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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美國作家的書“髒”到不堪入目,但卻被譽為美國的巴爾扎克

他獲得了能夠獲得的幾乎所有的文學獎

只有久等不至的諾貝爾獎

讓他至死不能釋懷


菲力浦·羅斯。 圖/視覺中國

菲力浦·羅斯:書寫驚人髒書, 成為王冠上的鑽石

本文首發於總第854期《中國新聞週刊》

美國著名作家菲力浦·羅斯(Philip Roth)因為充血性心力衰竭, 5月22日在紐約曼哈頓去世, 享年85歲。

他和索爾·貝婁、約翰·厄普代克一起, 被視為福克納之後最重要的美國小說家。 他著作等身, 兼具原創性和挑釁性, 通過性、種族和政治這三大主題, 深刻而細緻地傳達出不斷演進的時代精神和社會風貌, 因此獲稱“美國的巴爾扎克”。

高度的爭議, 巨大的成功

從1959年出道至今, 在近60年的時間裡, 羅斯從未淡出公眾視野。 他是文壇的常青樹, 總共出版了31本書, 包括為他贏得巨大聲名與爭議的《波特諾伊的怨訴》《美國牧歌》和《我嫁給了共產黨人》。

他獲得了能夠獲得的幾乎所有的文學獎:一次普利策小說獎, 兩次美國圖書獎, 兩次美國書評人協會獎, 三次筆會·福克納獎(他是該獎歷史上唯一一位梅開三度的得主), 外加英國的布克國際獎和捷克的卡夫卡獎。 只有久等不至的諾貝爾獎, 讓他至死不能釋懷。

在世時就被收入“美國文庫”的作家只有三位:索爾·貝婁、尤朵拉·韋爾蒂和羅斯, 但生前入選法國七星文庫的英語作家, 羅斯是唯一一人。

1933年3月19日, 菲力浦·羅斯生於新澤西州紐華克的一個猶太人家庭,

1955年獲得芝加哥大學英語文學碩士後, 在陸軍系統服役兩年, 因工傷退伍, 從此邊教書邊寫作, 其處女作《再見, 哥倫布和五個短篇》問世於1959年, 因為對猶太反叛青年的刻畫而轟動一時, 並在次年為只有27歲的羅斯贏得了美國圖書獎。

十年後, 羅斯出版了第四部小說《波特諾伊的怨訴》, 書中對手淫和男性性欲的坦率描寫引發了高度爭議, 並遭到猶太人社群的猛烈抨擊。 但昭彰的惡名也相應地為他帶來了商業上的巨大成功, 《波特諾伊的怨訴》成了街談巷議的“髒書”或先鋒作品, 其銷量甚至超過了馬里奧·普佐的黑手黨小說《教父》。

英國作家安東尼·伯吉斯在介紹《波特諾伊的怨訴》時寫道:“據說這部小說對手淫的研究和梅爾維爾對鯨魚的研究一樣透徹。

”大明星芭芭拉·史翠珊則公開評論, 如果見到這本書的作者, 她絕不會跟他握手。

《波特諾伊的怨訴》就像一部花樣手淫百科全書。 主人公亞曆克斯·波特諾伊在心理醫師面前滔滔不絕, 通過毫無保留的傾訴, 講述自己從童年開始直至邁入社會後所經受的種種壓抑。 波特諾伊逃避感情, 一味地物化婦女, 妄想通過征服非猶太人的美國女人來征服這個異教徒的國度, 以此實現自己的美國夢。 他沒有如願。 他最終走向了自己的父親, 成為無能的猶太男人中的一員, 永遠承受著本民族文化對他們施加心理閹割後的傷害。

在羅斯的小說中, 猶太性和美國性同樣鮮明。

前者是他文化的根和幾乎一切心理動機的背景, 後者才是他百般努力卻始終無法真正融入的自由世界。 波特諾伊徘徊於禁欲和欲望之間。 他反對自己與生俱來的猶太性, 反倫理, 反綱常, 這一姿態遠比書中不加節制的性描寫更令人震驚。

