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 烏茲別克斯坦塔什干市場。
從想要目睹世界的激情出發
採訪並文 / 馬列
攝影 / 格奧爾基·平卡索夫
編輯 / 張琳悅
在馬格南圖片社的所有在世成員中， 從低到高一共分為5個等級——通訊員、提名成員、預備成員、正式成員、供稿人。
其中， 所謂的“供稿人”， 實際是一個榮譽級別——Bruno Barbey、Raymond Depardon、Josef Koudelka、Elliott Erwitt、Steve McCurry……他們享受馬格南正式成員的全部待遇， 並且不用接圖片社的“活兒”， 可以只拍自己想拍的照片， 做自己想做的項目。
在這個級別的馬格南攝影師中， 格奧爾基·平卡索夫(Gueorgui Pinkhassov)算是“出挑”的一個——這一點只要看看他近幾年發在Instagram上的大量手機攝影作品，
“在Instagram等社交媒體上， 很多馬格南攝影師會放他們過去拍的老照片。 也有很多人利用這個平臺提升自己的名氣， 去賺錢。 但我只放自己最新的照片， 用這個新平臺去轉變自己的風格， 去進步和成長。 ”談到Instagram上的作品， 平卡索夫顯得頗為驕傲。
平卡索夫ins作品。
這位目前生活在巴黎的俄羅斯攝影師， 個子不高、鬚髮花白， 但身體強健、精力充沛。 幾十年來， 平卡索夫不停歇地行走過眾多國家， 拍下優秀而獨特的照片。 對他來說， 好奇心就是創造力的來源。 即將古稀的他， 在警惕社會偏見的同時， 也時刻準備接收世界投向自己的每一束目光。
身為馬格南圖片社最高級別成員， 平卡索夫無疑是世界上最優秀的報導者之一，
1952年， 平卡索夫出生在前蘇聯時期的莫斯科， 青少年時期開始對攝影產生極大興趣。 1969年， 他在莫斯科電影學院學習電影攝影， 畢業後在莫斯科電影製片廠攝製組工作。 正是在此時， 平卡索夫與這位指引其職業生涯方向的重要人物相識了， 他就是著名導演安德列·塔科夫斯基(AndreiTarkovsky)。
對平卡索夫來說， 塔科夫斯基的電影——尤其是《索拉裡斯(Solaris)》——直接改變了他拍照的方式。 “《索拉裡斯》讓我反思很多， 甚至可以說打開了我的精神世界， 帶領我通向歐洲藝術……他的電影裡有一種寂靜的詩意， 還有一點焦慮、一點恐慌， 我也試圖在自己的照片裡呈現這種感覺。
無論是在20世紀80年代拍攝的一系列明顯帶有藝術氣息的靜物與風景照片， 還是作品成熟時期標誌性的從客觀現實中抽離出的複雜光彩——如第一本攝影書《Sightwalk》中的作品， 從看到塔科夫斯基電影的那一刻起， 豐厚而濃烈的詩意就一直蘊藏在平卡索夫的攝影中， 迄今不絕。
那些破碎的光線、色塊被抽離出現實場景， 以一種抽象的方式重組成視覺迷思， 讓觀看者沉醉其中， 懷疑並尋找著， 享受並焦慮著……
當然， 與詩意的藝術表達方式一同注入平卡索夫血液的， 還有塔科夫斯基所說的另一句更重要的話——“到街道上去”。
平卡索夫回憶說：“當塔科夫斯基告訴我應該向外面看， 做一個報導者的時候，
1996年， 俄國莫斯科喀山站前。
塔科夫斯基不僅讓平卡索夫接受了拍攝紀實照片的建議， 還向他介紹了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另一位被平卡索夫認可、可供自己追隨的精神導師。 “我對馬格南的所有同事都非常尊敬， 但我仍然對其創始人最感興趣， 尤其是亨利·卡蒂埃-布列松……因為他和我一樣， 原本是一名藝術家， 並沒有打算做記者。 只是當時的環境和想要目睹周圍世界的激情， 讓他扮演了這個角色。 ”
