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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門“銀行家”殷金寶之死

中國經營報《等深線》記者 柴剛 顧湘 天津報導

有人匆匆“趕來”, 有人卻選擇了“離開”。

入夏的天津, 整座城市的“引才”躁動似乎仍未消退。 而就在此時, 一位在天津工作生活超過30年, 且一度事業通達的人, 選擇了“離開”——5月26日14時許, 天津農商行董事長殷金寶在自己的辦公室割腕自殺身亡。

警方根據現場初步勘察, 已排除他殺。 但截至《等深線》(ID:depthpaper)記者發稿時, 天津官方沒有公佈殷金寶自殺的原因。 而近期, 天津市委巡視組, 啟動了對天津農商行、天津濱海農商行的巡視。 殷金寶此前也曾擔任天津濱海農商行董事長。

5月30日, 天津市公安局河西分局向《等深線》記者解釋, 關於殷金寶自殺身亡事件, 相關部門仍在調查中。

殷金寶曾在天津農商行力推“扁平化”管理模式。 而其任職的天津濱海農商行, 則在渤海鋼鐵債務違約事件、僑興債務違約中, 扮演著重要角色。 在後一場債務危機後, 該銀行亦被監管層給予重罰。 而正是在僑興債務危機爆發、並被重罰之後, 天津市委巡視組進駐天津農商行、天津濱海農商行。

殷金寶之死背後, 所需要解開的, 恐怕不僅僅是其個人的死因之謎, 債市興盛的大潮退卻之後, 中小農商行面臨的命運, 正在逐步浮出水面。

董事長自殺

5月26日, 星期六, 天津的氣溫超過了30℃, 室外顯得悶熱, 也相對安靜。

河西區馬場道59號,

天津“國際貿易中心”A座, 天津農商銀行總部所在地。 與往常的多個週末一樣, 天津農商銀行總行的部分員工在辦公室裡繼續加班。 該行工作人員李強(化名)坦言, 如今金融業的監管比以前更加嚴格, 總行層面的大小會議增加, 員工週末加班亦是正常。 當天下午, 殷金寶在位於該大廈6樓的辦公室內身亡。

天津警方對外公佈的消息稱, 5月26日14:00許, 殷金寶在辦公室割腕身亡, 根據現場初步勘察, 已排除他殺。 消息一出, 天津農商銀行迅速處於輿論風口浪尖。

“挺震驚的。 ” 李強表示。

來自天津市委組織部的公開信息顯示, 今年54歲的殷金寶是河北衡水人, 高級經濟師。 天津農商銀行另一內部人士張剛(化名)透露, 殷金寶在事發前仍正常工作,

沒有發現異常表現。 但就在事發當天, 天津市國資委等部門發出要求, 禁止相應部門及人員討論、轉發“銀行董事長自殺事件”的相關內容。 天津農商銀行多名工作人員向記者印證, 該行全體員工也接到了同樣的口頭要求。

天津農商銀行官方網站描述, 該行是一家地方國資具有實際控制力的混合所有制現代商業銀行, 其前身是天津農村信用社, 2010年6月正式改制掛牌成立。 天津多名銀行界人士稱, 天津農商銀行此前在業界相對低調, 鮮被外界關注。 公開資料顯示, 截至2017年末, 該行總資產2991億元, 存款規模2099億元, 貸款規模1350億元。

5月28日, 天津農商銀行拒絕了記者的採訪要求。 天津“國際貿易中心”大廈的物業人員則向《等深線》記者表示,

“這又不是嘛好事, 不要打聽了”。 就在當天, 該行董事會發出《關於董事長殷金寶身亡的公告》, 稱“根據本行章程規定, 本行董事會由15名董事組成, 殷金寶的身亡不會導致本行董事會成員低於法定最低人數”。 該公告也回應介紹, “本行董事會、監事會及高級管理人員正常履職, 各項經營管理活動正常”。

記者梳理殷金寶的履歷發現, 其銀行從業時間已近33年, 曾長期任職中國農業銀行天津市分行。 公開資料介紹, 2010年10月, 殷金寶調任天津濱海農商銀行, 歷任常務副行長、行長等職務, 2017年7月起, 轉任天津農商銀行, 任黨委書記、董事長, 官至正廳級。