半個世紀過去了, 《波特諾伊的怨訴》在美國文學史的地位日益得到鞏固。 羅斯去世後, 英國名作家馬丁·埃米斯撰文指出, 《波特諾伊的怨訴》仍然是王冠上的鑽石。 它“包含了所有重大的主題(只有道德不在其中):父親、母親、子女、男性性欲、受難和以色列。 羅斯用一種諷刺性的才華點燃了這把大火, 如果我們幸運的話, 這樣的才華也許一代人才會出現一次”。

虛構自傳,

也虛構歷史

羅斯有過兩次短暫而蹊蹺的婚史。 據他說, 第一次是中了圈套:瑪格麗特·馬丁森借別人的尿樣, 對他謊稱懷孕, 騙他於1959年結婚。 兩人於1963年分手, 馬丁森五年後死於車禍。 前妻及其意外死亡對羅斯造成的巨大影響, 在他的多部小說中清晰可見, 其中包括1974年問世的《我作為男人的一生》——“朱克曼系列小說”的第一部。

1990年, 羅斯娶長期為伴的英國演員克雷爾·布盧姆為妻, 未料這場婚姻僅僅持續了四年。 布盧姆很快出版回憶錄《離開玩偶之家》, 披露前夫冷漠、陰鬱、自我中心的性格和讓他深受折磨的多種病痛——冠狀動脈阻塞、神經衰弱和不成功的膝蓋手術導致的後遺症, 並對羅斯在小說《欺騙》(1990)中對她和她家人的刻薄描寫耿耿於懷。

第二次離婚事件、他對女人和婚姻的疑懼,以至女權主義者的圍攻,讓晚年的羅斯迎來了創作力的又一個爆發期。在用作品回擊的同時,他也寫出了一系列獲得高度讚譽的歷史小說,包括通稱的“美國三部曲”,即1997年出版、次年為他贏得普利策獎的《美國牧歌》和隨後問世的《我嫁給了共產黨人》與《人性的污點》。

從2004年開始,他幾乎年年出書,先後寫出了《反美密謀》《凡人》《退場的鬼魂》《憤怒》《羞辱》和《復仇女神》。其中,《憤怒》的書名取自中國國歌。故事發生在朝鮮戰爭爆發後,主人公梅斯納因為不知道該不該聽從號召,參軍打仗,而陷入心理的亂局。他回憶起了在學校學唱過的中國國歌,歌詞清晰地、一遍又一遍地回蕩在他的腦海,其中有一句“憤怒充滿了每個同胞的心間”,正是“每個人被迫著發出最後的吼聲”不盡字字相符的英譯。

“我們那會兒每週上一次大課,全體學生聚到禮堂裡,活動的一部分就是唱愛國歌曲。”羅斯後來說,“後來我們唱了一首歌,聽說是中國國歌。這些猶太小學生唱著:‘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你怎麼忘得了這個呢?”

梅斯納認定,“憤怒”是英語中最美的一個詞,每當他面對這個不公平的世界,或是回憶起這輩子遇到的種種來自他自己的三座大山——父權、神權、政權——的壓迫,“憤怒”就充斥了他的身心,將他打造成上世紀50年代初冷戰前夜一個內心憤怒的青年。

2016年,特朗普贏得大選之後,《反美密謀》再次受到廣泛關注。書中虛構了一段美國現代史:在1940年的大選中,羅斯福總統被納粹同情者、前傳奇飛行員查理斯·林德伯格擊敗,結果美國不僅未對德宣戰,反而與希特勒結好,並在全國掀起反猶浪潮。記者沃爾特·溫切爾公開批評林德伯格總統,卻遭解雇和暗殺。此情此景,難免讓特朗普時代的讀者產生不寒而慄的共鳴。

