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國， 是不是厲害了， 不僅僅要看國家混的有沒有面子， 更要看人民過的是否有尊嚴。
當每一個公民， 感覺到有一個充滿溫情的保障機制， 給他們帶來保護和尊嚴的時候， 這個民族就會變得更加奮發向上。
最近發布的一份社科院報告中建議：2030年， 我國勞動者將能實現4天工作制， 每天工作9小時。
這個消息， 似乎就是這樣一個“溫情”的保障。
它能夠讓今天數以億計的上班族平均每天多休息2個小時， 放下當下只有西方勞動者一半休息時間的疲憊， 讓更多的中青年人有時間回歸家庭， 更多陪陪老人與孩子。
可是， 這樣一份保障大家休息的建議， 卻沒能讓國人第一時間感到奮發向上， 甚至極少有叫好的聲音。
“不敢休息”、“不愿休息”、“不能休息”是許多網友對這項建議的回答。
不敢休息， 因為有時代的“重壓”
感覺身體被掏空， 已然不是一句廣告詞。
中央電視臺、國家統計局等聯合發起的“中國經濟生活大調查”結果顯示， 中國國民的休息時間嚴重不足！除去工作和睡覺， 2017年中國人每天平均休閑時間為2.27小時， 較三年前（2.55小時）有所減少；其中， 深圳、廣州、上海、北京居民每天休閑時間更少， 分別是1.94、2.04、2.14和2.25小時。
相比而言， 美國、德國、英國等國家國民每天平均休閑時間約為5小時， 為中國人的兩倍。
可是， 一提到與發達國家的勞動者做對比， 我們高興的心似乎又要涼下去半截兒。
說到這里時， 國內經濟學家很愿意拿日本舉例。 70年代的日本和中國一樣， 在全球貿易中蒸蒸日上。 上世紀80年代， 日本普通勞動者的知識水平越來越高， 勞動生產率大幅提升， 而且最重要的一點是：
日本制造業的工人工資大概是美國目前制造業工人工資的三分之一， 甚至更低。
憑借這個優勢， 美國不管增加多少稅收， 都無法改變日本出口方面的這一優勢。
事實上， 隨著社會的進步， 任何人口紅利的優勢在國家層面都保持不了多久。
于是， 美國憑借在文化傳播上的優勢， 將洋房、休閑、透支消費等等輸出給還處于低工資， 靠勤拼搏積累財富的日本百姓。
不患寡而患不均， 日本民眾漸漸沸騰了。 在廣場協定簽署以后的幾年里， 日本為平抑國內日益提高的社會福利呼聲， 對一線制造業工人工資大幅提高， 最終與美國持平， 出口方面的這一優勢自然消失了。
隨后， 日本經濟經歷了被稱為失去的20年的低谷期， 美國也如愿甩掉了這個“世界第二”。
所以， 當新的“世界第二”中國正在與美國進行著如火如荼的貿易戰時， 全民都患上了焦慮綜合癥。
每個人、每家企業的命運都被“國運”裹挾著，
但是， 另一方面我們也應該看到， 中國的勞動生產率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40%， 美國勞動生產率的7.4%。
換句話說， 一個中國人兩周的產出才頂的上美國人一天的產出， 那么， 在這種效率下， 我們還有資本去享受那么多休閑的時間嗎？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時代賦予我們這代人的責任， 想逃也逃不過。
該吃苦的時候不努力， 我們以后可能會付出更大的代價——拉美化。
不愿休息， 因為對未來的恐慌
未富先老， 是中國人不愿休息的無奈。
幾天前， 遼寧在出臺的一份人口文件中提出“支持老年人才自主創業”，
開發老年人力資源， 支持老年人才自主創業， 這背后是中國第一個人口與產業同時進入深度老齡化的省份對未來的焦慮。
或許， 今天我國正處于一個特殊的“三期疊加”的時期， 經濟、人口與社保都處于一個低點。 經濟不景氣， 勞動力人口不足， 老齡人口暴增， 社保缺口越來越大， 以房養老變現越來越困難。
而2030年， 當中國第一代獨生子女進入老齡化之時， 我國大多數省份的勞動力人口比例也正好處于最為青黃不接的時期。
可是， 我國基本養老保險的平均繳費率在28%左右， 已經達到世界較高的水平， 但即使如此， 今天仍然無法滿足養老金支付需求。
換句話說， 百姓已然盡力， 但對于未來， 還遠遠不夠。
西方發達國家的社會保障也并不是一次設計建成的，其建立有賴于工業革命后經濟快速發展的豐厚積累。
而國家各類保障機制的形成，必然與經濟水平、財稅政策，財政能力、收入分配、就業政策、人口政策乃至貨幣政策相適應。
但遺憾的是，中國的高福利期待，目前建立在巨大的貨幣泡沫與房地產泡沫基礎上的經濟，仍未擺脫舊有經濟動能的依賴。
從制度設計層面看，當養老等其他社會保障無法同步與等效時，“上四休三”這樣一種“面兒上”的福利，便沒有現實意義。
