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佳音 / 文
2016年， 31歲的西安人劉鵬賣了家裡一套房子， 籌集了一百多萬人民幣， 找好仲介準備去美國代孕。 出發前， 他無意發現烏克蘭也可以合法代孕， 價格還特別便宜。 他動心了， “不妨去看看， 大不了就是花個來回機票錢”。
母親不放心， 陪他一起去考察。 坐了十幾個小時的飛機， 母子倆到達烏克蘭首都基輔， 發現這裡已經成為“代孕之都”。 整個酒店都是從世界各地來找代孕的， 歐美的、澳大利亞的， 那時候， 中國人還很少。
劉鵬覺得這事靠譜， 當機立斷在醫院選擇一個代孕的貴賓套餐， 只要4.99萬歐元， 取完精就回國了。
一年後， 兒子出生。 劉鵬在中國駐烏克蘭大使館為兒子辦回國旅行證時， 同時碰到三對抱著孩子辦手續的中國夫婦。 只是一年時間， 更多打算啟動代孕程式的中國人在醫院排隊等待。
01
白菜價格， 貴賓服務
4.99萬歐元的套餐， 是烏克蘭醫院的最高等級， 不僅包含了取精、取卵、胚胎移植， 再到生產等全部費用， 還包括劉鵬和親友在基輔的住宿、交通和飲食費用。 只要客戶同意使用捐卵， 這是一個包成功套餐， 也就是說， 無論嘗試多少次， 最終醫院一定會讓你抱著健健康康的孩子回去。
作為貴賓客戶， 從飛機降落基輔機場開始， 醫院就會派專車和專職司機負責他們在基輔的全部行程， 從醫療到遊覽。 他們被安排住在市中心的一套100平到150平的套房裡，
孩子出生以後， 醫院還會安排一個專職的保姆每天9點到18點照顧孩子， 並有說英文的兒科醫生24小時隨時提供服務。 每週還有兒科醫生上門體檢。
聽完介紹， 劉鵬毫不猶豫地選擇了這個套餐， 因為它還可以選擇孩子的性別， 而且“貴點， 醫院也會重視一點吧， 這點錢折合人民幣不到40萬， 不過是美國代孕費用的一個零頭”。
30歲的時候， 劉鵬特別想要個孩子。 自從2015年泰國出臺法律禁止為外國人代孕之後，
他估算在美國做一次代孕， 費用大概在120萬至150萬之間。 對他來說， 必須是一次成功， 再多， 他就負擔不起了， 可這是誰也無法保證的。 “像我在烏克蘭遇見一個大姐， 她在美國做了四次了都沒有成， 一次不成你就再交一次的錢， 那就是個無底洞。 除非你真的非常非常有錢， 但我覺得中國一般的小中產負擔美國代孕費用確實很困難。 ”劉鵬慶倖自己當初的選擇， “而且那個大姐在烏克蘭就做成功了。 試管嬰兒的技術已經不是什麼高新科技了， 國內地下的小診所都在做， 有時候也得靠點運氣。 ”
另外， 還有兩個套餐更加便宜，
02
經濟套餐已經賣完
隨著這幾年東南亞國家的代孕政策逐步收緊， 除了美國， 烏克蘭、俄羅斯和格魯吉亞成為世界上少數允許代孕旅遊的國家。
根據烏克蘭《家庭法》， 為不孕不育夫婦代孕是合法的， 孩子的父母親身份與代理孕母及精、卵的捐獻者無關。 烏克蘭衛生部2008年12月23日發佈了第771號檔《關於使用輔助生殖技術的條例》， 對所需簽署的合同進行了規範。
“這三個國家都差不多， 它們的法律都是從蘇聯那個體系沿襲出來的， 整體風格、價格都很相似。 ”環球代孕執行總裁劉保君這兩年也開始做這幾個國家的業務， 他還想在這些地方投資一個醫院， “以前由於路途遙遠， 語言不通， 中國人去這幾個地方做得很少。 這兩年才陸陸續續多起來。 而且， 由於烏克蘭經濟要更差一些， 價格原本也要比俄羅斯便宜一點， 但這兩年中國人去得多了， 烏克蘭的價格也是水漲船高。 ”