被高估的羅斯,被忽視的巨匠

2011年,羅斯以終身的文學成就獲得了布克國際獎。三人評委會主席裡克·格科斯基前往紐約面見羅斯,行前到處打聽和羅斯談話有什麼禁忌。人家告訴他,有三個字千萬不能提:諾貝爾。

過去20年來,羅斯年年被視為諾貝爾文學獎的熱門人選,這種期待越到後來越強烈,因為上一位美國作家(托妮·莫里森)獲獎,已是遙遠的1993年。美國文學受到如此的忽視,既不正常,也不科學。很多人相信,只要有美國人折桂,羅斯必然勝出。

然而,2016年秋,噩耗傳來,瑞典學院寧肯表彰歌手鮑勃·狄倫,也不願把諾貝爾獎頒給眾望所歸的羅斯。這意味著他餘生問鼎無望。

羅斯多產,但主題單一。他總寫性欲強烈、身體無能的猶太知識份子在當代美國的掙扎,場所通常不離紐華克,主人公寥寥可數:南森·朱克曼(出現於九部小說)、好色教授大衛·凱普什(三部)和菲力浦·羅斯本人(六部)。圍繞羅斯的爭論大多就此展開。有人認為他被嚴重高估,另一些人相信,這正是他的深刻所在。

羅斯獲得布克國際獎後,擔任該獎評委的澳大利亞作家和出版人卡門·卡利爾立即宣佈辭職,並將內部分歧公之於眾,力貶羅斯。

“他一次一次又一次地弄同一個主題,幾乎每本書都是如此。這就好像他坐在你臉上,讓你無法呼吸。”卡利爾說,“我壓根就沒把他當成個作家。我早就清楚自己是不會讓他過初評的,所以我很吃驚他能待下來。我不欣賞的就他一個——其他人都挺好。”

進入那一年布克國際獎決選名單的作家共13人。卡利爾尤其欣賞中國作家王安憶,並曾為她親撰推薦辭,讚揚她“表面上家長里短,卻自有神奇而熱烈的小說家之力量于其中”,而且,“王安憶的反諷,她對性愛的大膽探索,最清楚不過地證明了存在著多少種方式”去挑戰讓人喘不過氣來的制度。

但文藝評論家喬納森·鐘斯認為,卡利爾對羅斯“一次一次又一次地弄同一個主題”的指責大錯特錯,殊不知這正是“一種記憶和想像的特殊景觀”,小說家只有對同一個地方充滿熱情和個人關切,才能不斷回返。這既不是卡利爾認為的單調和壓抑,也不是小說家的枯燥或局限,而正是一個真正且嚴肅的小說家的技藝所在。

美國作家阿尼斯·什瓦尼支持卡利爾,因為“美國文學自我封閉,羅斯配不上布克國際獎”。

“我們有一批普遍被嚴重高估的‘文學巨匠’——羅斯、厄普代克、德利洛、品欽,個個都是永恆謠傳的諾貝爾獎競爭者,卻不能為世界其他地區共用。”什瓦尼說。

紐華克,布拉格

然而,羅斯並非眼界狹隘的美國作家。20世紀70和80年代,在很多東歐作家為西方熟知並走向世界的過程中,羅斯立有大功。

2001年,捷克共和國國會和布拉格市政府創辦了弗朗茨·卡夫卡獎,首次頒獎就表彰了羅斯,第二年才輪到本國大作家伊萬·克利馬獲獎。

羅斯當年不只坐在書齋裡,通過寫文章來推薦克利馬和昆德拉,他還付諸行動。在2013年的筆會大會上,借著領受文學服務獎的答謝辭,他回憶了與捷克作家的交往。

“從1972年開始,一直到1977年,每年春天我都要去一趟布拉格,待一個星期或十天,與那裡的一大幫子作家、記者、歷史學家和教授晤面。”他說,克利馬為此遭到員警通宵的盤問,他們問,他的美國朋友為什麼每年春天都來轉一圈,他對此只有一個回答。根據羅斯的轉述——