藝術家和報導者， 平卡索夫近乎完美地遊走在這兩個身份之間， 不管面對怎樣的題材或事件， 他對於如何選擇自己想要的攝影方式熟稔於心。
在報導新聞事件時，
1997年， 法國巴黎歌劇院。
時至今日， 年近古稀的平卡索夫依然保持著旺盛的好奇心與創作力， 與此同時， 他也逐漸把諸多精力放在開辦自己的攝影工作坊上來。 至於這麼做的目的， 平卡索夫說：“只有真正喜歡的人才會留下來， 我尋找的就是這些能與我靈魂共通的人。 這樣， 我就會影響很多人， 而他們會擁有和我相同的看待世界的方式。 ”
2018年， 甫一成立就成為馬格南戰略合作夥伴的光社影像中心， 特別邀請平卡索夫來到北京，開辦新一輪的攝影工作坊。在此期間，穀雨與平卡索夫進行了一次對話。
“攝影可以像中國菜一樣充滿詩意”
穀雨：你在青少年時期就對攝影產生了興趣，當時攝影吸引你的是什麼？
平卡索夫：高中的時候，有一次隔壁班要去博物館參觀，但他們沒有攝影師，於是老師就來我們班問：有沒有人會拍照片？一個男生說：我會。於是他就跟著去博物館，而不用上課了。我當時特別羡慕，認為攝影師這個職業會給人帶來很多自由，這是最初的直覺告訴我的。
後來，我開始拍照片，將生活中處處充滿的詩意記錄下來。我是俄羅斯人，我的父母是烏茲別克斯坦的，那裡更偏向東方一些。我認為西方人更理性，對於報導性、事件性的東西更感興趣，但東方人更富有詩意。比如中國菜就特別有詩意，你並不能從名字猜出它是用什麼做的，這就像是一個隱喻。我認為攝影可以像中國菜一樣充滿詩意。
穀雨：隨著攝影的發展和你理解的不斷深入，攝影吸引你的地方是否有所改變呢？
平卡索夫：詩意對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也找到了其他東西。長久以來，我一直是一個報導攝影師，如果有事件發生，就會拍下來。報導攝影就像捕獵，特別讓人激動。但其中還有更重要的東西，那就是認識世界的好奇心。
我認為自己不是報導者、不是詩人、不是俄羅斯人、不是父親……是所有的個性、特點、生活哲學等整合在一起，造就了我這個人。去報導、去旅遊、去看不同的東西，這對人性格的滋養比任何東西都要強。當環遊世界，看到很多人是怎樣想、怎樣做的時候，你會發現社會上有很多的偏見，人一定要親眼見證這些東西，繼而才會認識到這個世界的真實模樣。
我的第一個老師是布列松，他走的也是這條路。布列松和羅伯特·卡帕(Robert Capa)等人一起建立了馬格南圖片社，卡帕曾經問布列松：你認為自己的身份是什麼？布列松說：我是一個超現實主義藝術家。
卡帕則說：你不要再說這個了，以後你要跟別人說自己是一個報導者。儘管布列松想成為一名藝術家，但他最後還是接受了卡帕的建議。布列松說他很感謝卡帕的建議，也從來沒有後悔過這個選擇，因為正是如此，他才看到了整個世界。
穀雨：我在很多報導裡看到，俄羅斯導演塔科夫斯基對你影響很大，你甚至說他的電影《索拉裡斯》改變了自己拍照的方式，這是一種怎樣的影響？
平卡索夫：在當時，前蘇聯的主流電影是以政治宣傳為導向的，塔科夫斯基這種偏藝術表達的電影並不受歡迎。當《索拉裡斯》上映的時候，一個朋友約我一起去看，我本來不感興趣，但為了陪朋友就買了兩張票。但是我卻被“放鴿子”了，我想既然票都買了，就看10分鐘吧。10分鐘後，所有人都走了，我卻一直看到了最後。
