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3年， 即大清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十三日， 剛好迎來八十壽誕的乾隆皇帝， 在承德避暑山莊接受了英國馬戛爾尼使團的覲見與祝壽。 英王喬治三世派遣使團不遠千里、漂洋過海來到大清國， 當然不是為了向乾隆爺拜壽， 而是希望說服大清國開放門戶， 允許兩國自由通商。
馬戛爾尼使團具體提出了哪些通商請求呢？我們翻開《清高宗實錄》， 里面收錄有乾隆皇帝寫給英王的兩封敕諭， 敕諭上乾隆爺提到：
爾國王表內懇請， 派一爾國之人住居天朝、照管爾國買賣；
爾使臣稱， 爾國貨船將來或到浙江寧波、珠山及天津、廣東地方收泊交易；
爾使臣稱， 爾國買賣人要在天朝京城另立一行， 收貯貨物發賣；
爾使臣稱， 欲求相近珠山地方小海島一處， 商人到彼， 即在該處停歇， 以便收存貨物；
據稱， 撥給附近廣東省城小地方一處， 居住爾國夷商， 或準令岙門居住之人出入自便；
又據稱， 英吉利國夷商自廣東下岙門， 由內河行走， 貨物或不上稅， 或少上稅。
據此敕諭可知， 馬戛爾尼向乾隆皇帝提出了六條通商請求。 為便于你理解， 我翻譯成大白話：
1、請允許英國派遣大使駐于京師， 照管英商對華貿易；
2、請開放寧波、珠山（即舟山群島）及天津、廣東等口岸， 允許英國商船靠岸貿易；
3、請允許英國商人在京師設立商行， 收貯商貨；
4、請批準英國商人租住舟山一處小海島；
5、請允許在廣州城附近選擇一處地方作為英商的居留地， 并允許岙門（即澳門）的英商自由出入廣東；
6、請允許英國商船通過內河自廣東進入岙門， 并減免關稅。
對馬戛爾尼提出的這六條通商請求， 乾隆爺逐條作出拒絕， 理由是“與天朝體制不合， 斷不可行”。 在敕諭的最后， 乾隆爺還跟英王推心置腹地說：“以上所諭各條， 原因爾使臣之妄說， 爾國王或未能深悉天朝體制， 并非有意妄干。 ……今爾使臣所懇各條， 不但于天朝法制攸關， 即為爾國代謀， 亦俱無益難行之事， 茲再明白曉諭。 爾國王當仰體朕心， 永遠遵奉。 ”
馬戛爾尼使團鎩羽而歸。
這不是西洋人第一次來到東亞大陸， 向老大帝國請求自由通商， 早在17世紀初， 已有荷蘭海商來到廣州城，
半個世紀后， 明清已經易代， 大清順治九年（1652）， 荷蘭東印度公司又派人來到廣州城， “請貢， 兼請貿易”， 廣東巡撫具奏朝廷， “經部議駁” ， 荷蘭人的通商要求被清廷駁回， 理由是荷蘭商人沒有貢表， 亦無舊章可循。
順治十二年（1655）， 荷蘭東印度公司終于派了一支正式的使團， 帶著荷蘭國主的進貢表文與貢品， 前往北京朝貢。 次年， 荷蘭使團抵達京師， 向順治皇帝行三跪九叩之禮， 請求發展朝貢貿易。 順治皇帝這才批復：“著八年一次來朝， 員役不過百人， 止令二十人到京， 所攜貨物在館交易， 不得于廣東海上私自貨賣。 ” 允許荷蘭每八年來華進行一次朝貢貿易。
這顯然不是荷蘭人想要的結果。 所以荷蘭人實際上也沒有按時前來朝貢， 康熙四年（1665）， 當時的禮部尚書向皇帝報告， “查得順治十三年荷蘭國來進貢時， 諭曰：‘隔八年來朝拜一次。 欽此。 ’如今算來， 康熙二年當為進貢之年， 但至今尚未進貢。 ” 清廷大臣哪里知道荷蘭人意不在朝貢， 而在通商。