“你們沒讀過他的書嗎?”克利馬問員警。

不出所料,他們被這問題難住了,但他很快提供了答案。

“他是來找姑娘的。”克利馬說。

羅斯始終認為,寫作就是他全部的生活,生命不息,寫書不止。“我覺得,我這麼頻繁地寫書、出書,是因為我無法忍受沒有書可寫的狀態。”他在2009年告訴傳奇編輯蒂娜·布朗,“我不在乎還能再寫出多少本書,我只在乎能完全投入到一本書的寫作狀態,讓寫作佔據我的時間。我寫前一本書的時候,腦子裡從來不會想著另一本。每本書都始於灰燼,真的。所以我倒不是感到有這個要說,有那個要說,或是有故事要講,我只知道,只要我活著,就想一直寫下去。”

現在,他去世了。他寫完了。

文/康慨

第二次離婚事件、他對女人和婚姻的疑懼,以至女權主義者的圍攻,讓晚年的羅斯迎來了創作力的又一個爆發期。在用作品回擊的同時,他也寫出了一系列獲得高度讚譽的歷史小說,包括通稱的“美國三部曲”,即1997年出版、次年為他贏得普利策獎的《美國牧歌》和隨後問世的《我嫁給了共產黨人》與《人性的污點》。

從2004年開始,他幾乎年年出書,先後寫出了《反美密謀》《凡人》《退場的鬼魂》《憤怒》《羞辱》和《復仇女神》。其中,《憤怒》的書名取自中國國歌。故事發生在朝鮮戰爭爆發後,主人公梅斯納因為不知道該不該聽從號召,參軍打仗,而陷入心理的亂局。他回憶起了在學校學唱過的中國國歌,歌詞清晰地、一遍又一遍地回蕩在他的腦海,其中有一句“憤怒充滿了每個同胞的心間”,正是“每個人被迫著發出最後的吼聲”不盡字字相符的英譯。

“我們那會兒每週上一次大課,全體學生聚到禮堂裡,活動的一部分就是唱愛國歌曲。”羅斯後來說,“後來我們唱了一首歌,聽說是中國國歌。這些猶太小學生唱著:‘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你怎麼忘得了這個呢?”

梅斯納認定,“憤怒”是英語中最美的一個詞,每當他面對這個不公平的世界,或是回憶起這輩子遇到的種種來自他自己的三座大山——父權、神權、政權——的壓迫,“憤怒”就充斥了他的身心,將他打造成上世紀50年代初冷戰前夜一個內心憤怒的青年。

2016年,特朗普贏得大選之後,《反美密謀》再次受到廣泛關注。書中虛構了一段美國現代史:在1940年的大選中,羅斯福總統被納粹同情者、前傳奇飛行員查理斯·林德伯格擊敗,結果美國不僅未對德宣戰,反而與希特勒結好,並在全國掀起反猶浪潮。記者沃爾特·溫切爾公開批評林德伯格總統,卻遭解雇和暗殺。此情此景,難免讓特朗普時代的讀者產生不寒而慄的共鳴。

被高估的羅斯,被忽視的巨匠

2011年,羅斯以終身的文學成就獲得了布克國際獎。三人評委會主席裡克·格科斯基前往紐約面見羅斯,行前到處打聽和羅斯談話有什麼禁忌。人家告訴他,有三個字千萬不能提:諾貝爾。

過去20年來,羅斯年年被視為諾貝爾文學獎的熱門人選,這種期待越到後來越強烈,因為上一位美國作家(托妮·莫里森)獲獎,已是遙遠的1993年。美國文學受到如此的忽視,既不正常,也不科學。很多人相信,只要有美國人折桂,羅斯必然勝出。