然而, 業界不解的是, 殷金寶赴任天津農商銀行的時間一直推遲到了2018年年後。 張剛稱,

依循慣例, 該行每屆新任領導都會去總部各科室視察一番, 和員工做一些簡單交流、溝通, 但截止到2018年5月24日, 殷金寶尚未完成這件“例行公事”。

公開信息顯示, 2018年1月12日, 天津市十四屆政協委員會委員名單審議通過, 殷金寶的名字位列其中。 其最後出現在公眾視野中, 是其3月22日赴天津武清村鎮銀行開展調研。 李強坦言, 這趟調研之行與殷金寶到任時間相隔不久。 不過, 這則曾被掛在天津農商行官網上的新聞目前已被刪除, 截止到5月31日, 除上述“公告”外, 該行官網再難覓殷金寶的痕跡。

5月29日, 天津市公安局河西分局大營門派出所值班人員向《等深線》記者介紹, 該派出所在事發下午接到轄區內報警, 民警到達現場處理, 殷金寶已身亡, 排除他殺。他稱,警方因此沒有進一步採取“立案”等程式。但其拒絕透露“報警情況”、現場狀況等。5月30日,天津市公安局河西分局負責人向記者解釋,關於殷金寶自殺身亡事件的具體情況,相關部門仍在調查中。

“殷行長在印象中是個低調,也很溫和的一個人。”天津濱海農商銀行張浩(化名)稱。

或涉銀行不良資產

自4月以來,十一屆天津市委第三輪巡視,開始對市管國有企業黨組織開展巡視。來自中央紀委國家監察委官網消息,5月2日,10個巡視組全部完成進駐工作,開始對22家市管國有企業黨組織開展為期2個月的巡視。其中,市委巡視六組單獨負責巡視天津農商銀行黨委及天津濱海農商銀行黨委。

天津濱海農商銀行一管理人員向記者透露,“銀行不良的情況,肯定是要超過2.29%的水準。”

天津濱海農商銀行官方網站介紹,該行成立於2007年12月24日,是一家以國有股權為主導、外資和民營企業參股的混合所有制的現代商業銀行,2011年底納入天津市市管金融企業,“全國首批6家信貸資產證券化試點農商銀行之一”。該行上述管理人員介紹,不良債務主要涉及渤海鋼鐵集團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渤海鋼鐵)、天津市房地產發展(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天房集團)、天津物業等企業。5月31日,《等深線》記者向天津濱海農商銀行發出採訪函,截至發稿,沒有得到對方回應。

工商部門的登記資訊顯示,天津濱海農商銀行的並列第一大股東有5家,分別為天房集團、天津濱海新區建設投資集團有限公司、天津臨港投資控股有限公司、天津恒達偉業投資有限公司、天津航空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天津航空),持股比例均為9.93%。

記者掌握的情況表明,進入2018年以來,該行多次“遇險”。

2月13日,天津濱海農商銀行因存在開展同業投資業務未對融資專案資金需求的合理性進行嚴格審查、未有效監控資金用途,被天津銀監局罰款30萬元。時隔3個月後,5月10日晚,中信信託發佈公告,稱天津房地產集團應於5月18日償還的2億元本金及利息可能發生違約風險。雖然最終沒有造成惡劣影響,但其償債能力的負面預期對天津濱海農商銀行來說,絕不是個好消息。

財新網的報導稱,在之前的渤海鋼鐵債務危機中,天津濱海農商銀行是主要債權行之一,涉及金額約100多億元。2016年年初,渤海鋼鐵債務危機爆發,天津濱海農商銀行是排在前三位的債權行。

此外,《等深線》記者掌握的情況是,截至2017年末,天房集團及其控制的7家公司貸款餘額為16.6億元;天津航空及其關聯企業天航控股有限責任公司貸款餘額為12.6億元,其中天航控股的貸款餘額為10.8億元,是天津濱海農商銀行的第二大貸款戶;該行第一大貸款戶則為天津鋼鐵集團有限公司,貸款餘額超13億元。


與之相對應的,則是該行的慘澹業績。來自天津濱海農商銀行的2017年年報顯示,2017年末,該行營業收入從39.5億元降到了21.22億元,降幅達到了46.34%;利潤總額6.15億元,同比減少5.16億元,減幅45.59%;淨利潤5.04億元,同比減少3.61億元,減幅41.73%;投資收益同比下降53.27%。

