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冰冰登上《時尚先生 Esquire 》 6 月刊封面， 再次登上《時尚先生》， 李冰冰沒變， 跟人們想像的不一樣， 她並不是一個喜歡站在聚光燈下的女人， 這次代表 Esquire 與她坐在一起的是年輕一代中的意見領袖姜思達， 為了這次採訪先後進行了三次對談。
李冰冰登上《時尚先生Esquire》
2018年6月刊封面
這一次， 我們不只想讓李冰冰展示出美美美的一面， 而是想和她探討經歷風雨和見證成長之後， 跟自己和世界相處的真實和坦誠。 李冰冰說：“我特別害怕被看見， 我的性格不適合做演員， 我是個特別害怕出風頭的人”、“我可從來跟現在的孩子們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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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quire X 李冰冰 X 姜思達
李冰冰：誰伴我闖蕩？
by 姜思達
每次見面， 李冰冰都會問起我的髮型。 她特別好奇為什麼我們年輕人總是喜歡把頭髮搞成某種款式， 很可能是因為每一次見她我的髮型都不一樣：第一次見面是在 3 月底， 她的慈善活動上， 我梳了七彩瑪麗蘇長辮；《時尚先生 Esquire 》的拍攝當天， 我的髮型是亞麻新勢力背頭；昨天見到她的時候， 我又變成了粉紅獨角獸。 採訪她讓我壓力很大， 論世面， 她恐怕該見的也都見過了。 我沒想到自己能讓她持續震驚，
生活裡已經很少有人叫我孩子了。 人們在銀幕上看到的面孔越來越年輕， 我以 93 年的身份混世界幾乎也要被劃入“中年人”的行列。 這個世界正在圍繞著更年輕的男女肉體運轉， 哪怕只是練習生在練習， 都可以傻傻惹人愛， 美其名曰“養成”。 被冠以“孩子”這樣的稱號， 我受寵若驚， 心頭一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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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m Browne
5月9日 晚
這是我第三次見李冰冰。
聊天的中間我們一度對視， 試圖在彼此的眼神中找出兩代人迸發出的不同火花。
後來我們都笑了。 我努力從李冰冰的面容裡尋出一絲破綻， 李冰冰努力地尋找她感興趣的年輕一代的思維。 後來我們明白了， 也許我們是完全不一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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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人們的印象不同， 李冰冰的生活並不忙亂， 她不講究大排場。 一位與她共事半年的同事這樣跟我說：“我用了三個月的時間才徹底適應了她。 ”這個適應包括：李冰冰會因為新來的員工覺得雙面利用複印紙張是摳門兒而生氣；出差上海， 點外賣的塑膠盒她都會洗乾淨帶回北京。 如今這位同事還在用一個四五年前粉色的保溫瓶持續為她盛水盛藥。 我隨她的手勢看過去， 是的， 這個瓶子在我三次見到李冰冰的時候都擺在她手邊， 已經是我的熟面孔。
“行知統一， 行動力強是我給自己的要求。 就算是做環保的人裡面， 我的生活方式也算是極端的。 ”李冰冰知道自己不會讓這個快壞掉了的地球發生什麼變化，
是的， 現在是 2018 年的 5 月， 國際巨星李冰冰的浴室裡還是只有兩個盆兒， 她用它們接水、洗澡， 然後再把用過的水倒掉， 用來沖廁所。 她的父母很不能理解， 為什麼放著好日子不過， 非得可憐巴巴地省這麼點兒水， 但這就是李冰冰的生活方式， 這就是她追求的質樸生活， 並甘之如飴。 我看到了光環， 也看到了她身邊人承受的不可思議的壓力。
李冰冰說起這些底氣十足：“人活著憑什麼沒有責任感啊？”
我被她問愣了。 她的一位貼身助理說自己現在洗臉時， 如果水龍頭一直打開著， 她就能從鏡子裡看到李冰冰在身後審視她的嚴厲眼神。
李冰冰不能接受家裡餐桌上有一絲刮痕。 新進來的員工去她家開會剛準備把電腦往桌上放， 一旁的李冰冰用最快速度跑過去接住電腦， 一定要放一塊墊子才安心。 聽說， 如今李冰冰也按照這樣的標準來要求家裡的阿姨： 每次擦傢俱， 阿姨會多角度地反復檢查若干次， 保證沒有任何痕跡才行。 她還負責教給阿姨認字， 方法是讓阿姨記帳， 從一根蔥到另一根蔥。 她對生活裡一切細枝末節都非常感興趣， 這就是她的真實狀態。
我開玩笑問李冰冰：“你看過心理醫生嗎？”
她愣了一下：“我不需要看醫生。”
她的同事們爭先恐後地給我講起了李冰冰在生活中的這些讓人沒法理解的強迫症細節。聽到最後，我甚至會覺得自己有點兒罪惡：隨便扔掉用了一半的垃圾袋，沾水了的卷紙直接丟棄，這簡直令人髮指。李冰冰不在意別人怎麼評價或者吐槽她，也不在意周圍人的抱怨，她有她的理論：“人就是要有責任地生活。”她又一次跟我說起了這句話。