所以，當“老無所依”的悲觀預期不斷增強，老百姓的第一反應就是：趁年輕，多賺錢。
當生存以及未來的生存成為問題，那么，即使每周有3天的休息，誰又能愿意坦然、愉悅地接受這樣“福利”呢？
不能休息，歸因于保障機制的無力
世界那么大，誰不想去看看。
或許，對于每周增加一天的保障，提及國家競爭、經濟發展等等命題，都過于宏大。那么，還有一個具體的問題，等待著政策制定者來完善，誰來保障多一天的休息，切實執行？
在中國這樣一個“企業管理低能，企業文化泛濫”的國度，由于沒有法律層面的切實保障，“帶薪年假”說了十年都無法全面落實，“996”反而大行其道。
中國社會科學院旅游研究中心對全國2552名在業者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40.1%的受訪者表示“沒有帶薪年休假”，4.1%“有帶薪年休假，但不能休”，18.8%“有帶薪年休假，可以休，但不能自己安排”，而“有帶薪年休假，可以休，且可自主安排”的僅占31.3%。
2013年《全國年節及紀念日放假辦法》規定，國民享有11天法定節假日。數據顯示，僅有59.2%的有業群體能完全享受11天法定節假日。
而沒有帶薪休假的原因其實更令人心塞：
主要是工作太忙，沒有時間休，這一比例達到45.6%。其次是單位無帶薪休假制度，比例為20.0%。競爭壓力太大，擔心失業也是另一個原因，占到12.8%。還有擔心上司批評（2.6%），加班費豐厚，主動放棄休假（4.2%）。
“加班”問題似乎在東方國家尤為盛行，發達如日韓也尚未完全解決這一問題。
人們或許熟悉稻盛和夫、松下幸甚等日本企業家為代表的工匠精神，但殊不知這背后是日本普通勞動者夜以繼日加班工作的辛酸。這雖然可以美曰“奮斗”、“勤勞”、“不待揚鞭自奮蹄”。
然而，任何美德如果沒有贊賞與保障，都可能演化成為管理者“剝削”員工的借口。
自上世紀七十年代日本繁榮時期以來，“過勞死”一詞便漸漸開始不絕于耳。
這種由于工作過度導致積勞成疾而死的突然性死亡現象在日本頗為普遍，引發勞工維權人士四方奔走，在 2014 年努力促成了一項法律，要求改善員工工作條件。但美中不足的是，這項法律中對于企業并沒有任何強制性要求。
6 月 29 日，日本國會通過了一項工作改革法案，進一步限制了員工加班時間，并消除了正式員工與兼職人員之間的工資差距。《日本經濟新聞》稱，該法案是日本勞工實踐史上的重大轉折點。
法案將修改包括《日本勞動基準法》在內的 8 項法律，其中三大核心為：
企業員工每月加班時間限制為 100 小時，每年不得超過 720 小時。大型企業必須從 2019 年 4 月之后開始遵守全新規定，否則將面臨懲罰；小型企業則另有一年時間適應。
“同工同酬”——無論是正式員工還是兼職員工，具有相同能力、績效、工齡的工人基礎工資相同。大型企業從 2020 年 4 月起實施新規，小型企業則順延一年至 2021 年 4 月。
高收入白領不受加班時間上限的限制，這部分群體包括金融交易員、咨詢師和研究人員等等。
當日本費盡心機靠立法解決加班問題時，我們“工四休三”的福利又靠什么落實到百姓身上？
任何事情都是一場悖論。
如果你選擇加班，或許會為國家與個人的未來，增加一些積極的定數。但這樣做的負面影響也十分清晰：
家庭矛盾的激化，社會養老負擔以及少子化的趨勢加重。而最后這一點，任何政府與個人，都無法承受。
正如那句笑話所說：
愚公說，我要搬山，子子孫孫無窮盡也，旁邊的智叟問，那你的女朋友在哪？
或許一個國家還未等到人們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社會危機已經重重了。
退一萬步講，一個國家的未來，僅憑一個靠中老年人不敢、不愿以及不能休息而加班勞動支撐起來的經濟體系，又能有什么可持續的未來？
一個對自己當下的生活感到冷淡，也不愿意讓自己的孩子繼續成為這種廉價勞動紅利的年輕人們，又能有多大的興趣支持鼓勵生育政策呢？
或許，我們危言聳聽了。但社會勞動者對每周多出一天休息日的冷淡，終有一天會凝結為社會發展的一滴冷血。
（圖片源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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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遠遠不夠。西方發達國家的社會保障也并不是一次設計建成的，其建立有賴于工業革命后經濟快速發展的豐厚積累。
而國家各類保障機制的形成，必然與經濟水平、財稅政策，財政能力、收入分配、就業政策、人口政策乃至貨幣政策相適應。