今年， 一家烏克蘭輔助生殖醫院——彼奧醫院早早就宣佈“從2018年到2020年， 所有的經濟套餐都已經賣完了”。 其它醫院也類似。 劉鵬認為這其實就是變相漲價， 因為這兩年中國人實在太多了。 他聽說一家醫院的客戶經理一個月能接待七八十名中國客戶。 從去年下半年開始，他自己也往烏克蘭介紹代孕的客戶，如今也有七八個了。
2017年9月17日，在與中國客戶的QQ視頻會上，彼奧中國部主任黎彼德遲到了，他解釋說，剛才忙於接待二十多名中國客戶，“中國的人口實在比烏克蘭多太多了”。根據彼奧官網給出的資料，2013年至2015年，中國人在這家醫院就診的人數穩定在一百五十個左右，2016年略有上升，達到192個，2017年則飆升到572個。
在烏克蘭，代母一般由醫院確定，客戶不能進行選擇。確定代母后，客戶也可以見代母，但一般聯繫不多。“少聯繫也好，我有個朋友倒是跟代母聯繫頻繁，但他的代母總跟他要東西，也挺煩的。”劉鵬說。
胚胎移植成功後，代母就回到自己家中生活。“代孕，這是一份工作。我們的代母不是住在工廠的車間裡，她們跟家人住在一起。”黎彼德解釋說，“30周之後，她們會到醫院提供的房子集中居住，遵守所有醫生的指示。”
不過，據BBC今年2月的報導，有些醫院對代母不太好，沒有及時查出代母的身體有問題導致併發症的發生。而一旦發生流產，有些醫院就拒絕給代母支付報酬。
由於中國客戶的大量湧入，烏克蘭的代母已經供不應求了，各種套餐都出現了排隊情況。在一次視頻中，黎彼德說，有幾個西班牙和德國的客戶給客戶經理塞回扣，想插隊優先啟動代孕程式，結果被取消資格。
劉鵬也發現，現在代母來自越來越遠的地方了。“原先他們是在基輔或者周邊的這些地方，因為當時我們選的貴賓套餐，基本上代母都是基輔的，我們比較放心，差一點的就是離基輔要坐火車兩個小時。如今代母來醫院一坐火車都要七八個小時，很明顯，在基輔的代母越來越少了。”
03
“隨便去醫院開個證明就行了”
其實，劉鵬並不符合烏克蘭代孕法律的相關要求，他是同志，而按照烏克蘭法律，必須是合法夫妻，才可以進行代孕。
2016年9月他第一次到烏克蘭時，並沒有結婚。向醫院交完錢，取完精後，他就拿著合同回國了。他找了一個女孩幫忙，“就是領個證，也不幹什麼”，然後再把結婚證和有女孩簽名的合同寄回給醫院。
“我也不知道這算不算是灰色地帶。”劉鵬聽說，也可以在當地找烏克蘭人結婚。在往返烏克蘭進行代孕的那段時間，劉鵬聽了很多相關案例。他聽說，結婚時，律師甚至同時會幫他們簽好離婚協議，配合結婚一方放棄孩子撫養權的協議。手續辦完，開始進行代孕，等孩子出生，辦完所有手續，他們再離婚。在烏克蘭當地，已經形成了一個假結婚的市場，這個市場並不是因為代孕出現的，“好多在烏克蘭做生意的中國人，想留在那裡，最好的方法就是找個當地女的結婚。所以去那邊代孕的話，他們也可以找同樣的人。”
接孩子的時候，劉鵬把法律上的妻子也帶去了烏克蘭，因為媽媽不到場，孩子是沒法離開烏克蘭的。“現在政府查了，要求就更嚴了，簽合同時，媽媽也必須到場。”
在烏克蘭的醫院，劉鵬還目睹了一起糾紛。一對中國夫婦在烏克蘭代孕了一個孩子，不過孩子出生前，這對夫婦離婚了，醫院就讓代母流產了，合同自動終止。孩子的中國爸爸來醫院鬧，但也不會有什麼結果。
除了結婚證明，在烏克蘭代孕，還需要提供不孕不育證明，這就更簡單了。“隨便去醫院開個證明就行了，比如說有心臟病不適合懷孕，烏克蘭那邊就是看一下，也不需要公證。”劉鵬說。
烏克蘭還要求委託代孕的夫婦不能有傳染病。據劉鵬這幾年的觀察也不是絕對的，有乙肝的客戶，有些醫院能做，有些醫院不能做，但患有愛滋病的客戶是沒有醫院肯做的。據劉鵬瞭解，這可能是因為乙肝有疫苗可打，還能洗精，雙重保險。