塔科夫斯基的《索拉裡斯》讓我反思很多，甚至可以說打開了我的精神世界，帶領我通向歐洲藝術，讓我認識到了什麼是人文主義、文藝復興……他的電影裡有一種寂靜的詩意，還有一點焦慮、一點恐慌，我也試圖在自己的照片裡呈現這種感覺。
1976年，前蘇聯亞塞拜然巴庫的庭院。
永遠別忘了拍簡單的照片
穀雨：除了照片裡的詩意表達，塔科夫斯基好像還鼓勵你做一名報導者？
平卡索夫：這也很有趣。當時，我按照這種詩意的感覺拍了一些照片，別人把它們拿給塔科夫斯基看，他很喜歡，說這是他見過最好的照片。
但等到我和塔科夫斯基面對面的時候，他卻說我拍的這些對他來說不是照片。我問他：你覺得照片是什麼？他說：照片就是布列松啊。我說：布列松是誰？（我當時還沒聽說過布列松。）
塔科夫斯基告訴我：你要到街道上去，要在正確的地方、正確的時間看到並拍下真正的現實。我們眼前的世界總是處於變化中，不是靜止的，所以拍攝紀實照片是非常重要的。
雖然不理解，但我接受了這個建議，走上街頭拍攝紀實照片。我當時用徠卡相機，裝廣角鏡頭。那時還是前蘇聯時期，整個國家正處在一個偏執、神經兮兮的狀態，如果你在拍照，別人就會覺得你是間諜，於是我就把相機放在腰部位置拍照。
1981年，前蘇聯俄國莫斯科。
當塔科夫斯基告訴我應該向外看、做一個報導者的時候，我是沒有這樣想的。我當時認為自己是一個藝術家，眼睛應該看向自己的內心。但很奇怪，當接受他的建議時，我也很喜歡這個觀點，因為塔科夫斯基說的一點都沒錯，世界就是在變化的。
當把在街頭拍的照片和之前的放在一起比較後，我驚訝地發現它們傳達的資訊是完全不一樣的。最早拍的照片，放到現在仍然可以拍，從中看不出時間的變化，好像這個世界一直都沒有變；但作為報導者在街頭拍的那些照片，只有當時能拍到，特別具有時代性。不管你想不想，用攝影去見證這個時代是非常重要的。
我一直在給自己的孩子拍照片，因為我知道他們會長大。記得有一次我把他們小時候的視頻拿出來播，在一個全景中，正在拍攝的我出現在了鏡子裡，我的孩子說：爸爸你變了好多啊，為什麼你不拍自己？我說：我覺得自己一直都沒有變。有時候時間的流逝，時代的改變，我們自己是不自知的。
所以雖然當時我不想，但仍遵循了塔科夫斯基的建議，成為了一名報導者。我覺得這很奇怪，塔科夫斯基本來是一位詩人、藝術家，但卻對我產生了這樣的影響。我現在也會對參加工作坊的學員說：你可以拍那些關於光線與色彩的、充滿詩意的照片，但是永遠別忘了還要拍簡單的照片。因為你不知道今後的世界會變成什麼樣，你需要去見證它、記錄它。
穀雨：簡單的照片是指？
平卡索夫：沒有那麼多詩意在裡面，只是客觀記錄世界的照片。布列松說：對我來說，相機就像日記本。所以，我也會讓學員把攝影從藝術的高度降低到這個簡單的層面，因為記錄是非常重要的。
1993年，我第一次來中國，那時上海滿大街都是自行車。在十字路口，交警需要專門防止自行車亂過路口。當時我給一個雜誌拍照片，不只是紀實照片，也拍了很多詩意的照片，我現在挺後悔當時沒有再多拍一些。
1995年，中國上海南京路。
布列松也到過中國，留下了很好的紀實照片。他也去過莫斯科，我和很多俄羅斯人一樣，都很感激布列松記錄了這麼多，這些照片就像布列松送給莫斯科人的免費禮物。這對於布列松來說並不容易，因為當時的人們認為他是間諜，不讓他拍照片。其實就算布列松真的是個間諜，我還是會對這些照片感興趣，因為它們很重要也很有趣。
