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 伊朗一位18歲女孩在社交媒體Instagram上發布了自己在家中跳舞的視頻， 視頻中未佩戴頭巾、身著短袖上衣和緊身牛仔褲的她之后被伊朗官方逮捕。 隨后她又通過電視臺表示， 她并無鼓勵她人像她一樣做的意圖， “此舉也并非是為了引人注意”
視頻中跳舞的女孩
此事在伊朗國內引起了廣泛關注， 一位不屬于當前執政派別的政界人士則譴責了政府的做法， 聲稱讓女孩在電視上認錯是家庭的污點， 這違背了了伊斯蘭中保護個人隱私的原則；一位庫姆的宗教學者質問， “難道跳舞是大過于貪污的罪行嗎？為什么沒有腐敗的政客在電視上向人民認錯？”；而普通民眾則采取了更直接的做法，
此前， 已經有很多位伊朗女性由于類似的原因被拘捕。 關于女性的問題為何一次次掀起伊朗社會各界的討論熱潮？在政府一張張拘捕令背后， 是虔誠的信仰還是狡猾的話術？
在現代伊朗史上， “女性問題”從未缺席輿論的中心， 其作為政治和社會辯論的中心議題可大致分為兩個時期。 一是1925年到1979年的巴列維時期， 二是1979年伊斯蘭革命至今。
禮薩汗（Reza Shah）1925年上臺后， 他構想了一個西化的伊朗社會：世俗化的教育機構、穿西服而非長袍的男人以及有銀行、鐵路和小汽車的現代經濟。
這樣一個社會的建立還包含限制甚至徹底鏟除擁有社會資源和話語權的教士階層的權力。 1936年， 此時伊朗城市中的女性大部分還自愿佩戴著頭巾， 政府則頒布了禁止女性戴頭巾的法律， 帶頭巾的女性不被允許進入劇院、商店和車站等公共場所， 大量的女性開始進入公共領域同男性一起工作和學習。
巴列維王朝時期的女性
之后的女權主義學者對禮薩汗這一政策的評價是模糊和矛盾的。 一些認為他通過建立學校和創造工作機會， 的確減少了一些對于女性的壓迫；但事實比這復雜得多，
在這些公共政策中， 女性被視為強權機器上的一顆螺絲釘， 應該如何行動依舊依靠于一個更大的權力體系的運作。 簡單來說， 她們的選擇不僅是非自主的， 還具有一定的限制性。 這些“開放性”政策旨在鼓勵女性進入國家行政部門， 為國家“現代化”服務， 所以真正獲得開放的行業十分有限， 僅僅是中上層的女性從中受益。 這些“解放女性”的政策有兩個作用， 一是通過從教士手中接過了對道德價值的解釋權，
隨著女性迎來不戴頭巾的“解放”， 女性身體開始被高度物化和客體化。 戴頭巾的女性在街上會被警察騷擾， 不戴頭巾的女性則受到男性不同程度的騷擾。 人們開始對女性的外貌、言行和衣著提出要求， 女性先是受到強權的擠壓， 無法在戴或不戴頭巾之間進行自由選擇；之后“被摘掉”頭巾身體被作為客體遭遇“男性凝視”， 這些負擔一并由女性身體來承擔， 她們開始受到來自社會全方位的規訓和控制。 不僅被教育什么樣的身材才是“美的”、符合社會審美的以吸引更好的求婚者，
1953年政變后， 伊朗民族主義領導者摩薩德下臺。 伊朗社會面臨貧富差增大、失業率飆高等眾多問題， 更重要的是， 巴列維王朝的一系列政策使得一些曾經的特權階層失去了大部分的特權， 其中便包括了教士階層， 他們的經濟利益和社會地位岌岌可危。 反對派政治力量則在此期間經歷了全面的、完整的重塑， 世俗派的政治妥協和一定程度上的伊斯蘭化使得以霍梅尼為代表的教士階層的伊斯蘭革命敘述占據上風。
兩伊戰爭期間的女性海報， 圖片來源：Pinterest
“女性問題”在革命中再一次成為了主要議題。 以沙里巴提（Ali Sharabati）為代表的革命派知識分子認為， 伊朗社會問題的根源是來自西方的文化毒害（westoxication），而“非伊斯蘭”的女性代表了所有的社會問題：她破壞了社會的道德結構；她是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經濟的消費者；她是西方邪惡文化的傳播者；她還是一個無法被拯救的寄生蟲。因此，重新“伊斯蘭化”女性代表了對于西方帝國主義的拒絕和反抗，是重拾伊斯蘭價值的體現。