“經營業績幾近腰斬。”該行上述管理人員稱。

不僅如此,在外界看來名不見經傳的天津濱海農商銀行,更是屢屢牽涉金融違規案件。2017年12月29日,銀監會網站公佈了對“僑興債”案中13家出資機構的行政處罰決定,其中該行被罰沒金額高達1.6億元,其因“同業業務違規接受協力廠商金融機構信用擔保,違反國家規定從事投資活動”。銀監會對此定性,涉及“僑興債”出資機構的違規行為,“性質惡劣,後果嚴重”。

而當時,殷金寶即在該行任職。

獨特的“濱農”

在天津農村信用社改革大潮中,業內人口中的“濱農”,一直是個特別的存在。

2003年6月,國務院出臺了《深化農村信用社改革試點方案》,天津成為第一批試點的8個省(市)之一。2005年,天津市農村信用聯社改組成立了天津農村合作銀行,2006年,12家區縣農信社和155家鄉鎮農信社完成改組,成立了12家區縣農村合作銀行和信用聯社。2007年,天津市政府將位於濱海新區的塘沽、大港和漢沽三區的農村信用聯社改組,成立了天津濱海農商銀行。

天津金融界人士回憶稱,這一系列改革曾被譽為“天津模式”。然而,在原有的兩級法人體制下,出現了股權與控制權反向配置等弊端,天津不得不進入第二輪改革。2010年,天津農村合作銀行及其下屬,除天津濱海農商銀行外的9家區縣農村合作銀行、農信社聯社整體改制,名為天津農商銀行。

“濱海農商行相當於獨立于天津農商銀行運營。”李強坦言,且當時塘沽、大港、漢沽三家農村銀行的不良都被後者留下,前者則是完全沒有負擔的開始運營。

來自天津濱海農商銀行《二一七年年度報告》(以下簡稱“年度報告”)內容顯示,其目前主要股東包括天房集團、天津濱海新區建設投資集團有限公司 、天津航空等,背後則涉及天津市國資委、天津市濱海新區國資委、海航航空等。李強稱,反觀天津農商銀行的諸多不良債務,仍然是歷史遺留問題,“只能慢慢吃下去”。

而天津濱海農商銀行對於做大規模,卻顯得極為迫切。根據記者不完全統計,從2013年開始,該行共發行二級資本債55億元,金融債100億元,根據招募說明書的表述,這些債券主要被用於中小微企業、涉農貸款等實體經濟的領域。

“銀行發債跟企業發債的目的不完全相同,銀行發債主要是為了補充資本金,滿足資本充足率監管的要求。”一長期研究農商銀行的學者向《等深線》記者表示,“通俗的說,這樣可以擴大規模,做更多的業務”。

而其近年來動作頻頻,均主要來自殷金寶的大手筆。天津前述金融界人士對此稱, 2017年5月,聯合資信出具的評估報告顯示,受經濟環境影響,該行不良貸款規模增長明顯,信貸資產品質面臨下行壓力。該報告警示,“濱海農商行需加強風險控制措施,提升資產品質,以保證各項業務的穩定發展”。

值得注意的是,“年度報告”顯示,截至2017年12月31日,天津濱海農商銀行5家股東進行了股權質押,合計質押18.04%的股份,其中天房集團、天津航空的質押股份占其持有比例分別為69.93%、48.95%。

“不受待見”的農商行

其實,殷金寶上任天津農商銀行之初,仍舊延續了其“大手筆”的路子,對其組織結構進行了“大刀闊斧”的調整。

天津農商銀行在其官網中如此介紹,該行是天津市網點數量最多的金融機構,下轄經營機構443家,包括總行1家,分行2家,事業部3家,一級支行9家,二級支行176家,三級支行1家,分理處251家。

但在殷金寶的主導下,該行的管理構架將由“垂直化”調整為“扁平化”。不再執行此前“一級支行-二級支行-分理處”的管理模式,而是實現平行運營。一位接近天津市監管層的金融業人士對記者透露,人民銀行方面的清算資料已經調整。

前述研究農商銀行的學者認為,對於農商行而言,機構扁平化能夠使得決策資訊更對稱,決策更迅速,更有利於提高決策效率,但業界對於銀行經營模式的討論還存在很多爭議。在他看來,“平行運營”模式“好”或者“不好”,還是要根據銀行自身屬性來決定。“目前行裡的檔精神傳達等速度確實比以前更有效率。”李強坦言。

前述長期研究農商行的學者對記者表示,以天津濱海農商銀行為例,其成立之初的目標是主要關注農村金融,但業務更多的還是選擇政府、大企業等大客戶合作,其小微業務並不出眾。

