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前面談到：從唐朝起， 古代政府將法官的錯判分為四大類型：故入人罪、故出人罪、失入人罪、失出人罪。 故入人罪， 指司法官徇私枉法， 故意將無罪之人判有罪， 或將輕罪判為重罪；故出人罪， 指司法官故意為罪犯開脫， 將有罪之人判無罪， 或者重罪輕判；失入人罪， 指司法官因過失， 誤將無罪之人入罪， 或將罪輕者重判；失出人罪， 指司法官因為失誤， 將有罪之人判無罪， 或將罪輕之人判重罪。
前面我們已經介紹了宋代對故入人罪、故出人罪、失入人罪的責任追究， 點這里可以回看：
今天我們繼續來說說宋朝政府對“失出人罪”的問責。
熙寧八年（1075）， 洪州（今江西南昌）發生一起錯判：當地平民周汝熊犯下徒罪， 但洪州司法官因為失誤， 給判了杖罪， 屬于“失出人罪”。 在中央法司對這一判決進行審查時， 有人提議對洪州司法官作出處罰， 但中書堂后官劉袞駁議說：“洪州官吏當原。 ”劉袞又建議：“請自令官司出入人罪， 皆用此令。 ”意思是， 今后司法官失入、失出人罪， 都可以援引洪州例， 給予諒解。 大理寺卻提出：“失入人罪， 乃官司誤致罪于人， 難用此令。 其失出者，
宋人的奏疏也透露了宋代“失出不坐”的信息。 宋仁宗慶歷年間， 一位大臣說：“祖宗積德， 陛下好生， 失出者不為深罪， 失入者終身負責。 ” 宋哲宗元祐年間， 又有大臣說：“伏見法寺斷大辟， 失入一人有罰， 失出百人無罪；斷徒流罪， 失入五人則責及之， 失出雖百人不書過。 ”
元祐初年， 執政官提議：“天下讞獄， 失出入者同坐。 ”將“失出人罪”視同“失入人罪”， 同樣問責。 但這一動議受到給事中喬執中的封駁：“先王重入而輕出， 恤刑之至也。 今一旦均之， 恐自是法吏不復肯與生比， 非好生洽民之意也。 ”
不過， 由于朝廷對“失出人罪”不問責， 法官在司法審判過程中難免會傾向于輕縱罪犯， 有損司法公正。
紹圣四年（1097）十一月， 朝廷又修訂法律， 將“失出死罪”三人比照“失入死罪”一人處置， 問責略嚴。 但過了幾年， “失出有罰”的立法就被否決了——元符三年（1100）， 有大臣提出：“大理寺讞斷天下奏案， 元豐舊法無失出之罪罰， 后因臣僚建言， 增修失出比較。 逮紹圣立法， 遂以失出三人比失入一人，
說到這里， 我們應該來思考一個問題：為什么宋人這么在乎“失出”坐不坐罪？
本來， 不管是從司法公正的角度， 還是從法官責任的角度來說， 一件案子出現畸輕畸重的不當裁決， 法官都應該接受問責才對。 那么宋人再三要求朝廷確立“失出不坐”的原則， 是想逃避司法責任嗎？是罔顧司法公正嗎？當然不是。 《宋刑統》延續“出入人罪”的立法， 嚴懲“故入人罪”與“故出人罪”， 問責“失入人罪”， 都是為了維護司法的基本公正， 建立法官責任制度。
但對于“失出人罪”如何問責， 宋人的著眼點， 卻不是“司法公正”， 而是盡最大程度避免無辜者受冤。 我們看宋代士大夫論證“失出不坐”時， 往往都會援引《尚書?皋陶謨》記載的一項司法理念：“罪疑惟輕。 ”罪疑惟輕的意思， 就是疑罪從輕、疑罪從無。
我們要理解宋人為什么強調“失出不坐”的用心， 必須把握這個關節點。
為什么說“失出不坐”就是“罪疑惟輕”的體現呢？道理很簡單：導致出現“失出”或“失入”的案子， 通常都是案情存存在疑點、證據存在疑問、法律適用存在疑難的疑案， 法官在裁決這樣的疑案時， 可以選擇“惟重”（意味著可能會犯“失入”之錯）， 也可以選擇“惟輕”（意味著可能會犯“失出”之錯）。 如果法官問責原則是“失入有罰， 失出不坐”，那么基于“常人之情，能自擇利害”的經濟人理性，法官自然會傾向于作為從輕乃至從無的判決，從而達成了疑罪從輕、疑罪從無的效果。
（文章引用了不少文言文，以前有網友留言說看不懂。我建議，看不懂就多看看，學習一點文言文，你會更有B格的）
失出不坐”，那么基于“常人之情，能自擇利害”的經濟人理性，法官自然會傾向于作為從輕乃至從無的判決，從而達成了疑罪從輕、疑罪從無的效果。（文章引用了不少文言文，以前有網友留言說看不懂。我建議，看不懂就多看看，學習一點文言文，你會更有B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