到康熙二十三年（1684）， 清廷結束海禁， 宣布開海：“今海內一統， 海宇寧謐， 無論滿漢人等一體， 令出海貿易， 以彰富庶之治， 得旨允行。 ” 并于次年在廈門設閩海關， 寧波設浙海關， 廣州設粵海關， 上海設江海關， 管理海外貿易， 史稱“四口通商”。 荷蘭商人自此可以在沿海口岸與大清國互市， 不再需要依賴朝貢。
但康熙朝的“四口通商”體制推行了70余年便被乾隆爺廢止了。
今人對“一口通商”體制曾有過誤解， 以為“一口通商”是“封閉江、浙、閩三海關， 僅留廣州一口與外貿易”， “標志著清代閉關政策的制度化” 。 但事實上， 乾隆倒沒有下令關閉江、浙、閩三大海關， 只是不準西洋商船前往除廣東口岸之外的港口貿易， 東洋和南洋商船還是可以在江、浙、閩三關停泊互市的。 不過， 一些替“一口通商”體制辯誣的學者又有點矯枉過正了， 認為乾隆的“一口通商”政策“合乎國情”， “任何主權國家都有權制定自己的對外貿易政策， 有權決定開放哪些港口或關閉哪些港口” 。持此論者，沒有看到乾隆“一口通商”政策與18世紀以來國際貿易潮流與近代通商體制的背道而馳。
作為海上貿易后起之秀的大英帝國，自然要想方設法讓清王朝開放更多口岸。正是在這一歷史背景下，英王派遣了馬戛爾尼使團前來大清國覲見乾隆皇帝，但我們結果知道了，沒戲。過了20多年，嘉慶二十一年（1816），英國又派了另一個使團，“循乾隆五十八年貢道”，到達京師晉見嘉慶帝，再次提出通商要求。但嘉慶看到英使呈上來的貢表，“抗若敵體”，很不高興，“絕不與通” 。英使又一次無功而返。
通過遣派上表無法說服清王朝開放門戶的英國人不會甘心放棄東亞最龐大的市場。又過了20多年，道光二十年（1840），英國憑恃其堅船利炮，對大清國發起了一次軍事進攻，這便是“鴉片戰爭”。大清國大敗，被迫簽訂《南京條約》。當初馬戛爾尼使團未能現實的目標，全都變本加厲在《南京條約》中實現了。后世稱贊乾隆皇帝維護了“貿易主權”的人，不知有沒有想過，正是乾隆的顢頇自大埋下了子孫喪權辱國的禍根。
有權決定開放哪些港口或關閉哪些港口” 。持此論者，沒有看到乾隆“一口通商”政策與18世紀以來國際貿易潮流與近代通商體制的背道而馳。作為海上貿易后起之秀的大英帝國，自然要想方設法讓清王朝開放更多口岸。正是在這一歷史背景下，英王派遣了馬戛爾尼使團前來大清國覲見乾隆皇帝，但我們結果知道了，沒戲。過了20多年，嘉慶二十一年（1816），英國又派了另一個使團，“循乾隆五十八年貢道”，到達京師晉見嘉慶帝，再次提出通商要求。但嘉慶看到英使呈上來的貢表，“抗若敵體”，很不高興，“絕不與通” 。英使又一次無功而返。
通過遣派上表無法說服清王朝開放門戶的英國人不會甘心放棄東亞最龐大的市場。又過了20多年，道光二十年（1840），英國憑恃其堅船利炮，對大清國發起了一次軍事進攻，這便是“鴉片戰爭”。大清國大敗，被迫簽訂《南京條約》。當初馬戛爾尼使團未能現實的目標，全都變本加厲在《南京條約》中實現了。后世稱贊乾隆皇帝維護了“貿易主權”的人，不知有沒有想過，正是乾隆的顢頇自大埋下了子孫喪權辱國的禍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