在其2017年年報中顯示,天津濱海農商行通過貨幣市場開展融資業務,全年累計完成線上資金交易額3417.54億元。

2015 年 11 月 2 日,該行通過投資萬家共贏資產管理公司設立的資管計畫,向廣東惠州僑興集團及其關聯企業僑興電信提供融資,期限1年。“年度報告”內容描述,廣發銀行惠州分行與天津濱海農商銀行簽訂了《資管計畫受益權轉讓合同》,承諾為僑興項目承擔無條件不可撤銷的受讓該資管計畫受益權的義務和責任。2016 年11月2日投資到期,企業違約未按時償還該行投資本金。該銀行承認,其經反復催收,但該企業涉及發行私募債券到期未兌付等問題被媒體曝光,企業經營困難加劇,無法正常償還全部本金。

始於2016年12月20日,牽扯出廣發銀行惠州分行員工與僑興集團人員內外勾結、私刻公章、違規擔保案件,涉案金額約120億元的“僑興債違約事件”,愈演愈烈。

2017年12月29日,原銀監會官網發佈了其對13家出資機構的處罰結果:中國郵政儲蓄銀行、恒豐銀行、興業銀行鄭州分行、興業銀行青島分行、天津濱海農商銀行、中鐵信託有限責任公司、河北省金融租賃有限公司、吉林環城農村商業銀行、吉林舒蘭農村商業銀行、吉林永吉農村商業銀行、吉林蛟河農村商業銀行、吉林公主嶺農村商業銀行、吉林乾安縣農村信用合作聯社等,罰沒金額合計13.41億元。

其中,天津濱海農商行被罰1.6億元,其牽涉在“僑興債”中的資金規模不容小覷。

前述學者分析認為,農商行改制後,引入的股東會對其有業績、分紅等要求,農商行開始專注金融市場業務、金融創新業務,並成為一種趨勢,以更容易達到股東的要求。

3月22日,殷金寶最後一次公開露面,就是赴天津武清村鎮銀行開展調研,目的則是關注相關城鎮化專案。事實上,殷金寶在天津濱海農商銀行任職期間,就曾對外表示,“城鎮化給銀行提供了很多機會”。他生前公開稱,小銀行的資金實力有限,但能在城鎮化的大項目中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5月11日,銀保監會公佈了2018年1季度主要監管指標。農商行2017年各季度資產增速分別為15.31%、12.40%、11.28%和 9.78%。相對應的則是,不良率的上升。公佈的監管指標顯示,2017年4季度,農商行不良率3.26%,環比上升0.10個百分點,同比上升0.71個百分點。

(編輯:孟慶偉 校對:翟軍 顏京寧)

排除他殺。他稱,警方因此沒有進一步採取“立案”等程式。但其拒絕透露“報警情況”、現場狀況等。5月30日,天津市公安局河西分局負責人向記者解釋,關於殷金寶自殺身亡事件的具體情況,相關部門仍在調查中。

“殷行長在印象中是個低調,也很溫和的一個人。”天津濱海農商銀行張浩(化名)稱。

或涉銀行不良資產

自4月以來,十一屆天津市委第三輪巡視,開始對市管國有企業黨組織開展巡視。來自中央紀委國家監察委官網消息,5月2日,10個巡視組全部完成進駐工作,開始對22家市管國有企業黨組織開展為期2個月的巡視。其中,市委巡視六組單獨負責巡視天津農商銀行黨委及天津濱海農商銀行黨委。

天津濱海農商銀行一管理人員向記者透露,“銀行不良的情況,肯定是要超過2.29%的水準。”

天津濱海農商銀行官方網站介紹,該行成立於2007年12月24日,是一家以國有股權為主導、外資和民營企業參股的混合所有制的現代商業銀行,2011年底納入天津市市管金融企業,“全國首批6家信貸資產證券化試點農商銀行之一”。該行上述管理人員介紹,不良債務主要涉及渤海鋼鐵集團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渤海鋼鐵)、天津市房地產發展(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天房集團)、天津物業等企業。5月31日,《等深線》記者向天津濱海農商銀行發出採訪函,截至發稿,沒有得到對方回應。

工商部門的登記資訊顯示,天津濱海農商銀行的並列第一大股東有5家,分別為天房集團、天津濱海新區建設投資集團有限公司、天津臨港投資控股有限公司、天津恒達偉業投資有限公司、天津航空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天津航空),持股比例均為9.93%。