我承認，我認為自己更像藝術家，會拍很多詩意的照片。但我也會拍紀實照片，如果它們見證了一些事情的發生，那麼這些照片是更有優先順序的。所以我會嘗試拍各種各樣的照片，紀實的或詩意的，而選擇的工作就交給後人了。
“最好的攝影師是監控攝像頭”
穀雨：你說攝影的見證力量很重要，但是相比過去那個年代，現在幾乎每個人都在拍大量的照片，這樣的現實會使攝影的這種力量有所減弱嗎？
平卡索夫：在報導界，這確實是一個非常大的變革。當每個人都可以用手機記錄身邊發生的一切時，新聞攝影或許真的已經死了。你知道當下最偉大的攝影記者是誰嗎？其實是每一個監控攝像頭，攝影記者的工作正在一點點被機器取代。
但即使這樣，每一個攝影師還是應該走上街頭，繼續拍攝，這是非常重要的。因為新聞報導攝影的文化傳承依然存在，我也希望馬格南能繼續堅持這一點。
穀雨：很有趣的說法，我也曾看到過你說的這句話：“最好的攝影師是監控攝像頭，它既準確又客觀。”
平卡索夫：2014年2月，烏克蘭基輔爆發衝突的時候，我正在那裡開工作坊，馬格南的攝影師傑爾姆·塞西尼(Jérome Sessini)給我打電話說，他可能來不及趕到這裡了。我跟他說雖然遊行已結束，但氣氛還在。所以我走的那天，他還是到了基輔。
而等他一到，事件突然白熱化了，原本對峙的廣場上開始有人射擊。塞西尼當時很害怕，只能躺在地上並開始錄製視頻——就像一個攝像頭那樣，而子彈不斷從他腦袋上面30釐米的地方飛過去。這時的他已經不是一個藝術家，而是一位元記錄者。
在他拍攝的視頻裡，有人走過，然後在他身邊死掉。這段視頻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見證，看到它的人都會感到非常震撼。照片是沒有聲音的，所以有時候我們也需要拍一段視頻，這樣有利於觀看的人感受當時的氣氛，更容易反映現實。
在塞西尼報導那次事件後，我給馬格南的攝影師寫了一封內部郵件。我說，現在很多馬格南攝影師已經對報導攝影、戰地攝影不感興趣了，但即使這個不賺錢，也不是當代藝術，對事件的記錄仍是存在于馬格南基因裡的，這些事情還是一定要做的。
2014年2月21日，Maidan廣場，烏克蘭基輔衝突。攝影 / 傑爾姆·塞西尼
穀雨：“最好的攝影師是監控攝像頭”，是因為攝影的見證力量主要來自其客觀性嗎？
平卡索夫：是的，但要準確理解“客觀性”是一件比較難的事。作為一個記者，到現場看到一些東西，想到一些東西，這些東西肯定或可能改變了之前的想法，這種徘徊是客觀的表現，又不能定義客觀。事物都有兩面性，作為新聞報導者應該誠實、坦白，要分析不同面向——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的，而不應在一開始就選擇好自己的陣營。在這一點上，攝像頭或許做得更好。
穀雨：1988年，你加入了馬格南圖片社，這對你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平卡索夫：馬格南對攝影師有很大的意義，從商業角度它的品牌效應會讓我們獲得公眾的關注。但我並不關注這些，因為我最大的興趣是創造。相比名氣、金錢，我對創造更感興趣。
在Instagram等社交媒體上，很多馬格南攝影師會放他們過去拍的老照片。也有很多人利用這個平臺來提升自己的名氣，去賺更多的錢。但我只放自己最新的照片，我用這個新的平臺去轉變自己的風格，去進步和成長。我對所有人都是公開的、誠實的。