04
“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我的孩子”
烏克蘭是歐洲最窮的國家之一，代孕，成為很多女性的收入來源。
2013年底，烏克蘭國內開始政局動盪，經濟嚴重倒退，貨幣大幅貶值。據BBC報導，烏克蘭議會衛生委員會負責人、醫生索爾加·柏格莫萊特認為，年輕女性沉迷代孕事業是“由於生活水準快速下降所致”。她表示，烏克蘭代孕產業的問題在於不夠規範、缺乏監督，可能將代孕者和孩子親生父母都置於風險中。
烏克蘭的許多代孕機構也曝出一些不好的內幕——比如那些未被證實的胚胎交換的事、糟糕的體檢條件，以及人數太多而導致醫生不能提供足夠的醫療護理。中國客戶越來越多，很多來自國內的資金，也開始進入烏克蘭代孕醫院領域，甚至還有莆田系的身影。
2017年1月18日，烏克蘭基輔一家輔助生育實驗室（@視覺中國圖）
劉保君就接過幾個在烏克蘭和俄羅斯代孕產生糾紛的客戶。“有的做到一半沒人管了。他們可能是找的小仲介不靠譜，也可能是當地人沒搞明白。比起美國，這些地方的信譽度還是要差一些。”
第一次去烏克蘭時，劉鵬也是找了國內的仲介去的，到了那裡兩眼一抹黑。“我就是被那個仲介賣人頭給醫院了，在烏克蘭沒有地接，把我介紹給醫院就不管了。”劉鵬回憶道，自己完全不懂俄語，就稀裡糊塗地簽了合同，有什麼事也只能等著醫院通知，“你想問什麼也沒有管道，你只能信任，沒有信任你就覺得是被騙了。”
這種信任，只是沒有辦法，不得不信。劉鵬最真實的感覺是，自己的權益並沒有辦法得到有效保護。雖然他會簽署協議，雖然烏克蘭法律也對代孕做了詳細規定，“一旦出現風險問題，也沒有什麼好辦法。你去打跨國官司吧，烏克蘭有些地方比較腐敗，打官司尤其這種跨國官司，贏的幾率非常小。”
劉鵬有個朋友也是在烏克蘭買了捐卵包成功的貴賓套餐，但目前已經做了八次胚胎移植都沒有成功。“染色體查過，精子品質也查過，都沒問題。只是我那個朋友一定要男孩，醫院就說每次男孩的胚胎品質都不如女孩，所以導致沒成功，但這事誰也說不清。光這種問題，我就遇到了兩個，還有一個做了四五次沒成的。”
他們後來覺得，醫院很可能就沒給做，只是告訴他們沒成功的結果。“醫院光顧著接新顧客了。一些老顧客，一次沒成兩次沒成的，醫院可能就會給你放那兒了。”劉鵬說，“這個醫院光中國客戶好像每個月就去了60多個，哪個醫院忙得過來啊？從哪兒來60個代孕媽媽？”
劉鵬心驚膽戰地在家等了一年。醫院每個月會給他發一張B超單。2017年7月31日，孩子出生了，劉鵬第二天才知道。等他飛到基輔剛看到孩子時，他甚至有點蒙：“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我的孩子，我會懷疑。”
把孩子接到身邊後，劉鵬第一時間就是自己去聯繫做親子鑒定：“醫院說給我們做親子鑒定，可是我不信啊，醫院給我的報告，萬一騙我怎麼辦？”
10天后，結果出來了，證明就是劉鵬的孩子。“那個時候的感覺就不一樣了，感覺就跟他親了好多好多。”
（應受訪者要求，劉鵬為化名；本刊記者張惠蘭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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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去年下半年開始，他自己也往烏克蘭介紹代孕的客戶，如今也有七八個了。2017年9月17日，在與中國客戶的QQ視頻會上，彼奧中國部主任黎彼德遲到了，他解釋說，剛才忙於接待二十多名中國客戶，“中國的人口實在比烏克蘭多太多了”。根據彼奧官網給出的資料，2013年至2015年，中國人在這家醫院就診的人數穩定在一百五十個左右，2016年略有上升，達到192個，2017年則飆升到572個。
