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愛紅
自1840年以來， 我們看到的是英國的堅船利炮， 看到的是它一次次的兵臨城下， 但強悍的武力值下包裹的其實是英國那顆意圖通商攫取利益的心。 也就是說， 炮彈只是一種手段， 英國人真正的目的是建立商業聯系、獲取原料和市場， 當然在后期資本逐漸成為各列強在中國競相角逐的對象。 所以， 推翻清朝與否， 是要看英國的利益在哪種情況下會漲到最大值。 如果清政府的存在可以保證其利益不斷， 那么推翻它就顯得毫無必要， 而且這也是極度危險并愚蠢的做法。
但眼看著太平天國這顆“新星”冉冉升起，
密迪樂
文翰是當時英國的在華全權代表人， 他和譯員密迪樂于1853年4月乘船去往南京。 到了太平天國， 文翰受到了北王和翼王的接待。 但當文翰把帶來的關于英國持中立態度的信函交上去時， 他所受到的待遇卻遠出其意料之外。
太平軍擺出了一幅居高臨下的姿態，
宣稱天王對藩邦人民遠道而來頗為嘉許，
因此也恩準他們經商或者是到天京來效命勤王。
這一舉動讓文翰對太平天國大失所望，
后來， 太平軍還送來了一些太平天國的小冊子， 他們要求英國人研讀以領悟真諦， 除此之外再無其他。 無奈之下， 文翰與密迪樂只能乘船回國。 悻悻而歸的文翰向倫敦表示， 他十分懷疑太平軍能否取代清王朝， 并建議英國采取中立的政策。 與此同時， 密迪樂卻仔細地研究了太平天國發給他們的小冊子。
“上述小冊子中表現出的擬人化色彩非常驚人， 上帝被帶離了那種高高在上的狀態， 熟悉凡間之事， 其擬人化程度， 令我們有點反感……我們面前的這些著作中有一些很好的東西， 它們引導我們猜測其作者受過神學教誨，
但是， 那里面也有一些我們絕然不能同意的東西， 尤其是那些宣稱直接從上帝處獲得神授一類的主張；另有一些文字對上帝所作的描述與我們習以為常的圣經內容相去甚遠， 且被用來服務于個人膨脹和個人野心之目的……
如果基督教國家參與鎮壓這場運動將是很悲哀的， 因為起義者們抱著一種爭取進步的激情和作全面改革的意向(他們的歷法便是見證)， 而清廷一方則從沒有顯示出這種意向， 也決不能指望清廷顯示這種意向。
起義者自稱的基督教之形式雖然大有疑問， 但卻比迄今為止中國人一直在作的愚蠢的偶像崇拜要好得多；歐洲國家如果加入到敵對一方，
密迪樂對時局的判斷可以說是比較準確了，
他透過這些小冊子看到了太平天國政權的內在實質，
其實就是標榜著基督教思想的一個傳統中國的封建政權罷了。
但出于宗教的考慮，
他認為，
比起清政府統治下的以“孔圣人”為一切的瘋狂的偶像崇拜，
太平天國這個不倫不類的基督教信仰還算不錯，
因此他也主張不能輕易向太平天國開戰，
還是先“隔岸觀火”，
等待事態的下一步發展再說。
然而英國等國的中立卻給清政府帶來了不小的壓力， 這意味著他們不能利用洋人的武器和火炮， 而需要自己動手擺平這場動亂。 于是， 本應該在家守孝的曾國藩接到清廷命令， 要求其在守孝期間接手平叛太平天國一事， 組建一支團練。 “曾剃頭”為人還是靠得住的， 他在自個兒的家鄉湖南開始興辦軍隊， 稱“湘軍”。 說實話， 這比當時的綠營和八旗可是高了不少檔次， 至少作戰力什么的有了顯著提高。
后來湘軍出山， 起初湘軍的戰績并不理想， 處于盛勢中的太平軍仍是雄赳赳、氣昂昂， 但后來發生于1854年5月的一場湘潭大捷改變了這個局面， 自此以后， 曾國藩的福星開始冉冉升起。 10月， 他就收復了武漢， 而后包圍了九江。雖然在之后的一段時間里曾國藩遭受到了巨大的考驗，一方面湘軍被圍困在江西境內動彈不得，另一方面太平軍又鏟除了清朝的江南和江北大營，但“盛極而衰”，就在太平天國達到勝利的巔峰時，崩潰從內部開始。
1856年的天京內訌極大地削弱了太平天國的士氣和力量，即使后來的忠王李秀成力挽狂瀾，而外在的一時的安穩也阻擋不了太平天國的分崩離析，這場聲勢浩大的農民運動最終于1864年結束了。
