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國家的百姓是這個國家最基本的組成部分， 他們平時順應皇帝的統治， 他們的生產力構成了這個王朝的根基。 正是由於他們的存在， 古代王朝的基礎才會愈發穩固。
可是許多古代的君主並沒有很好的認識到這一點， 他們施行暴政， 徵收賦稅。 本來就處於社會底層的農民不堪重負， 開始拿起自己手中的武器反抗。 這是他們手中的鋤頭不再是耕田的工具， 而是用來爭取自己美好生活的利器。 所以許多朝代的覆滅都和農民起義有關， 但是通過中外比較研究發現， 這種現象在歐洲存在的並不廣泛，
古代的歐洲地區並不像中國這樣擁有豐富的水源和大塊的耕地， 他們大多實行莊園經濟， 每一個莊園都是封閉的。 在莊園裡建有自己的農民和自己獨立的武裝， 這些農民只為某一個莊園服務， 並沒有一個統一能夠統治他們的君主。
他們對於本莊園主人的認同， 高於對於這個國家皇帝的認同。 在這個莊園裡， 農民的地位是最低的， 他們的數量要遠遠小於這個城堡的武裝力量。 而且鄰近的莊園主之間會互相交流， 這也就形成了歐洲古代的上層社會。 他們之間相互幫助， 即使某一個莊園的農民不服從于莊園主的統治， 想要起兵反抗。 他們可能出不了莊園大門就被消滅了。 總體來說，
同時不得不考慮的一個問題是， 古代歐洲對於階層的劃分十分明顯， 而且他們的階層流動性不大， 他們並沒有像中國的科舉考試一樣， 能夠讓貧苦人民走上層的機會。 所以世襲伯爵， 世襲騎士， 在古代歐洲也就成為了常態。 在這種體制下， 歐洲的軍隊往往有某一個家族來把握， 他們訓練有素， 而且由於是繼承自己祖先的職位， 所以他們從小就要接受忠誠教育， 他們的父輩往往教導他們要遵守莊園主的命令。
所以農民的力量跟他們的力量比起來， 簡直就是不值一提。 而中國農民之所以能夠起義成功， 就是因為古代的階層還是有一定的流動性的。 在中國農民失去土地以後，
歐洲農民在面對苦難的時候， 認為這是上帝給予自己的磨練， 他們往往會通過宗教來寄託自己所受的苦難。 歐洲古代社會的掌權者就是通過宗教的這種贖罪教育， 來通知他們的農民， 讓他們忠心耿耿的為自己服務。 中國農民在面對壓迫的時候， 往往會選擇替天行道， 天道良知就是中國農民最高的信仰。 如果當朝皇帝遵守這些天道良知， 那麼他們便不會起兵反抗王朝的統治， 因為這樣並不能給他們帶來好處。 只有在這個王朝施行暴政的時候， 才會有某些農民站出來， 組織自己的同伴進行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