說實話，我不知道什麼是責任。多年來，我止不住地為自己寬鬆的生活姿態而暗暗叫好，甚至我拼搏努力的最終目的也是為了能讓自己過上理想的生活。夢寐以求的狀態就是過上想吃肉就吃肉、想點什麼外賣就點什麼外賣、想什麼時候泡澡就什麼時候泡澡的日子，不是嗎？我們把生活的快樂理解成享受，我們努力的目的根本不是為了在吃外賣的時候計算一個外賣盒要多少年才能被降解，洗澡的時候算一遍用掉的水保留下來可以沖多少次廁所。當生活的便利和責任相衝突時，人會本能地、非常自私地選擇取悅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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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這個世界上有人不是這樣的，這些人裡面，有一個人叫李冰冰。就是那個“四大花旦”之一的李冰冰，那個出演《風聲》和《變形金剛》的國際影星李冰冰。
這個節儉得有點兒吝嗇的李冰冰，這個來自黑龍江省五常市一個普通人家的李冰冰，這個努力拼搏只為獲得自由的李冰冰，她慶倖自己現在可以只做自己想做的事，不必再介意世俗的眼光和別人的指指點點。
4月6日 下午
三裡屯是北京最熱鬧的街區，我跟《時尚先生 Esquire 》一起來到 CHAO 酒店，這裡是拍攝李冰冰的地方。我到的時候，她已經在化妝。看到我的時候，她說：坐下吧，我今天有點兒不舒服，脖子疼。
“下雪那天，我突然想去北京玉淵潭公園看花。前幾天我在新聞上看到玉淵潭的花很漂亮，想去看。這些美麗的風景我們身邊都有，出國工作到哪兒都看得見，但我們見得多了，就很容易視而不見，這是種很可怕的狀態。這些年我太忙了，從來沒有認真地看看那些就開在我們身邊的花。”主動放慢的生活節奏讓她更有興致玩味身邊的景象，玉淵潭提供了她一日的快樂。
“身邊的很多地方我們自己都還沒有好好看過，只會趨之若鶩人云亦云地去國外……這麼多國家，我只喜歡中國，是因為我發現中國的很多文化我都沒看過，我還不夠瞭解，充滿神秘。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到了這個年紀，這些有價值的文化會給我一種使命感和傳承感，也不累。”
同旅遊和曬朋友圈一樣被現代人推崇的，是好萊塢情結。電影越多，觀眾的口味也越刁蠻，人們越發習慣用“國際化”來為藝人的咖位作輔證。華人影星在好萊塢電影中的戲份多少、重不重要、鏡頭長還是短，都裹挾著微妙的大眾心態。這些在好萊塢開先河的影星，也被動地充當了“證明中國力量”的先遣部隊。
“ 2007 年開始，我就接觸外國電影，也願意積極參與。我始終很好奇，他們怎樣拍戲，怎樣合作。 1000 萬預算的戲怎麼拍？ 1 個億預算的戲怎麼拍？這些流程讓我很好奇。”從《生化危機》到《變形金剛》，李冰冰算是好萊塢的常客，但好萊塢似乎始終不是她用來標榜自己的符號，更像是一塊不熟悉的土，用來汲取營養。“好萊塢有它的問題，做事方式非常不靈活，但這種死板讓工業化流程更容易作業。我更希望每一部電影都是一次開疆拓土，那該有多新奇。”
李冰冰在自學英語，在我們數小時的對話中，她會偶爾使用英文單詞。四年前她在聯合國氣候峰會上發表了英文演講，“ Excellencies, distinguished officials ”是她演講的開頭問候。“這幾個詞又長又難念，我生怕說錯，在去紐約的飛機上我一直讀，來來回回念這幾個單詞。台下是各國領導人，我當時特別緊張。這幾個詞一念完，心裡頭就踏實了一半兒……”語言對進入好萊塢的演員絕對是嚴苛關卡。
李冰冰攥著拳頭給我講起了與傑森·斯坦森合作的新片《巨齒鯊》的背後故事。“從接下電影到進組，我只有不到半個月的時間準備。半個月，掐著指頭算下來根本沒幾天，何況是英文戲。那麼長的戲，我必須把它都背下來。不過也有好處，突擊學習的結果是我現在不需要英文助理，基本的語言自己完全可以應付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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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文化是永遠的熱點話題。在歐美國家，我們的文化是否被需求，才意味著我們是否被認可，女性角色在西方電影中也越來越彰顯強者身份。《變形金剛》也好，《生化危機》也好，女性在裡面都非常強大。無論是性格還是個人技術含量，女性的獨立意識都在被更廣泛地認可。在《巨齒鯊》裡，我演一個海洋生物學家，是一個高級知識份子，獨立勇敢，像現代社會的大多數女性一樣，這是個非常好的趨勢。”
《巨齒鯊》還沒上映，李冰冰也不願意去過早預計票房。我看了這部電影的定檔預告片，在片中，傑森·斯坦森問李冰冰：“ Are you sure about this ?”李冰冰回答：“ Not really ”。而現實生活裡，李冰冰卻 sure about this ，甚至是 sure about everything 。