在烏克蘭，代母一般由醫院確定，客戶不能進行選擇。確定代母后，客戶也可以見代母，但一般聯繫不多。“少聯繫也好，我有個朋友倒是跟代母聯繫頻繁，但他的代母總跟他要東西，也挺煩的。”劉鵬說。
胚胎移植成功後，代母就回到自己家中生活。“代孕，這是一份工作。我們的代母不是住在工廠的車間裡，她們跟家人住在一起。”黎彼德解釋說，“30周之後，她們會到醫院提供的房子集中居住，遵守所有醫生的指示。”
不過，據BBC今年2月的報導，有些醫院對代母不太好，沒有及時查出代母的身體有問題導致併發症的發生。而一旦發生流產，有些醫院就拒絕給代母支付報酬。
由於中國客戶的大量湧入，烏克蘭的代母已經供不應求了，各種套餐都出現了排隊情況。在一次視頻中，黎彼德說，有幾個西班牙和德國的客戶給客戶經理塞回扣，想插隊優先啟動代孕程式，結果被取消資格。
劉鵬也發現，現在代母來自越來越遠的地方了。“原先他們是在基輔或者周邊的這些地方，因為當時我們選的貴賓套餐，基本上代母都是基輔的，我們比較放心，差一點的就是離基輔要坐火車兩個小時。如今代母來醫院一坐火車都要七八個小時，很明顯，在基輔的代母越來越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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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便去醫院開個證明就行了”
其實，劉鵬並不符合烏克蘭代孕法律的相關要求，他是同志，而按照烏克蘭法律，必須是合法夫妻，才可以進行代孕。
2016年9月他第一次到烏克蘭時，並沒有結婚。向醫院交完錢，取完精後，他就拿著合同回國了。他找了一個女孩幫忙，“就是領個證，也不幹什麼”，然後再把結婚證和有女孩簽名的合同寄回給醫院。
“我也不知道這算不算是灰色地帶。”劉鵬聽說，也可以在當地找烏克蘭人結婚。在往返烏克蘭進行代孕的那段時間，劉鵬聽了很多相關案例。他聽說，結婚時，律師甚至同時會幫他們簽好離婚協議，配合結婚一方放棄孩子撫養權的協議。手續辦完，開始進行代孕，等孩子出生，辦完所有手續，他們再離婚。在烏克蘭當地，已經形成了一個假結婚的市場，這個市場並不是因為代孕出現的，“好多在烏克蘭做生意的中國人，想留在那裡，最好的方法就是找個當地女的結婚。所以去那邊代孕的話，他們也可以找同樣的人。”
接孩子的時候，劉鵬把法律上的妻子也帶去了烏克蘭，因為媽媽不到場，孩子是沒法離開烏克蘭的。“現在政府查了，要求就更嚴了，簽合同時，媽媽也必須到場。”
在烏克蘭的醫院，劉鵬還目睹了一起糾紛。一對中國夫婦在烏克蘭代孕了一個孩子，不過孩子出生前，這對夫婦離婚了，醫院就讓代母流產了，合同自動終止。孩子的中國爸爸來醫院鬧，但也不會有什麼結果。
除了結婚證明，在烏克蘭代孕，還需要提供不孕不育證明，這就更簡單了。“隨便去醫院開個證明就行了，比如說有心臟病不適合懷孕，烏克蘭那邊就是看一下，也不需要公證。”劉鵬說。