馬格南的歷史上有很多偉大的攝影師，雖然保護自己的照片庫也很重要，但仍要時刻面對新的社會環境，更新自己，不然就會走向守舊。我想，馬格南想要的也是那些一直在創新、在探索的攝影師。
但是，我認為現在馬格南選成員的方式有點問題。每次大會，提名成員的作品都被批評，這使他們一直卡在這個階段。因為他們最初的投稿作品是十幾年甚至幾十年內最優秀的，而作為馬格南提名成員的兩年中，他們很難拍出同樣優秀的作品，所以我覺得這樣的機制沒有意義。
我希望馬格南可以把提名成員取消，只保留預備成員和正式成員，並擴大預備成員的接納範圍，把有意向的攝影師都放進來，並長時間關注他們的成長。
另外，馬格南是通過投票選出正式成員的，雖然投票制度很好，但我並不喜歡。我會給馬格南成員寫郵件，這比一張選票更有意義，影響力更大。
為了真實，選擇彩色
穀雨：在你的攝影中，對色彩的運用是一個極為突出的特點。但在職業生涯早期，你也拍過很多黑白照片，你是什麼時候意識到色彩對自己的重要性的？
平卡索夫：1982年，我去了格魯吉亞，那裡的人熱情、慷慨，社交性很強，我拍了很多好照片。在一次婚禮上，別人給我一個彩色膠捲拍，我大約拍了10張，之後就去一個土耳其浴場洗澡了。
在浴場裡，我看到從天花板上透下來的光、蒸騰的水汽，甚至還有彩虹。那個場景讓我非常激動，於是我趕緊去拿相機回來偷偷拍攝。拍完之後，我才意識到自己用的是拍婚禮的彩色膠捲，於是我換成黑白膠捲又拍了一些。洗出照片後，當看到那些彩色照片上的美妙光斑與色彩時，我非常震撼，那就是我第一批彩色作品。
1982年，佐治亞第比利斯土耳其浴，平卡索夫第一批彩色照片。
我在當時拍婚禮剩下的膠捲裡一共發現三張很棒的照片，後來我又帶了十個彩色膠捲回去拍，但仍然只發現了三張好照片。所以，第一印象非常重要，因為第一次總是讓人特別激動，而越往後，這種激動的感覺就越來越弱。就像我之前每次接到拍攝任務都會提前去踩點，但每次踩點時拍的照片，都比之後正式拍攝時的更好，所以現在我再也不會提前踩點了。
穀雨：那麼現在，你怎麼看待攝影中的黑白與色彩呢？
平卡索夫：在過去，黑白比彩色更真實。布列松曾經嘗試拍攝過彩色照片，甚至在一些雜誌上發表過，但後來他說自己再也不想拍彩色了。
當時，布列松認為黑白才是專業的象徵，但現在不會有人說這樣的話。因為人人都用專業的單反相機，彩色的照片才更加真實。而且，現在的人們還可以用各種各樣的濾鏡去改變色彩。所以，在我看來，如今的黑白也只是其中一個濾鏡而已。
對現在的攝影師來說，黑白是一種偽裝，一種復古風格，一個可以每天更換的面具。我不反對黑白，但為了真實，我會選擇彩色。
另外，以前製作一幅很美的照片需要經過複雜的暗房工作。每個攝影師都有自己的技巧和風格，這是他們的小秘密。但現在用濾鏡或PS很簡單就可以做到。這些技術一下子貶值了，傳統的藝術攝影就這樣被摧毀了。
在今天的攝影世界裡，價值體系已經不一樣了。哈利·格魯亞特(HarryGruyaert)、阿曆克斯·韋伯(Alex Webb)還有我以及我的學員們，我們始終在追求具有真實性的視覺詩歌，以及經典的報導攝影。但是現在許多使用相機的根本就不是攝影師，而是觀念藝術家。
2006年，中國陝西咸陽市。
穀雨：在你的攝影中，即使圍繞一個主題拍攝——比如城市或事件，似乎也不太強調敘事性，觀眾很難從中讀到故事，為什麼這樣處理？
平卡索夫：不同的情況，選擇不同的拍攝方式。假如要報導一個事件，我會盡可能簡單地拍攝，讓人看到事件最清楚、明白的一面，因為事件是真實的。
假如這個地方沒有事件發生，我就會換個視角，去發現別人看不到的、獨特的東西。這時拍照片一定要有創新性，要用足夠複雜的構圖形式。
