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年前的7月7日， 盧溝橋一聲槍響， 是中國全面抗戰的開始， 更是民族精神新的起點。
此前， 中國人民曾歷盡紛爭歲月， 而鷹視狼顧的日本帝國主義則積小進為大取， 零刀割肉， 利用中國內部紛爭擴大在華權益， 這一切， 都隨著七七事變的爆發迎來轉折點。
全民族團結抗戰， 四萬萬同胞團結一心共御外侮， 爆發出驚人的戰斗力。
“七七事變”， 讓中國人遭受了苦難， 也讓中國人懂得了兄弟一心， 其利斷金。
81年前， 大刀向鬼子頭上砍去， 81年后， 大刀也許已有青銹， 但民族團結的精神仍在， 璀璨如昨。
在南京民間抗日戰爭博物館里，
館里收藏著不少館長吳先斌歷經多年收藏的抗戰文物， 有不少與“七七事變”直接或間接相連。
譬如一套幾年前他從北京潘家園購得上海 《良友》畫報在淞滬會戰時期的抗戰特刊， 花了4萬元。
1937年8月， 淞滬會戰。 中國抗日戰爭史學會會長步平稱， 這是“‘七七事變’后中日雙方在中國抗日戰爭中的第一場大型會戰， 標志全面戰爭的真正開始”。
七七抗戰紀念特刊
《良友戰事畫刊》第1期：日軍艦駛抵楊樹浦附近， 陸戰隊登錄準備作戰。
《良友戰事畫刊》刊登的上海受訓市民參加上海保衛戰。
還有一套極其珍貴的《戰爭叢書》。
這部日本防衛廳版《戰爭叢書》有102卷， 還附有一卷修訂本， 共計103卷， 一本本堆起來有2米多高，
這套書出版于上世紀60年代后期， 當時出版數量很少， 出版后一直未再版。 在日本留學生賈玉龍等人幫助下， 吳先斌經過拍賣程序購買了這套書， 加上運回南京的費用， 一共花了2萬多元人民幣。 為了便于南京相關歷史研究專家學者前來查詢， 館方提供了翻譯成中文的全套叢書目錄。
日本防衛廳版《戰爭叢書》
目前， 南京民間抗日戰爭博物館館藏的和抗戰有關的4萬冊圖書中， 這套叢書是重中之重， 也是“塊頭”最大的。 現版《戰史叢書》共102卷， 其中“大本營關系”34卷， “陸軍戰史”37卷， “海軍戰史”21卷， “陸軍航空戰史”9卷， “年表”1卷， 共計6.2萬余頁。 該叢書于1956年開始編撰， 從1966年出版第1卷《進攻馬來半島》到1980年出版第102卷《陸海軍年表》，
戰后日本防衛廳編纂的《華北治安戰》
談及這套叢書的價值， 吳先斌表示， 這部叢書當年是根據日軍軍部大本營檔案資料編輯的， 是日本軍方第一手作戰資料， 可信度較高。 例如淞滬會戰、進攻南京作戰， 除了附有作戰示意圖， 還有詳細的兵力部署、火力配備、進攻方向等， 把這些資料和中方保衛南京國民政府軍隊資料互為印證和補充， 就能得出客觀、準確、全面的結論， 這套叢書成為研究日本侵華戰爭寶貴的第一手資料。
民國 蘇北新華書店印行 長篇史錄《從七七到九一八》 1949年版
民國 李石涵 著《從七七到八一五》 1949年版-2
民國 蒙藏委員會編譯《抗建叢刊：抗戰八年來之經過-從七七到九九》
現代 抗戰的中國叢刊之六-從“九一八”到“七七”國民黨的投降政策與人民的抗戰運動 1958年11月版
馮玉祥“還我河山”對聯， 在南京民間抗日戰爭博物館里分外醒目。
這是2011年吳先斌從北京嘉德春拍上幾番競價拍回的。
這副馮玉祥寫于1939年7月7日的書法對聯——為了這副對聯， 吳先斌豪擲78.2萬元， 超過他的心理價位近30萬之多， 但他“志在必得， 絕不后悔”。 因為， 這幅作品， 切合博物館的收藏主題， 創作的時代背景也極為特殊。
馮玉祥的《致伯端先生隸書七言聯》創作于1939年7月7日， 即1937年“七七事變”中國抗日戰爭全面爆發的兩年之后，
吳先斌展示馮玉祥對聯
為了確認該作是真跡， 吳先斌還特意去查了對聯上款所題的“伯端先生”為何人——原來這位伯端先生， 本名劉景堂， 香港有“劉景堂研究會”。 他是南國詩社詩人， 廣東番禺人， 1911年廣州黃花崗起義后赴港， 1950年與朋友組社推動詞學， 被公認為香港首屈一指的詞人。
吳先斌覺得馮玉祥書法的動人之處還在于其口語化的特點。 “還我河山”四個字是義正詞嚴的， “要想著收咱失地， 別忘了還我河山”則猶如殷殷叮嚀， 語言淺白又充滿豪情壯志。
民國 中國銀行現金收入傳票 七七獻金戶3491趙林森 拾圓整 民國27年8月23日
民國 中國銀行現金收入傳票 七七獻金捐款戶 大陸電池廠 國幣壹萬元整 民國33年7月13日
除了各種抗戰勝利后回顧總結的研究書籍之外，博物館里收藏的許多“七七獻金”票據也很有故事。
“七七獻金”是什么？