在這個背景下，1979年三月六日，霍梅尼頒布法律條令，要求所有女性必須佩戴頭巾。此后為“伊斯化”和“凈化”伊朗社會，政府出臺了一系列將試圖女性困于家庭的政策，包括廢除一系列“非伊斯蘭”的法律、在公共場所實行男女隔離以及關于頭巾的公共宣傳。在革命勝利后不久的一本雜志中，頭巾被描述為重要的保護傘，失去它的女性有將社會再次置于殖民統治中的危險。
這一政治話語在兩伊戰爭中又產生了新的變化。大量的青壯年男性奔赴前線戰場，由此引起的后方勞動力短缺和其他支持工作的迫切需求等生活危機全都交由女性來承擔，她們被鼓勵前往戰場從事洗衣房和廚房工作；在革命期間，政府高調反對托兒所，稱其隔離母親和孩子，此時，托兒所又被稱贊為社會服務的必需品，因其存在能夠讓女性專心致志地（為國家）工作。
往前看，其實從19世紀末期開始，關于女性的爭論一直都如火如荼地進行著。在這一過程中，頭巾問題被高度政治化和道德化，不僅見證了政權的更迭，還成為了政府和教士階級進行權力斗爭的角逐場。然而，所謂“女性問題”從來都是在政治斗爭中生成的，它的出現往往伴隨著一個更大的、也在當時被視為更迫切的政治訴求，女性的聲音被宏大的口號所掩蓋。在這場戰爭中，提出和討論“女性問題”并不是為扭轉權力機制或打破權力結構而創造空間，而是利用“女性問題”來控制和操縱女性的身體和頭腦，從而將權力變現。
伊朗現代女性
一直到今天，伊朗女性既被要求服從上帝，又被要求服從國家。值得慶幸地是，雖然前文未被提及，伊朗現代史上有著一批又一批在四面楚歌中要求“一間自己的房間”跳舞的女性。她們中一些富裕，另一些貧窮；一些虔誠，另一些世俗，以或英勇或溫和的方式試圖拆掉鐵窗。她們到底是否能夠取得顯著的成效，還是說，結構性的困境依然難以克服，依然很難說。但毫無疑問地是，無論結果如何，在面臨社會規訓、權力控制的情況下，人類爭取自由的實踐行為還未窮盡。這一點適用于每個國家。
伊朗社會問題的根源是來自西方的文化毒害（westoxication），而“非伊斯蘭”的女性代表了所有的社會問題：她破壞了社會的道德結構；她是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經濟的消費者；她是西方邪惡文化的傳播者；她還是一個無法被拯救的寄生蟲。因此，重新“伊斯蘭化”女性代表了對于西方帝國主義的拒絕和反抗，是重拾伊斯蘭價值的體現。在這個背景下，1979年三月六日，霍梅尼頒布法律條令，要求所有女性必須佩戴頭巾。此后為“伊斯化”和“凈化”伊朗社會，政府出臺了一系列將試圖女性困于家庭的政策，包括廢除一系列“非伊斯蘭”的法律、在公共場所實行男女隔離以及關于頭巾的公共宣傳。在革命勝利后不久的一本雜志中，頭巾被描述為重要的保護傘，失去它的女性有將社會再次置于殖民統治中的危險。
這一政治話語在兩伊戰爭中又產生了新的變化。大量的青壯年男性奔赴前線戰場，由此引起的后方勞動力短缺和其他支持工作的迫切需求等生活危機全都交由女性來承擔，她們被鼓勵前往戰場從事洗衣房和廚房工作；在革命期間，政府高調反對托兒所，稱其隔離母親和孩子，此時，托兒所又被稱贊為社會服務的必需品，因其存在能夠讓女性專心致志地（為國家）工作。
往前看，其實從19世紀末期開始，關于女性的爭論一直都如火如荼地進行著。在這一過程中，頭巾問題被高度政治化和道德化，不僅見證了政權的更迭，還成為了政府和教士階級進行權力斗爭的角逐場。然而，所謂“女性問題”從來都是在政治斗爭中生成的，它的出現往往伴隨著一個更大的、也在當時被視為更迫切的政治訴求，女性的聲音被宏大的口號所掩蓋。在這場戰爭中，提出和討論“女性問題”并不是為扭轉權力機制或打破權力結構而創造空間，而是利用“女性問題”來控制和操縱女性的身體和頭腦，從而將權力變現。
伊朗現代女性
一直到今天，伊朗女性既被要求服從上帝，又被要求服從國家。值得慶幸地是，雖然前文未被提及，伊朗現代史上有著一批又一批在四面楚歌中要求“一間自己的房間”跳舞的女性。她們中一些富裕，另一些貧窮；一些虔誠，另一些世俗，以或英勇或溫和的方式試圖拆掉鐵窗。她們到底是否能夠取得顯著的成效，還是說，結構性的困境依然難以克服，依然很難說。但毫無疑問地是，無論結果如何，在面臨社會規訓、權力控制的情況下，人類爭取自由的實踐行為還未窮盡。這一點適用于每個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