Instagram上最活躍的攝影師之一
穀雨：那就是說，這些具有複雜視覺形式的照片大都不是為了記錄事件的。
平卡索夫： 對，平庸的照片是沒人感興趣的。
我最近的新書《#Sophistication#Simplification》精選了一些發在Instagram上的照片。人們通常不會一眼就看出來這些照片具體拍的是什麼，我的目的就是讓人們去發現、去思考。
在拍這些照片的時候，一個很重要的方法就是比喻或隱喻。比如照片裡鴿子身上的斑點和雪地很像，這就是一種視覺比喻。還有一幅拍的是一個茄子，但大部分人都猜不出來。這些照片通常需要一些時間去解讀，我非常享受這些觀看過程中的小智力遊戲。
穀雨：你是Instagram上最活躍的攝影師之一，為什麼對它有如此大的熱情？
平卡索夫：在布列松的時代，如果展示自己的照片，要麼辦展覽，要麼出本書。如果辦展，開幕時最多也就200人；如果出書，也只是幾百本。但現在把照片放在Instagram上，5分鐘就會有幾千人看到。
在Instagram上，有很多人對照片感興趣，雖然這是典型的大眾文化，但仍然可以在其中找到精英群體。我在辦講座的時候，總會來很多人，但是很快就散光了。其實在Instagram上也是這樣，關注的人一直在換，只有真正喜歡的人才會留下來，我尋找的就是這些能與我靈魂共通的人。這樣的話，我就會影響很多人，而他們會擁有和我相同的看待世界的方式，這也是我辦工作坊的目的。
穀雨：除了照片，你還會在 Instagram上發慢動作視頻，為什麼用這種形式呢？
平卡索夫：我是一個追求真實的攝影師。在我看來，把畫面放慢，其實是一個讓事物變得更加真實的過程。這不是為了變得更有詩意，而是為了讓人看得更清楚，看到更多細節。
穀雨：無論是新聞報導還是藝術創作領域，越來越多的攝影師開始使用視頻，你認為這會對攝影產生影響嗎？
平卡索夫：首先，我們可以論述時間到底是什麼。時間的存在其實只有當下的這一刻，在這一刻之前或之後，時間都是不存在的。對我來說，只有攝影能將真實存在的這一刻保存下來。
把照片排列起來，就是視頻。或許很久以後我們拍照片，就是從一段視頻中抽出自己想要的那一幀畫面。不過，我們可以把照片掛在牆上，但是視頻不行。
總之，攝影和視頻都是很重要的形式，但它們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所以不會因為另外一方的出現而制約彼此。
2002年，中國廣東布吉鎮。
穀雨：2000年前後，你多次來到中國拍攝，對這裡印象如何？
平卡索夫：中國有很悠久的歷史和文化，也很神秘，我一直想多來看看。最初接觸中國文化是在一次展覽上，那時我已經開始拍照片了，但還不認為自己是藝術家，但那次看展收穫很大。
在展覽上，我看到一幅畫葡萄的中國畫——遠看很像一幅照片，甚至都能看到葡萄皮上的霜，但離近看又很抽象。在展覽現場，我一直試圖找到一個介於抽象與具象之間的觀看距離，這種感覺很有趣。那次看展也是我發在Instagram上的那些不容易看懂的照片的創作靈感來源。
穀雨：除了中國，你似乎對日本也很感興趣。最知名的作品《Sightwalk》就是在那裡拍的。日本最吸引你的是什麼？
平卡索夫：其實日本對歐洲文化的影響很大，我想找尋歐洲現代藝術的根源在哪裡，所以才選擇去日本。我發現日本人會非常仔細地觀察大自然中的線條、形狀等，這給他們的藝術創作帶來很多啟發，也間接影響了歐洲藝術。