1937年盧溝橋事變發生后，日本侵略者不斷在中國各地制造事端。8月13日日軍開始大規模進攻上海，中國軍隊奮起抵抗，史稱“八一三事變”，由此開始了長達3個月的淞滬會戰。1938年盧溝橋事變一周年之際，武漢率先發起了“七七獻金運動”，“到獻金臺去！”成為當時各報醒目的大標題。
從1938年7月7日早九點起，黑壓壓的民眾就把獻金臺圍個水泄不通，有一個12歲的小工人，一天就跑來捐錢八次；有一個要飯的啞巴，獻了十二個鐵環和兩分錢；賣糖的青年難民張鴻儒痛哭流涕地獻出了一角錢；第二次又獻出了兩包糖；七十四歲的老乞丐周德義也獻出了他半月乞討來的錢……活動到7月9日結束，可是到9日晚，臺前“還是擠滿了人，把臺幾乎都擠垮了”。 各界民眾紛紛要求延長獻金時間，組織者不得不把獻金時間延長兩天，即到7月11日。
7月11日，武漢三鎮獻金圓滿結束，獻金者達到50萬人以上，獻金總數已超過100萬元。
民國 中國銀行轉賬付出傳票 財政部七七獻金戶 解國庫局 拾柒萬叁仟捌佰柒拾叁元整 民國33年8月19日
民國 中國銀行轉賬付出傳票 財政部七七獻金戶 解庫 國幣35500圓整 1944年11月7日
隨后廣東當局于7月15日成立了“廣州各界紀念八一三獻金運動籌備委員會”，推動了“八一三獻金運動”在廣東全省發展。
廣州在運動爆發當日，在“保衛大廣東！”、“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到獻金臺上去！”的呼聲中，所收到的捐款就達到了50萬元，晚上還舉行了10萬人的反日獻金大游行。擦鞋童吳威定小朋友獻金逾百次，每次幾毫甚至一元；鄧滿是位老工人，已年過花甲，硬是將平生積攢下的50元全部獻出；老人何黎氏將自己結婚紀念的金幣捐出……截止到8月19日，廣州全市共收到獻金捐款100多萬元。
民國 中國銀行轉賬收入傳票 財政部七七獻金戶 國幣拾貳萬貳仟圓整 民國33年7月13日
民國 中國銀行轉賬收入傳票 財政部七七獻金戶國幣二萬貳仟壹佰壹拾元正 民國三三年七月十七日
民國 中國銀行轉賬收入傳票 七七獻金捐款戶：裕生公司5000 上海食品社28250 共33250元整 民國三三年七月三日
1943年秋，抗戰處于艱苦之際。11月，馮玉祥將軍從重慶出發，在全川多地奔走，動員國人為抗日獻金。當他到達自貢時，僅自流井民眾就獻了200多萬元法幣。
1944年6月，馮玉祥和夫人李德全又來到自貢發動獻金。在慧生公園召開各界集會，他大聲疾呼：“同胞、同胞，醒醒吧！把那用不著的錢獻給國家，好使我們打走日本鬼子，好使我們子子孫孫活著像個人樣！”當地很快就掀起獻金高潮，不分男女老幼，無論城市鄉村，無不爭先恐后慷慨解囊。
7月22日，在自貢蜀光中學操場召開的“節約獻金救國大會”上，4萬人從各地涌來獻金。其中，個人獻金最多的是鹽商余述懷和王德謙，分別捐獻1200萬和1400萬元，創下個人獻金的全國最高紀錄。
在這場獻金運動中，自貢人傾其所有，創下了22項全國第一：1.2億法幣的捐款全國最多、人均獻金600元、戶均獻金約3000元、個人捐款全國最多等，此外，還有大量的金戒指、金手鐲、黃谷、布鞋等實物。
這些捐獻一部分直接送到了前線，一部分購買了前線急需的醫療器材和藥品，再分到各戰區，解決了受傷將士的救死扶傷的大事；還有一部分送到各地慰勞總會，慰勞傷員、撫恤陣亡將士，救濟失業、流亡的難民和學生。
民國 紐約中國銀行轉賬票據 七七獻金捐款作救濟傷兵難民用 柒仟柒佰圓整 1943年9月
民國 悉尼中國銀行轉重慶財政部357英鎊19先令4便士 七七獻金款轉賬票據 1945年10月25日
其實這樣的獻金無需組織，在全中國的土地上處處都有。
《新華日報》在武漢獻金活動后評論，“這是一個含有重大意義的政治運動。他一方面表現了民眾對于政府堅持抗戰的支持與擁護，對于前方浴血苦斗之將士及其家屬之崇敬與關懷，對于英勇受傷將士與被難同胞的敬重和援助，同時表現了武漢及各地千百萬民眾在目前國難危急的情勢之下，對于抗戰建國事業發揮了自覺的積極性與偉大的英勇精神。”
人民，也只有人民才是歷史的創造者，只有人民才是歷史創造的真正動力。人民群眾是運動中的真正英雄，在日本帝國主義肆意侵略面前沒有驚慌失措，在失去親人和家園的時刻沒有悲觀消沉，他們忍著國仇家恨更加斗志昂揚地貢獻自己的有限的力量。
他們用中華民族的凝聚力證明，中國不會亡，中國一定復興。
除了各種抗戰勝利后回顧總結的研究書籍之外，博物館里收藏的許多“七七獻金”票據也很有故事。
“七七獻金”是什么？
1937年盧溝橋事變發生后，日本侵略者不斷在中國各地制造事端。8月13日日軍開始大規模進攻上海，中國軍隊奮起抵抗，史稱“八一三事變”，由此開始了長達3個月的淞滬會戰。1938年盧溝橋事變一周年之際，武漢率先發起了“七七獻金運動”，“到獻金臺去！”成為當時各報醒目的大標題。
