戲劇《武松殺嫂》劇照
水滸故事里的潘金蓮， 受王婆教唆， 將一碗砒霜灌進了武大郎之口， 謀殺了親夫。 她的下場也比較凄慘：被武松一刀殺死， 以命償命。 武松殺嫂屬于私人復仇， 如果走司法程序呢？拋開《水滸傳》對宋代司法的抹黑化描述不提， 按宋朝法律， 潘金蓮也是罪無可恕、難逃一死。
潘金蓮謀殺親夫的行為， 涉及兩條刑律。 《宋刑統?賊盜律》“謀殺條”規定：“諸謀殺周親尊長、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父母者， 皆斬”。 宋朝經常有大赦， 死罪有時候可以獲得赦免， 改為流刑之類。 但潘金蓮之罪不在大赦之內， 因為《宋刑統?名例律》“十惡條”又規定：“惡逆，
總而言之， 潘金蓮犯下之罪行， 以及應得之刑罰， 是當時法律規定得十分清楚的， 不存在爭議。 值得我們拿出來討論的是另一個問題：假如武大郎不是死于潘金蓮親自喂下的一碗砒霜， 而是被西門慶一腳踹死， 潘金蓮只有與西門慶通奸的事實， 而無參與殺人的行為， 那么她又該當何罪？
我看過一篇評析武松復仇案法律問題的文章， 作者說：“假設當初西門慶腳踢武大， 致使其死亡， 不但要追究西門慶的責任，
作者的結論當然有宋朝法律提供支持， 因為《宋刑統?賊盜律》“謀殺條”中有這么一條規定：“犯奸而奸人殺其夫， 所奸妻妾雖不知情， 與同罪。 ”并附注說明：“犯奸而奸人殺其夫， 謂妻妾與人奸通， 而奸人殺其夫， 謀而已殺、故殺、斗殺者， 所奸妻妾雖不知情， 與殺者同罪， 謂所奸妻妾亦合絞。 ”（參見張未然《武松復仇案件的法律評析》）按這一立法， 潘金蓮自然是與西門慶同罪。
以今天的司法文明準則來衡量， 《宋刑統?賊盜律》的這一條規定無疑是比較野蠻的，
其實， 熟悉《宋刑統》的朋友都會知道， 《宋刑統》的內容基本上抄自《唐律疏議》， 連諸多不合時宜的條款都照抄不誤， 其中就包括“犯奸而奸人殺其夫， 所奸妻妾雖不知情， 與同罪”的條文。 而在實際的司法過程中， 地方法院碰到這類案件時， 并不是直接援引《宋刑統》的相關條款判奸婦死刑， 而是作為疑案奏讞。
熙寧年間， 邵武軍便發生了一起“犯奸而奸人殺其夫”的案子：“婦陳與人奸， 謀殺其夫已定， 其夫醉歸， 陳不鍵門， 奸者因入殺之。 ”邵武軍有個姓陳的婦女與人通奸， 奸夫計劃謀殺親夫。 這一日， 親夫喝醉酒歸來， 陳氏沒有鎖門， 奸夫得以推門而入， 殺掉昏睡中的親夫。
中央法司在議法時， 發生了爭論。 大理寺認為， 本案中， 陳氏只是從犯， 而且沒有“加功”， 依法當判流刑。 宋朝法律概念中的“加功”， 是指有協同殺人的行為：“雖不下手殺人， 當時共相擁迫， 由其遮遏， 逃竄無所， 既相因籍， 始得殺之， 如此經營， 皆是加功之類”。 也就是說， 大理寺對“犯奸而奸人殺其夫”案中奸婦的判決， 秉持這樣一種定罪原則：看奸婦是主謀還是從犯， 是否有“加功”行為， 而不是不問青紅皂白一律定為死罪。
不過， 大理寺的判決在送刑部審核時， 被刑部郎中杜纮駁回。 杜纮認為， 大理寺議法不當，
由于杜纮對大理寺的判決提出了異議， 宋政府便將案子發到御史臺“詳審定度”。 御史臺詳議了本案之后， 首先對崔臺符、韓晉卿、莫君陳等幾名刑部官員提出了彈劾， 認為他們在刑部與大理寺發生司法辯論時， “無所可否， 但據狀申都省”， “循默茍簡， 無任責之心”。 結果崔臺符被“罰銅十斤”， 韓晉卿、莫君陳“各八斤”。
那么是不是說明御史臺贊同杜纮的主張呢？不是， 因為御史臺最后裁定， 刑部郎中杜纮“駁議不當”， 也要懲罰， 導致“杜紘罰銅八斤， 展磨勘二年”。 據此，我們可以合理推測，邵武軍因奸殺人案最終的結果，應該是維持大理寺的判決，陳氏并沒有被判死刑。
南宋時，法律更是明確規定，“諸犯奸而奸人緣奸殺其夫，妻不知情者，奏裁。”敕文收錄入《慶元條法事類》。宋朝司法，敕文的適用優先于刑統，換言之，《宋刑統》中關于“犯奸而奸人殺其夫，所奸妻妾雖不知情，與同罪”的條款，是存而不論的“睡眠條款”。潘金蓮如果沒有參與謀殺武大郎，按照宋朝法律與司法慣例，她是罪不至死的。
據此，我們可以合理推測，邵武軍因奸殺人案最終的結果，應該是維持大理寺的判決，陳氏并沒有被判死刑。南宋時，法律更是明確規定，“諸犯奸而奸人緣奸殺其夫，妻不知情者，奏裁。”敕文收錄入《慶元條法事類》。宋朝司法，敕文的適用優先于刑統，換言之，《宋刑統》中關于“犯奸而奸人殺其夫，所奸妻妾雖不知情，與同罪”的條款，是存而不論的“睡眠條款”。潘金蓮如果沒有參與謀殺武大郎，按照宋朝法律與司法慣例，她是罪不至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