烏克蘭還要求委託代孕的夫婦不能有傳染病。據劉鵬這幾年的觀察也不是絕對的，有乙肝的客戶，有些醫院能做，有些醫院不能做，但患有愛滋病的客戶是沒有醫院肯做的。據劉鵬瞭解，這可能是因為乙肝有疫苗可打，還能洗精，雙重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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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我的孩子”
烏克蘭是歐洲最窮的國家之一，代孕，成為很多女性的收入來源。
2013年底，烏克蘭國內開始政局動盪，經濟嚴重倒退，貨幣大幅貶值。據BBC報導，烏克蘭議會衛生委員會負責人、醫生索爾加·柏格莫萊特認為，年輕女性沉迷代孕事業是“由於生活水準快速下降所致”。她表示，烏克蘭代孕產業的問題在於不夠規範、缺乏監督，可能將代孕者和孩子親生父母都置於風險中。
烏克蘭的許多代孕機構也曝出一些不好的內幕——比如那些未被證實的胚胎交換的事、糟糕的體檢條件，以及人數太多而導致醫生不能提供足夠的醫療護理。中國客戶越來越多，很多來自國內的資金，也開始進入烏克蘭代孕醫院領域，甚至還有莆田系的身影。
2017年1月18日，烏克蘭基輔一家輔助生育實驗室（@視覺中國圖）
劉保君就接過幾個在烏克蘭和俄羅斯代孕產生糾紛的客戶。“有的做到一半沒人管了。他們可能是找的小仲介不靠譜，也可能是當地人沒搞明白。比起美國，這些地方的信譽度還是要差一些。”
第一次去烏克蘭時，劉鵬也是找了國內的仲介去的，到了那裡兩眼一抹黑。“我就是被那個仲介賣人頭給醫院了，在烏克蘭沒有地接，把我介紹給醫院就不管了。”劉鵬回憶道，自己完全不懂俄語，就稀裡糊塗地簽了合同，有什麼事也只能等著醫院通知，“你想問什麼也沒有管道，你只能信任，沒有信任你就覺得是被騙了。”
這種信任，只是沒有辦法，不得不信。劉鵬最真實的感覺是，自己的權益並沒有辦法得到有效保護。雖然他會簽署協議，雖然烏克蘭法律也對代孕做了詳細規定，“一旦出現風險問題，也沒有什麼好辦法。你去打跨國官司吧，烏克蘭有些地方比較腐敗，打官司尤其這種跨國官司，贏的幾率非常小。”
劉鵬有個朋友也是在烏克蘭買了捐卵包成功的貴賓套餐，但目前已經做了八次胚胎移植都沒有成功。“染色體查過，精子品質也查過，都沒問題。只是我那個朋友一定要男孩，醫院就說每次男孩的胚胎品質都不如女孩，所以導致沒成功，但這事誰也說不清。光這種問題，我就遇到了兩個，還有一個做了四五次沒成的。”
他們後來覺得，醫院很可能就沒給做，只是告訴他們沒成功的結果。“醫院光顧著接新顧客了。一些老顧客，一次沒成兩次沒成的，醫院可能就會給你放那兒了。”劉鵬說，“這個醫院光中國客戶好像每個月就去了60多個，哪個醫院忙得過來啊？從哪兒來60個代孕媽媽？”
劉鵬心驚膽戰地在家等了一年。醫院每個月會給他發一張B超單。2017年7月31日，孩子出生了，劉鵬第二天才知道。等他飛到基輔剛看到孩子時，他甚至有點蒙：“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我的孩子，我會懷疑。”
把孩子接到身邊後，劉鵬第一時間就是自己去聯繫做親子鑒定：“醫院說給我們做親子鑒定，可是我不信啊，醫院給我的報告，萬一騙我怎麼辦？”
10天后，結果出來了，證明就是劉鵬的孩子。“那個時候的感覺就不一樣了，感覺就跟他親了好多好多。”
（應受訪者要求，劉鵬為化名；本刊記者張惠蘭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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