記者掌握的情況表明,進入2018年以來,該行多次“遇險”。

2月13日,天津濱海農商銀行因存在開展同業投資業務未對融資專案資金需求的合理性進行嚴格審查、未有效監控資金用途,被天津銀監局罰款30萬元。時隔3個月後,5月10日晚,中信信託發佈公告,稱天津房地產集團應於5月18日償還的2億元本金及利息可能發生違約風險。雖然最終沒有造成惡劣影響,但其償債能力的負面預期對天津濱海農商銀行來說,絕不是個好消息。

財新網的報導稱,在之前的渤海鋼鐵債務危機中,天津濱海農商銀行是主要債權行之一,涉及金額約100多億元。2016年年初,渤海鋼鐵債務危機爆發,天津濱海農商銀行是排在前三位的債權行。

此外,《等深線》記者掌握的情況是,截至2017年末,天房集團及其控制的7家公司貸款餘額為16.6億元;天津航空及其關聯企業天航控股有限責任公司貸款餘額為12.6億元,其中天航控股的貸款餘額為10.8億元,是天津濱海農商銀行的第二大貸款戶;該行第一大貸款戶則為天津鋼鐵集團有限公司,貸款餘額超13億元。


與之相對應的,則是該行的慘澹業績。來自天津濱海農商銀行的2017年年報顯示,2017年末,該行營業收入從39.5億元降到了21.22億元,降幅達到了46.34%;利潤總額6.15億元,同比減少5.16億元,減幅45.59%;淨利潤5.04億元,同比減少3.61億元,減幅41.73%;投資收益同比下降53.27%。

“經營業績幾近腰斬。”該行上述管理人員稱。

不僅如此,在外界看來名不見經傳的天津濱海農商銀行,更是屢屢牽涉金融違規案件。2017年12月29日,銀監會網站公佈了對“僑興債”案中13家出資機構的行政處罰決定,其中該行被罰沒金額高達1.6億元,其因“同業業務違規接受協力廠商金融機構信用擔保,違反國家規定從事投資活動”。銀監會對此定性,涉及“僑興債”出資機構的違規行為,“性質惡劣,後果嚴重”。

而當時,殷金寶即在該行任職。

獨特的“濱農”

在天津農村信用社改革大潮中,業內人口中的“濱農”,一直是個特別的存在。

2003年6月,國務院出臺了《深化農村信用社改革試點方案》,天津成為第一批試點的8個省(市)之一。2005年,天津市農村信用聯社改組成立了天津農村合作銀行,2006年,12家區縣農信社和155家鄉鎮農信社完成改組,成立了12家區縣農村合作銀行和信用聯社。2007年,天津市政府將位於濱海新區的塘沽、大港和漢沽三區的農村信用聯社改組,成立了天津濱海農商銀行。

天津金融界人士回憶稱,這一系列改革曾被譽為“天津模式”。然而,在原有的兩級法人體制下,出現了股權與控制權反向配置等弊端,天津不得不進入第二輪改革。2010年,天津農村合作銀行及其下屬,除天津濱海農商銀行外的9家區縣農村合作銀行、農信社聯社整體改制,名為天津農商銀行。

“濱海農商行相當於獨立于天津農商銀行運營。”李強坦言,且當時塘沽、大港、漢沽三家農村銀行的不良都被後者留下,前者則是完全沒有負擔的開始運營。

來自天津濱海農商銀行《二一七年年度報告》(以下簡稱“年度報告”)內容顯示,其目前主要股東包括天房集團、天津濱海新區建設投資集團有限公司 、天津航空等,背後則涉及天津市國資委、天津市濱海新區國資委、海航航空等。李強稱,反觀天津農商銀行的諸多不良債務,仍然是歷史遺留問題,“只能慢慢吃下去”。

而天津濱海農商銀行對於做大規模,卻顯得極為迫切。根據記者不完全統計,從2013年開始,該行共發行二級資本債55億元,金融債100億元,根據招募說明書的表述,這些債券主要被用於中小微企業、涉農貸款等實體經濟的領域。

“銀行發債跟企業發債的目的不完全相同,銀行發債主要是為了補充資本金,滿足資本充足率監管的要求。”一長期研究農商銀行的學者向《等深線》記者表示,“通俗的說,這樣可以擴大規模,做更多的業務”。

