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6月， 一位名叫斯諾登的美國年輕人將美國國家安全局“棱鏡計畫（PRISM）”監聽專案的秘密文檔披露給了英國《衛報》和美國《華盛頓郵報》。
五年前的今天（2013年6月6日）， 《衛報》和《華盛頓郵報》報導， 美國國家安全局（NSA）和聯邦調查局（FBI）於2007年啟動了一個代號為“棱鏡”的秘密監控專案， 直接進入美國網路公司的中心伺服器裡挖掘資料、收集情報， 包括微軟、雅虎、穀歌、蘋果等在內的9家國際網路巨頭皆參與其中。
美國政府因“棱鏡計畫”曝光而備受壓力， 並發起一項內部調查， 評估這一洩密事件導致的國家安全潛在損失。 時任國會眾議院議長約翰·博納2013年6月11日把洩密者愛德華·斯諾登稱為“叛國者”。
披露這一監聽項目後， 斯諾登被美國通緝， 流亡俄羅斯。 五年過去了， 他最近接受《衛報》採訪時表示， 對揭露這項震驚政府、情報機構和大型互聯網公司的監聽項目毫不後悔。
斯諾登 圖片來源：衛報
秘密披露的那一天
我知道， 原來的生活結束了
在和《衛報》的電話採訪中， 他回憶起“棱鏡計畫”被披露， 他的世界被改變的那一天。 他睡在酒店裡， 當他醒來時， 美國國家安全局一直在收集數百萬美國人電話資料的消息已經傳播了幾個小時。
斯諾登知道， 從那一刻開始， 他原來的生活結束了。 “這很可怕， 但是一種解脫。 有一種一切都終結了的感覺， 沒有回頭路了。
從那以後的五年裡他都經歷了什麼？
他是世界上最著名的逃亡者， 是一部獲奧斯卡獎紀錄片、一部好萊塢電影以及多本圖書的主角。 因為他的洩密， 美國和英國面臨著來自司法部門關於監控立法的壓力， 兩個國家都通過了針對監控的新立法；面對公眾對隱私保護的強烈訴求， 互聯網公司加強了對使用者資訊的加密保護。
對於這些變化， 斯諾登稱， 一些隱私維權人士對事態的發展依然感到失望， 但他沒有做具體透露。 “人們說一切都沒有改變， 因為仍然有大規模的監控存在。 但衡量變化的方式是有不同的， 回顧2013年以及後來發生的一切， 其實一切都變了。 ”
他說， 最重要的是公眾意識的變化。 “以前政府和企業監聽我們，
做這件事不後悔
促進情報部門提升開放程度
對於披露“棱鏡計畫”， 斯諾登毫不後悔， “如果考慮個人安全， 我就不會離開夏威夷。 （他曾在夏威夷為美國國家安全局工作）”
他說自己現在的生活是不確定的， 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不確定。 他認為自己能在俄羅斯避難源於俄羅斯政府的臨時決定， 而英國和美國情報機構依然還沒有諒解他的行為。 對他們來說， 他的洩密是一種殘酷的背叛， 造成的損害是公眾無法意識到的。
這一觀點在英國政府通信總部（GCHQ）負責人傑瑞米·弗萊明的一份聲明中表現明顯， 弗萊明日前接受《衛報》採訪時稱，
美國和英國政府的憤怒不僅在於被公佈的少於1%的檔， 還在於那些未公佈的檔。 他們不得不假設， 所有被斯諾登接觸過的檔都有可能被洩露， 他們不得不拋棄這些檔。
另一個變化是情報部門的透明程度， 在斯諾登事件之前， 媒體向GCHQ提出的採訪請求通常得不到任何回應， 但現在他們願意參與進來， 弗萊明對《衛報》採訪的回應體現了這一逐漸發生的變化。
弗萊明的聲明中表達了對機構開放的承諾， 但也明確表示不認為這是“斯諾登事件”帶來的影響，
傑瑞米•弗萊明在一次安全會議上發言 圖片來源：衛報
促成了新的法規出臺
引發關於隱私和監控界線的大討論
斯諾登事件引發了一場關於隱私和監控界線的大討論， 美國國家安全局前副局長理查·萊吉特去年退休時表示， 政府應該公開大量收集電話資料的事實。 但情報部門裡的其他人， 尤其是美國情報部門的人並不情願把這樣的功績歸功於斯諾登。
GCHQ前總監大衛·奧蒙德認同弗萊明指出的斯諾登洩密給情報部門帶來的損失， 但他也承認， 斯諾登促成了新的法規出臺。 “現在必要的情報收集已經有了更健全和更透明的法律。當然，這些法律早晚會出臺，但他的行為確實加快了這一進程。”
美國國會在2015年通過了“自由法案”，遏制住了大規模搜集電話資料的現象。一年以後，英國國會通過了備受爭議的《調查權力法案》。
羅斯·安德森是劍橋大學電腦研究室的安全工程教授，也是一名研究網路安全和隱私的專家。他將斯諾登事件視作一個開創性事件。他說：“斯諾登事件，直接改變了公眾看待事情的方式。它可能在英國沒有造成多大影響，因為英國人喜愛詹姆斯·邦德這種特工文化。但是在世界其他地方，所有人都開始認為受到監視確實是一個重要問題。”
英國的議員和媒體對此事的關注度遠不及他們在歐美和亞太地區的同行。當然也有例外，自由民主黨議員朱利安·休伯特對斯諾登事件保持關注，一直到他在2015年大選失去議員席位。他說，“斯諾登事件造成了巨大的震動，它導致一些機構在工作中保持更高的透明度。”
反擊才剛剛開始
倒逼科技公司關心用戶隱私
斯諾登事件的影響，最顯而易見的是通訊應用“WhatsApp”的“黃色小泡”提示。2016年開始，使用WhatsApp發送資訊後會出現“黃色小泡”提示：“該聊天中的資訊和通話正通過端對端加密進行保護。”