一名在1861年3月訪問天京的英國人宓吉寫道：
“我不指望叛亂一方會有任何的好轉，沒有哪個正派的中國人會與叛亂運動發生瓜葛。他們一味燒殺擄掠，除此以外，他們幾乎沒有任何別的事情可做。他們遭到所有鄉村民眾的憎惡，即使天京城里那些不是太平軍兄弟的人也仇恨他們。他們占據了南京八年之久，而這里卻毫無重建的跡象。商業和工業遭到禁絕。
他們收取的田賦比清廷高出三倍；他們不采取任何安撫民眾的措施，他們的所作所為顯不出對土地有持久的興趣。他們不開心如何確保細水長流的財政收入；他們指望依靠搶劫、且只靠搶劫來維持生存，我必須說，我在他們那里看不到任何穩定的因素，也看不到任何值得我們同情的東西。”
而傳教士羅孝全也說，“至于天王以巨大熱情宣揚的宗教觀點，我認為它們在上帝眼里大體是討厭的。事實上，我認為他瘋了，尤其是在宗教事務上，而且我也懷疑他對事情是否有健全的理智……我認為他們不具備任何有條理的政府，他們也不懂怎樣讓政府正常運作。”
因此，縱使英國在初期對太平天國這場運動還抱著等待與期望，但隨著事態的不斷變遷與發展，太平天國自身體制的腐敗與脆弱開始接二連三的向外暴露，英國等國也確定了對華方針——聯合清政府鎮壓太平天國。利益面前，任何人任何面目都是可憎的，更何況是在那樣一個殖民時代呢？
參考資料：
徐中約《中國近代史》，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70年版
蔣廷黻《中國近代史》，中華書局2016年版
Meadows, Thomas T.，The Chinese and Their Rebellions (London, 1856).
而后包圍了九江。雖然在之后的一段時間里曾國藩遭受到了巨大的考驗，一方面湘軍被圍困在江西境內動彈不得，另一方面太平軍又鏟除了清朝的江南和江北大營，但“盛極而衰”，就在太平天國達到勝利的巔峰時，崩潰從內部開始。1856年的天京內訌極大地削弱了太平天國的士氣和力量，即使后來的忠王李秀成力挽狂瀾，而外在的一時的安穩也阻擋不了太平天國的分崩離析，這場聲勢浩大的農民運動最終于1864年結束了。
一名在1861年3月訪問天京的英國人宓吉寫道：
“我不指望叛亂一方會有任何的好轉，沒有哪個正派的中國人會與叛亂運動發生瓜葛。他們一味燒殺擄掠，除此以外，他們幾乎沒有任何別的事情可做。他們遭到所有鄉村民眾的憎惡，即使天京城里那些不是太平軍兄弟的人也仇恨他們。他們占據了南京八年之久，而這里卻毫無重建的跡象。商業和工業遭到禁絕。
他們收取的田賦比清廷高出三倍；他們不采取任何安撫民眾的措施，他們的所作所為顯不出對土地有持久的興趣。他們不開心如何確保細水長流的財政收入；他們指望依靠搶劫、且只靠搶劫來維持生存，我必須說，我在他們那里看不到任何穩定的因素，也看不到任何值得我們同情的東西。”
而傳教士羅孝全也說，“至于天王以巨大熱情宣揚的宗教觀點，我認為它們在上帝眼里大體是討厭的。事實上，我認為他瘋了，尤其是在宗教事務上，而且我也懷疑他對事情是否有健全的理智……我認為他們不具備任何有條理的政府，他們也不懂怎樣讓政府正常運作。”
因此，縱使英國在初期對太平天國這場運動還抱著等待與期望，但隨著事態的不斷變遷與發展，太平天國自身體制的腐敗與脆弱開始接二連三的向外暴露，英國等國也確定了對華方針——聯合清政府鎮壓太平天國。利益面前，任何人任何面目都是可憎的，更何況是在那樣一個殖民時代呢？
參考資料：
徐中約《中國近代史》，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70年版
蔣廷黻《中國近代史》，中華書局2016年版
Meadows, Thomas T.，The Chinese and Their Rebellions (London, 18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