而其近年來動作頻頻,均主要來自殷金寶的大手筆。天津前述金融界人士對此稱, 2017年5月,聯合資信出具的評估報告顯示,受經濟環境影響,該行不良貸款規模增長明顯,信貸資產品質面臨下行壓力。該報告警示,“濱海農商行需加強風險控制措施,提升資產品質,以保證各項業務的穩定發展”。

值得注意的是,“年度報告”顯示,截至2017年12月31日,天津濱海農商銀行5家股東進行了股權質押,合計質押18.04%的股份,其中天房集團、天津航空的質押股份占其持有比例分別為69.93%、48.95%。

“不受待見”的農商行

其實,殷金寶上任天津農商銀行之初,仍舊延續了其“大手筆”的路子,對其組織結構進行了“大刀闊斧”的調整。

天津農商銀行在其官網中如此介紹,該行是天津市網點數量最多的金融機構,下轄經營機構443家,包括總行1家,分行2家,事業部3家,一級支行9家,二級支行176家,三級支行1家,分理處251家。

但在殷金寶的主導下,該行的管理構架將由“垂直化”調整為“扁平化”。不再執行此前“一級支行-二級支行-分理處”的管理模式,而是實現平行運營。一位接近天津市監管層的金融業人士對記者透露,人民銀行方面的清算資料已經調整。

前述研究農商銀行的學者認為,對於農商行而言,機構扁平化能夠使得決策資訊更對稱,決策更迅速,更有利於提高決策效率,但業界對於銀行經營模式的討論還存在很多爭議。在他看來,“平行運營”模式“好”或者“不好”,還是要根據銀行自身屬性來決定。“目前行裡的檔精神傳達等速度確實比以前更有效率。”李強坦言。

前述長期研究農商行的學者對記者表示,以天津濱海農商銀行為例,其成立之初的目標是主要關注農村金融,但業務更多的還是選擇政府、大企業等大客戶合作,其小微業務並不出眾。

在其2017年年報中顯示,天津濱海農商行通過貨幣市場開展融資業務,全年累計完成線上資金交易額3417.54億元。

2015 年 11 月 2 日,該行通過投資萬家共贏資產管理公司設立的資管計畫,向廣東惠州僑興集團及其關聯企業僑興電信提供融資,期限1年。“年度報告”內容描述,廣發銀行惠州分行與天津濱海農商銀行簽訂了《資管計畫受益權轉讓合同》,承諾為僑興項目承擔無條件不可撤銷的受讓該資管計畫受益權的義務和責任。2016 年11月2日投資到期,企業違約未按時償還該行投資本金。該銀行承認,其經反復催收,但該企業涉及發行私募債券到期未兌付等問題被媒體曝光,企業經營困難加劇,無法正常償還全部本金。

始於2016年12月20日,牽扯出廣發銀行惠州分行員工與僑興集團人員內外勾結、私刻公章、違規擔保案件,涉案金額約120億元的“僑興債違約事件”,愈演愈烈。

2017年12月29日,原銀監會官網發佈了其對13家出資機構的處罰結果:中國郵政儲蓄銀行、恒豐銀行、興業銀行鄭州分行、興業銀行青島分行、天津濱海農商銀行、中鐵信託有限責任公司、河北省金融租賃有限公司、吉林環城農村商業銀行、吉林舒蘭農村商業銀行、吉林永吉農村商業銀行、吉林蛟河農村商業銀行、吉林公主嶺農村商業銀行、吉林乾安縣農村信用合作聯社等,罰沒金額合計13.41億元。

其中,天津濱海農商行被罰1.6億元,其牽涉在“僑興債”中的資金規模不容小覷。

前述學者分析認為,農商行改制後,引入的股東會對其有業績、分紅等要求,農商行開始專注金融市場業務、金融創新業務,並成為一種趨勢,以更容易達到股東的要求。

3月22日,殷金寶最後一次公開露面,就是赴天津武清村鎮銀行開展調研,目的則是關注相關城鎮化專案。事實上,殷金寶在天津濱海農商銀行任職期間,就曾對外表示,“城鎮化給銀行提供了很多機會”。他生前公開稱,小銀行的資金實力有限,但能在城鎮化的大項目中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5月11日,銀保監會公佈了2018年1季度主要監管指標。農商行2017年各季度資產增速分別為15.31%、12.40%、11.28%和 9.78%。相對應的則是,不良率的上升。公佈的監管指標顯示,2017年4季度,農商行不良率3.26%,環比上升0.10個百分點,同比上升0.71個百分點。

(編輯:孟慶偉 校對:翟軍 顏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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