從1938年7月7日早九點起，黑壓壓的民眾就把獻金臺圍個水泄不通，有一個12歲的小工人，一天就跑來捐錢八次；有一個要飯的啞巴，獻了十二個鐵環和兩分錢；賣糖的青年難民張鴻儒痛哭流涕地獻出了一角錢；第二次又獻出了兩包糖；七十四歲的老乞丐周德義也獻出了他半月乞討來的錢……活動到7月9日結束，可是到9日晚，臺前“還是擠滿了人，把臺幾乎都擠垮了”。 各界民眾紛紛要求延長獻金時間，組織者不得不把獻金時間延長兩天，即到7月11日。
7月11日，武漢三鎮獻金圓滿結束，獻金者達到50萬人以上，獻金總數已超過1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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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后廣東當局于7月15日成立了“廣州各界紀念八一三獻金運動籌備委員會”，推動了“八一三獻金運動”在廣東全省發展。
廣州在運動爆發當日，在“保衛大廣東！”、“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到獻金臺上去！”的呼聲中，所收到的捐款就達到了50萬元，晚上還舉行了10萬人的反日獻金大游行。擦鞋童吳威定小朋友獻金逾百次，每次幾毫甚至一元；鄧滿是位老工人，已年過花甲，硬是將平生積攢下的50元全部獻出；老人何黎氏將自己結婚紀念的金幣捐出……截止到8月19日，廣州全市共收到獻金捐款100多萬元。
民國 中國銀行轉賬收入傳票 財政部七七獻金戶 國幣拾貳萬貳仟圓整 民國33年7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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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中國銀行轉賬收入傳票 七七獻金捐款戶：裕生公司5000 上海食品社28250 共33250元整 民國三三年七月三日
1943年秋，抗戰處于艱苦之際。11月，馮玉祥將軍從重慶出發，在全川多地奔走，動員國人為抗日獻金。當他到達自貢時，僅自流井民眾就獻了200多萬元法幣。
1944年6月，馮玉祥和夫人李德全又來到自貢發動獻金。在慧生公園召開各界集會，他大聲疾呼：“同胞、同胞，醒醒吧！把那用不著的錢獻給國家，好使我們打走日本鬼子，好使我們子子孫孫活著像個人樣！”當地很快就掀起獻金高潮，不分男女老幼，無論城市鄉村，無不爭先恐后慷慨解囊。
7月22日，在自貢蜀光中學操場召開的“節約獻金救國大會”上，4萬人從各地涌來獻金。其中，個人獻金最多的是鹽商余述懷和王德謙，分別捐獻1200萬和1400萬元，創下個人獻金的全國最高紀錄。
在這場獻金運動中，自貢人傾其所有，創下了22項全國第一：1.2億法幣的捐款全國最多、人均獻金600元、戶均獻金約3000元、個人捐款全國最多等，此外，還有大量的金戒指、金手鐲、黃谷、布鞋等實物。
這些捐獻一部分直接送到了前線，一部分購買了前線急需的醫療器材和藥品，再分到各戰區，解決了受傷將士的救死扶傷的大事；還有一部分送到各地慰勞總會，慰勞傷員、撫恤陣亡將士，救濟失業、流亡的難民和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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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這樣的獻金無需組織，在全中國的土地上處處都有。
《新華日報》在武漢獻金活動后評論，“這是一個含有重大意義的政治運動。他一方面表現了民眾對于政府堅持抗戰的支持與擁護，對于前方浴血苦斗之將士及其家屬之崇敬與關懷，對于英勇受傷將士與被難同胞的敬重和援助，同時表現了武漢及各地千百萬民眾在目前國難危急的情勢之下，對于抗戰建國事業發揮了自覺的積極性與偉大的英勇精神。”
人民，也只有人民才是歷史的創造者，只有人民才是歷史創造的真正動力。人民群眾是運動中的真正英雄，在日本帝國主義肆意侵略面前沒有驚慌失措，在失去親人和家園的時刻沒有悲觀消沉，他們忍著國仇家恨更加斗志昂揚地貢獻自己的有限的力量。
他們用中華民族的凝聚力證明，中國不會亡，中國一定復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