那天的採訪在晚 8 點結束，工作了 10 個小時的李冰冰打算按按自己疲勞的頸椎，她從化妝師那裡問到了據說很厲害的理療師，按摩一次只需要人民幣 300 塊。
3月24日 中午
那天，北京突然升溫，我特地做了個不一樣的造型，為了見李冰冰。
見到她的時候，她已經在一個茶室裡先後接受了四段採訪，歷時整個下午。她回到家中換了套衣服，匆匆吃了口飯，趕去鳥巢。路上仍然有一位元記者與之同行，記者的問題像是在沙灘上砌一道牆，對海水圍追堵截，又把海水引來引去，到最後引到了疲倦的洞口。李冰冰的疲憊寫在臉上，她對同事說：“你跟她聊會兒吧，我眯會兒。”
可惜五分鐘後，車就開到了目的地，她來不及睡，在安靜中下了車。
她的助理問了我一句：你是哪兒的人？我說我也來自黑龍江。姑娘笑了：哎呀，那估計姐姐一會兒要一直拉著你嘮家常。
對李冰冰的第一印象是小小的，完全沒有站在臺上那樣的女王氣勢，反倒更像個小女人。說話的聲音非常溫柔，聲音不大，卻擲地有聲。她是個擅長拒絕的女人，不喜歡的，很喜歡的，她都會直言不諱。面對之前記者們狂轟濫炸似的問題，她會有選擇地回答，已經回答過太多次的問題，她壓根不會說。
那天是 2018 年的“地球一小時”活動日，是李冰冰成為這項活動推廣大使的第 10 個年頭。活動回到了十年前第一次舉辦的地方鳥巢，門口有粉絲高高地舉著李冰冰的燈牌，李冰冰認出她們來，微笑著揮揮手，算是打了個招呼。
她很美，靜下來的時候，她習慣閉眼休息，睫毛微微動著。“她昨晚沒睡好”，她身邊的貼身助理小聲告訴我。我就坐在她旁邊，看著她把大衣蓋在身上，頭靠在車窗玻璃上，單薄得讓人有點兒心疼。也許男人看了都想要保護她，即便她是強大的李冰冰，也有女人共有的嬌小和脆弱的一面。
《謎巢》上映的時候，李冰冰的妹妹李雪在朋友圈裡講了一件這樣的事。 2015 年，為了拍攝這部電影，李冰冰曾在劇組連續高燒 17 天，每天的體溫都接近 40° ，甚至一度被懷疑感染了非典型性肺炎。澳洲冗長的醫療流程耽擱了她的治療，李雪急了，搶到了最後兩張機票，強行把李冰冰帶回國，用最高劑量的抗生素來結束了這場高燒。
如今再問起李冰冰三年前的這場劫難，李冰冰眼睛看向遠方，“我當時只跟李雪說了一句話：我死也要把這部戲拍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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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門關活過命來，李冰冰像是突然頓悟了，開始讓自己慢下來，思考人生：是不是這樣匆忙的生活讓她錯過了很多風景，習慣把自己日程填得滿滿的李冰冰開始讓自己停停走走，生怕錯過了身邊的一切微不足道的美好。她開始把時間用來旅行，用來陪小外甥上課和玩耍。“我第一次知道，原來生活可以不一定要像過去那樣忙到一刻不停”。
她說這話的時候，我又打開微博看了看她那張在玉淵潭公園的自拍，她把自己裹在一件棉服裡，笑眯眯地跟早春的櫻花合了個影。“這是我第一次來公園看花，我才知道，我們身邊好看的東西真的很多，看櫻花也不一定要去日本。”
短暫的聊天之後，她又站在了臺上，努力宣傳著她的環保專案，眼睛裡閃著光芒。當天晚上 8 點 30 分，李冰冰和她的朋友們關掉了一切電子設備和燈，來踐行又一年的“地球一小時”活動。我問她，在漆黑的房間裡，你會想什麼？她沖我一笑，說：你猜。
第三次與李冰冰聊天之後，我打車回家，我問專車司機一個問題：“你怎麼看李冰冰？”
司機想了一會兒才回答我：
“演得不錯。”
“長得不錯。”
“那個《風聲》我看過，演得挺好！”
他問我認識李冰冰麼，我說我在跟她做採訪。他想來想去：“這個人好像是沒什麼負面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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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我們都沉默了，面對一個方正的局面，我們少了些花哨的談資，我們是多不能忍受有這樣一個正面的明星出現？以及我們是多猥瑣偏執，非要掘地三尺找出一些破綻去把美好擊破？我實在是做不到了。
我才恍然覺得，咦？做不到，挺好啊。有這樣的李冰冰，挺好的，不是嗎？
我們需要一個這樣的李冰冰。
統籌+編輯：暖小團 / 攝影：陳漫（Studio6） / 特約採訪+撰文：姜思達 / 化妝+髮型：高建 / 時裝編輯：Roy 萌萌 / 助理統籌：傲寒 / 燈具提供：Studio 6 / 場地鳴謝：三裡屯CHAO酒店 / 美術編輯：默菲 / 新媒體：紅先森
她愣了一下：“我不需要看醫生。”
她的同事們爭先恐後地給我講起了李冰冰在生活中的這些讓人沒法理解的強迫症細節。聽到最後，我甚至會覺得自己有點兒罪惡：隨便扔掉用了一半的垃圾袋，沾水了的卷紙直接丟棄，這簡直令人髮指。李冰冰不在意別人怎麼評價或者吐槽她，也不在意周圍人的抱怨，她有她的理論：“人就是要有責任地生活。”她又一次跟我說起了這句話。
