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期間，
軍統局負有收集日方情報的任務。
張治平與鈴木卓爾在香港開始談判后，
戴笠非常關注，
不斷向蔣介石匯報，
也不斷給予張治平指示。
當他獲知日方代表攜帶近衛首相的親筆函及板垣征四郎的保證書到港后，
即于9月4日轉報蔣介石，
請示是否可以接受上述兩項文件。
兩天之后，
情況突然發生變化。
板垣征四郎
8月下旬，
板垣征四郎為加強“桐工作”，
將和知鷹二少將派到香港。
和知鷹二懷疑鈴木所述的可靠性，
向時在香港的《大公報》主編張季鸞詢問“真相”。
張自1938年起，
即在香港和日方各色人物聯系，
刺探消息，
供蔣介石決策參考。
他從和知鷹二處得悉張治平等與鈴木談判的情況后，
于9月2日致函在蔣介石的侍從室任職的陳布雷，
匯報所得消息，
分析日方何以相信張治平、鈴木談判的原因：一是最初之交涉人攜有“委員長之委任狀”——“研究對日問題咨議”；二是“相信宋子良先生之有力量”；三是“華方交涉人張某、陳某中間曾要求板垣來一信，
向華方示閱，
而數星期后華方交涉人得到委員長之回信，
亦交日方閱看，
日方將此信照相帶回”。
張季鸞指出：“此為板垣相信此事之最大原因。
”張函并稱：“最后華方又要求近衛須有所表示，
故近衛來一信。
據稱，
長沙之會見及岳軍先生之赴漢，
皆先已商妥者，
現在僅余畫龍點睛之正式決定而已。
”但是，
張季鸞判斷，
所謂委員長親筆函件及軍委會委任狀均“徹底為捏造之故事”，
“顯系受騙或互欺”。
其根據為：“我領袖何以能有回信，
此在常識上盡可判斷者。
”“所稱交涉人有委任狀，
根本即是虛假，
中國政府永不會派出有委任狀之人找日方接洽。
我軍事委員會現在亦根本無咨議之官銜。
”張季鸞猜測：“此事始終與汪逆、周逆有關。
”他要求嚴查此事，
函稱：“惟有一點不容忽視者，
即有人敢偽造委員長之信件，
顯為重大犯罪行為，
應加以徹查。
”9月3日，
張季鸞再次致函陳布雷，
認為“此案敵人陷于極可笑之失敗，
但我亦曾受不利之影響。
蓋因此使敵人看輕，
認為易與，
同時，
使汪、周便于作祟，
故必須徹底糾查。
目前最須嚴防者，
為再出現委員長復近衛之假信。
”他建議：“可令張治平來渝，
即禁其離開，
而從容詢查之。
”
和知鷹二
張季鸞
（ 楊天石：《找尋真實的蔣介石 ：蔣介石日記解讀（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