在斯諾登事件發生前，此類加密只是給特定目標人群或者多疑使用者使用的。唯一例外的是蘋果的iMessage，在2011年發佈時就採用端對端加密。
電子前沿基金會國際言論數位權利小組的主管吉利安·約克說：“如果回到2013年，我應該會是使用加密通訊應用‘Signal’的先驅者。那時我手機裡還有另一個郵件加密工具PGP，但當時沒有太多人使用它。”
主流科技公司的開發者也對斯諾登的洩密感到憤怒，但也開始行動起來。比如WhatsApp，在泄事件案發生一年後該公司被Facebook收購，並啟動了加密保護。其他還包括雅虎首席資訊安全官艾利克斯·斯塔莫斯，因為不願支持監聽行為從雅虎辭職。（現在斯塔莫斯是Facebook安全部門的負責人）
約克說，“如果沒有斯諾登，加密應用Signal不會獲得融資，Facebook也不會聘用斯塔莫斯，他會留在雅虎。這些小事最終導致了大事的發生，所有這些公司並不是像他們自己說的‘我們關心隱私’，我認為他們的行動是被斯諾登事件逼迫的。”
在採訪接近尾聲的時候，斯諾登想起了他的一個別名，辛辛納圖斯，一個為公眾服務後回到農場的羅馬人。斯諾登說他的感受和辛辛納圖斯相同，他完成了自己的任務，回歸安靜的生活，將時間花在開發一個説明記者保護新聞源的工具上。斯諾登說：“我現在比以往時候更加充實。”
但是他不會將這個“五周年紀念日”當成一個勝利的慶祝日，“還有很多事情要做，政府和企業在這場遊戲中已經很長時間了，而我們的反擊才剛剛開始。”
紅星新聞記者丨蔣伊晉 編譯報導
編輯丨平靜
對於此事，你怎麼看？
本文為紅星新聞（微信號：cdsbnc）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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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必要的情報收集已經有了更健全和更透明的法律。當然，這些法律早晚會出臺，但他的行為確實加快了這一進程。”美國國會在2015年通過了“自由法案”，遏制住了大規模搜集電話資料的現象。一年以後，英國國會通過了備受爭議的《調查權力法案》。
羅斯·安德森是劍橋大學電腦研究室的安全工程教授，也是一名研究網路安全和隱私的專家。他將斯諾登事件視作一個開創性事件。他說：“斯諾登事件，直接改變了公眾看待事情的方式。它可能在英國沒有造成多大影響，因為英國人喜愛詹姆斯·邦德這種特工文化。但是在世界其他地方，所有人都開始認為受到監視確實是一個重要問題。”
英國的議員和媒體對此事的關注度遠不及他們在歐美和亞太地區的同行。當然也有例外，自由民主黨議員朱利安·休伯特對斯諾登事件保持關注，一直到他在2015年大選失去議員席位。他說，“斯諾登事件造成了巨大的震動，它導致一些機構在工作中保持更高的透明度。”
反擊才剛剛開始
倒逼科技公司關心用戶隱私
斯諾登事件的影響，最顯而易見的是通訊應用“WhatsApp”的“黃色小泡”提示。2016年開始，使用WhatsApp發送資訊後會出現“黃色小泡”提示：“該聊天中的資訊和通話正通過端對端加密進行保護。”
在斯諾登事件發生前，此類加密只是給特定目標人群或者多疑使用者使用的。唯一例外的是蘋果的iMessage，在2011年發佈時就採用端對端加密。
電子前沿基金會國際言論數位權利小組的主管吉利安·約克說：“如果回到2013年，我應該會是使用加密通訊應用‘Signal’的先驅者。那時我手機裡還有另一個郵件加密工具PGP，但當時沒有太多人使用它。”
主流科技公司的開發者也對斯諾登的洩密感到憤怒，但也開始行動起來。比如WhatsApp，在泄事件案發生一年後該公司被Facebook收購，並啟動了加密保護。其他還包括雅虎首席資訊安全官艾利克斯·斯塔莫斯，因為不願支持監聽行為從雅虎辭職。（現在斯塔莫斯是Facebook安全部門的負責人）
約克說，“如果沒有斯諾登，加密應用Signal不會獲得融資，Facebook也不會聘用斯塔莫斯，他會留在雅虎。這些小事最終導致了大事的發生，所有這些公司並不是像他們自己說的‘我們關心隱私’，我認為他們的行動是被斯諾登事件逼迫的。”
在採訪接近尾聲的時候，斯諾登想起了他的一個別名，辛辛納圖斯，一個為公眾服務後回到農場的羅馬人。斯諾登說他的感受和辛辛納圖斯相同，他完成了自己的任務，回歸安靜的生活，將時間花在開發一個説明記者保護新聞源的工具上。斯諾登說：“我現在比以往時候更加充實。”
但是他不會將這個“五周年紀念日”當成一個勝利的慶祝日，“還有很多事情要做，政府和企業在這場遊戲中已經很長時間了，而我們的反擊才剛剛開始。”
紅星新聞記者丨蔣伊晉 編譯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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