等， 隨著丈夫女兒的相繼離世， 她也被調往了深山之中進行改造， 自此過起了與世隔絕的日子， 當時的梅娘甚至一度認為自己再沒有機會拿筆了。
七十年代的時候黃鎮在北京擔任了當時的文化部長， 在一次下鄉之時聽到當地鄉親曾經說起他們這里有一個叫做孫嘉瑞的老婦人， 看起來雖然其貌不揚年紀也已到了六十多歲， 但說起來話來文縐縐的， 像是一個文化分子。 起初黃鎮并沒有在意， 后面回到北京的他才想起這個孫嘉瑞技術曾經跟張愛玲齊名的大才女， 便立即組織起來文化部的人登門拜訪。
對于北京領導的到來， 孫嘉瑞顯得有些手足無措， 這也跟在深山呆了十余年有關， 但其更多的是激動， 她明白自己將會有再度握筆的希望了。 盡管多年沒有執筆， 但老人的文采并沒有下降太多， 多了的恐怕就是經歷太多的滄桑吧， 自90年代起梅娘的作品慢慢的相繼出版問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