然而,2016年秋,噩耗傳來,瑞典學院寧肯表彰歌手鮑勃·狄倫,也不願把諾貝爾獎頒給眾望所歸的羅斯。這意味著他餘生問鼎無望。

羅斯多產,但主題單一。他總寫性欲強烈、身體無能的猶太知識份子在當代美國的掙扎,場所通常不離紐華克,主人公寥寥可數:南森·朱克曼(出現於九部小說)、好色教授大衛·凱普什(三部)和菲力浦·羅斯本人(六部)。圍繞羅斯的爭論大多就此展開。有人認為他被嚴重高估,另一些人相信,這正是他的深刻所在。

羅斯獲得布克國際獎後,擔任該獎評委的澳大利亞作家和出版人卡門·卡利爾立即宣佈辭職,並將內部分歧公之於眾,力貶羅斯。

“他一次一次又一次地弄同一個主題,幾乎每本書都是如此。這就好像他坐在你臉上,讓你無法呼吸。”卡利爾說,“我壓根就沒把他當成個作家。我早就清楚自己是不會讓他過初評的,所以我很吃驚他能待下來。我不欣賞的就他一個——其他人都挺好。”

進入那一年布克國際獎決選名單的作家共13人。卡利爾尤其欣賞中國作家王安憶,並曾為她親撰推薦辭,讚揚她“表面上家長里短,卻自有神奇而熱烈的小說家之力量于其中”,而且,“王安憶的反諷,她對性愛的大膽探索,最清楚不過地證明了存在著多少種方式”去挑戰讓人喘不過氣來的制度。

但文藝評論家喬納森·鐘斯認為,卡利爾對羅斯“一次一次又一次地弄同一個主題”的指責大錯特錯,殊不知這正是“一種記憶和想像的特殊景觀”,小說家只有對同一個地方充滿熱情和個人關切,才能不斷回返。這既不是卡利爾認為的單調和壓抑,也不是小說家的枯燥或局限,而正是一個真正且嚴肅的小說家的技藝所在。

美國作家阿尼斯·什瓦尼支持卡利爾,因為“美國文學自我封閉,羅斯配不上布克國際獎”。

“我們有一批普遍被嚴重高估的‘文學巨匠’——羅斯、厄普代克、德利洛、品欽,個個都是永恆謠傳的諾貝爾獎競爭者,卻不能為世界其他地區共用。”什瓦尼說。

紐華克,布拉格

然而,羅斯並非眼界狹隘的美國作家。20世紀70和80年代,在很多東歐作家為西方熟知並走向世界的過程中,羅斯立有大功。

2001年,捷克共和國國會和布拉格市政府創辦了弗朗茨·卡夫卡獎,首次頒獎就表彰了羅斯,第二年才輪到本國大作家伊萬·克利馬獲獎。

羅斯當年不只坐在書齋裡,通過寫文章來推薦克利馬和昆德拉,他還付諸行動。在2013年的筆會大會上,借著領受文學服務獎的答謝辭,他回憶了與捷克作家的交往。

“從1972年開始,一直到1977年,每年春天我都要去一趟布拉格,待一個星期或十天,與那裡的一大幫子作家、記者、歷史學家和教授晤面。”他說,克利馬為此遭到員警通宵的盤問,他們問,他的美國朋友為什麼每年春天都來轉一圈,他對此只有一個回答。根據羅斯的轉述——

“你們沒讀過他的書嗎?”克利馬問員警。

不出所料,他們被這問題難住了,但他很快提供了答案。

“他是來找姑娘的。”克利馬說。

羅斯始終認為,寫作就是他全部的生活,生命不息,寫書不止。“我覺得,我這麼頻繁地寫書、出書,是因為我無法忍受沒有書可寫的狀態。”他在2009年告訴傳奇編輯蒂娜·布朗,“我不在乎還能再寫出多少本書,我只在乎能完全投入到一本書的寫作狀態,讓寫作佔據我的時間。我寫前一本書的時候,腦子裡從來不會想著另一本。每本書都始於灰燼,真的。所以我倒不是感到有這個要說,有那個要說,或是有故事要講,我只知道,只要我活著,就想一直寫下去。”

現在,他去世了。他寫完了。

文/康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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