但遺憾的是，中國的高福利期待，目前建立在巨大的貨幣泡沫與房地產泡沫基礎上的經濟，仍未擺脫舊有經濟動能的依賴。
從制度設計層面看，當養老等其他社會保障無法同步與等效時，“上四休三”這樣一種“面兒上”的福利，便沒有現實意義。
所以，當“老無所依”的悲觀預期不斷增強，老百姓的第一反應就是：趁年輕，多賺錢。
當生存以及未來的生存成為問題，那么，即使每周有3天的休息，誰又能愿意坦然、愉悅地接受這樣“福利”呢？
不能休息，歸因于保障機制的無力
世界那么大，誰不想去看看。
或許，對于每周增加一天的保障，提及國家競爭、經濟發展等等命題，都過于宏大。那么，還有一個具體的問題，等待著政策制定者來完善，誰來保障多一天的休息，切實執行？
在中國這樣一個“企業管理低能，企業文化泛濫”的國度，由于沒有法律層面的切實保障，“帶薪年假”說了十年都無法全面落實，“996”反而大行其道。
中國社會科學院旅游研究中心對全國2552名在業者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40.1%的受訪者表示“沒有帶薪年休假”，4.1%“有帶薪年休假，但不能休”，18.8%“有帶薪年休假，可以休，但不能自己安排”，而“有帶薪年休假，可以休，且可自主安排”的僅占31.3%。
2013年《全國年節及紀念日放假辦法》規定，國民享有11天法定節假日。數據顯示，僅有59.2%的有業群體能完全享受11天法定節假日。
而沒有帶薪休假的原因其實更令人心塞：
主要是工作太忙，沒有時間休，這一比例達到45.6%。其次是單位無帶薪休假制度，比例為20.0%。競爭壓力太大，擔心失業也是另一個原因，占到12.8%。還有擔心上司批評（2.6%），加班費豐厚，主動放棄休假（4.2%）。
“加班”問題似乎在東方國家尤為盛行，發達如日韓也尚未完全解決這一問題。
人們或許熟悉稻盛和夫、松下幸甚等日本企業家為代表的工匠精神，但殊不知這背后是日本普通勞動者夜以繼日加班工作的辛酸。這雖然可以美曰“奮斗”、“勤勞”、“不待揚鞭自奮蹄”。
然而，任何美德如果沒有贊賞與保障，都可能演化成為管理者“剝削”員工的借口。
自上世紀七十年代日本繁榮時期以來，“過勞死”一詞便漸漸開始不絕于耳。
這種由于工作過度導致積勞成疾而死的突然性死亡現象在日本頗為普遍，引發勞工維權人士四方奔走，在 2014 年努力促成了一項法律，要求改善員工工作條件。但美中不足的是，這項法律中對于企業并沒有任何強制性要求。
6 月 29 日，日本國會通過了一項工作改革法案，進一步限制了員工加班時間，并消除了正式員工與兼職人員之間的工資差距。《日本經濟新聞》稱，該法案是日本勞工實踐史上的重大轉折點。
法案將修改包括《日本勞動基準法》在內的 8 項法律，其中三大核心為：
企業員工每月加班時間限制為 100 小時，每年不得超過 720 小時。大型企業必須從 2019 年 4 月之后開始遵守全新規定，否則將面臨懲罰；小型企業則另有一年時間適應。
“同工同酬”——無論是正式員工還是兼職員工，具有相同能力、績效、工齡的工人基礎工資相同。大型企業從 2020 年 4 月起實施新規，小型企業則順延一年至 2021 年 4 月。
高收入白領不受加班時間上限的限制，這部分群體包括金融交易員、咨詢師和研究人員等等。
當日本費盡心機靠立法解決加班問題時，我們“工四休三”的福利又靠什么落實到百姓身上？
任何事情都是一場悖論。
如果你選擇加班，或許會為國家與個人的未來，增加一些積極的定數。但這樣做的負面影響也十分清晰：
家庭矛盾的激化，社會養老負擔以及少子化的趨勢加重。而最后這一點，任何政府與個人，都無法承受。
正如那句笑話所說：
愚公說，我要搬山，子子孫孫無窮盡也，旁邊的智叟問，那你的女朋友在哪？
或許一個國家還未等到人們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社會危機已經重重了。
退一萬步講，一個國家的未來，僅憑一個靠中老年人不敢、不愿以及不能休息而加班勞動支撐起來的經濟體系，又能有什么可持續的未來？
一個對自己當下的生活感到冷淡，也不愿意讓自己的孩子繼續成為這種廉價勞動紅利的年輕人們，又能有多大的興趣支持鼓勵生育政策呢？
或許，我們危言聳聽了。但社會勞動者對每周多出一天休息日的冷淡，終有一天會凝結為社會發展的一滴冷血。
（圖片源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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