說實話，我不知道什麼是責任。多年來，我止不住地為自己寬鬆的生活姿態而暗暗叫好，甚至我拼搏努力的最終目的也是為了能讓自己過上理想的生活。夢寐以求的狀態就是過上想吃肉就吃肉、想點什麼外賣就點什麼外賣、想什麼時候泡澡就什麼時候泡澡的日子，不是嗎？我們把生活的快樂理解成享受，我們努力的目的根本不是為了在吃外賣的時候計算一個外賣盒要多少年才能被降解，洗澡的時候算一遍用掉的水保留下來可以沖多少次廁所。當生活的便利和責任相衝突時，人會本能地、非常自私地選擇取悅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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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節儉得有點兒吝嗇的李冰冰，這個來自黑龍江省五常市一個普通人家的李冰冰，這個努力拼搏只為獲得自由的李冰冰，她慶倖自己現在可以只做自己想做的事，不必再介意世俗的眼光和別人的指指點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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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邊的很多地方我們自己都還沒有好好看過，只會趨之若鶩人云亦云地去國外……這麼多國家，我只喜歡中國，是因為我發現中國的很多文化我都沒看過，我還不夠瞭解，充滿神秘。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到了這個年紀，這些有價值的文化會給我一種使命感和傳承感，也不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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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 年開始，我就接觸外國電影，也願意積極參與。我始終很好奇，他們怎樣拍戲，怎樣合作。 1000 萬預算的戲怎麼拍？ 1 個億預算的戲怎麼拍？這些流程讓我很好奇。”從《生化危機》到《變形金剛》，李冰冰算是好萊塢的常客，但好萊塢似乎始終不是她用來標榜自己的符號，更像是一塊不熟悉的土，用來汲取營養。“好萊塢有它的問題，做事方式非常不靈活，但這種死板讓工業化流程更容易作業。我更希望每一部電影都是一次開疆拓土，那該有多新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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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是 2018 年的“地球一小時”活動日，是李冰冰成為這項活動推廣大使的第 10 個年頭。活動回到了十年前第一次舉辦的地方鳥巢，門口有粉絲高高地舉著李冰冰的燈牌，李冰冰認出她們來，微笑著揮揮手，算是打了個招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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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暫的聊天之後，她又站在了臺上，努力宣傳著她的環保專案，眼睛裡閃著光芒。當天晚上 8 點 30 分，李冰冰和她的朋友們關掉了一切電子設備和燈，來踐行又一年的“地球一小時”活動。我問她，在漆黑的房間裡，你會想什麼？她沖我一笑，說：你猜。
第三次與李冰冰聊天之後，我打車回家，我問專車司機一個問題：“你怎麼看李冰冰？”
司機想了一會兒才回答我：
“演得不錯。”
“長得不錯。”
“那個《風聲》我看過，演得挺好！”
他問我認識李冰冰麼，我說我在跟她做採訪。他想來想去：“這個人好像是沒什麼負面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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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才恍然覺得，咦？做不到，挺好啊。有這樣的李冰冰，挺好的，不是嗎？
我們需要一個這樣的李冰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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