在拍《Sightwalk》的時候，我開始嘗試更多記錄光線、色彩和形狀，我想搞清楚視覺世界的運作機制。這一幅拍的是一些摞在一起的瓷碗，但第一眼看上去很抽象。這幅拍的是三隻貓，但我感興趣的是它們在一起時的形狀。這幅照片是我第一次將焦點放在畫面的背景上，雖然現在許多人也這麼拍，但我想我是第一個，儘管當時並不是很有勇氣這麼做，但其實效果還不錯。
1996年，日本東京酒店餐廳。
辦工作坊的哲學：趕走腦袋裡的偏見
穀雨：這次的工作坊由光社影像中心舉辦，開辦這樣的工作坊，你覺得自己能帶給學員最大的幫助是什麼？
平卡索夫：我想要讓學員們的生活得到簡化，因為現在人們總是有很多偏見。之前可能有很多人對他們說：你的設備要專業，技術要專業等等，但其實不是這樣的，一個手機就足夠了。很多人問我怎麼用相機，我說你們把相機放到P檔，這樣就和手機一樣了。
許多學員參加工作坊，帶著各種好鏡頭，因為有很多攝影家說不要用變焦鏡頭，要用定焦，這樣更專業。但是，布列松就說：我不是專業的，我是業餘的。這才是他最棒的地方。專業的設備可能會讓你會覺著很自滿，但實際上，應該簡化下來。拍照片是因為熱愛，而當真正熱愛一件事情時，你其實就是一個業餘愛好者。
比如在光社這裡，今天是荒木經惟的展覽，明天可能是別人的；現在是我的工作坊，之後也會有別人的。每個來辦展覽、做工作坊的人都有自己的價值體系，但是沒關係，這就是一個不斷破除偏見的過程，這才是教育的方式。
布列松認為：世界上最大的問題就是人們腦袋裡的偏見。而這也是我工作坊的哲學——趕走腦袋裡的偏見。中國的修行者會做冥想，把腦袋放空，什麼都不去想，讓身體自發地接收和感應世界，攝影也是一樣的道理。正如我跟工作坊學員說的第一件事：不要渴望尋找任何東西，要用心感受，跟隨環境改變自己。
關於格奧爾基·平卡索夫
格奧爾基·平卡索夫，1952年生於莫斯科；1969年，在莫斯科電影學院學習電影攝影，畢業後加入莫斯科電影製片廠；1978年，加入莫斯科圖形藝術聯盟，獲得獨立藝術家身份；1985年，永久搬到法國巴黎；1988年，成為馬格南圖片社成員，長期為《GEO》《Actuel》《The NewYork Times》等國際媒體報導重大新聞事件，並拍攝專題作品；1993年，獲得美國新聞媒體視覺設計協會傑出獎、世界新聞攝影比賽藝術類別獎。曾出版書籍《Sightwalk》（1998）、《Nordmeer》（2006），在法國巴黎、俄羅斯莫斯科、瑞士日內瓦、愛沙尼亞塔林等世界各地舉辦展覽。
運營編輯 / 張琳悅 校對 / 阿犁 運營統籌 / 迦沐梓
穀雨致力於支援中國非虛構作品的創作與傳播。瞭解更多文章，請關注微信公眾號“穀雨計畫（guyuproject）”，投稿與合作請發郵件至[email protected]。
特別邀請平卡索夫來到北京，開辦新一輪的攝影工作坊。在此期間，穀雨與平卡索夫進行了一次對話。“攝影可以像中國菜一樣充滿詩意”
穀雨：你在青少年時期就對攝影產生了興趣，當時攝影吸引你的是什麼？
平卡索夫：高中的時候，有一次隔壁班要去博物館參觀，但他們沒有攝影師，於是老師就來我們班問：有沒有人會拍照片？一個男生說：我會。於是他就跟著去博物館，而不用上課了。我當時特別羡慕，認為攝影師這個職業會給人帶來很多自由，這是最初的直覺告訴我的。
後來，我開始拍照片，將生活中處處充滿的詩意記錄下來。我是俄羅斯人，我的父母是烏茲別克斯坦的，那裡更偏向東方一些。我認為西方人更理性，對於報導性、事件性的東西更感興趣，但東方人更富有詩意。比如中國菜就特別有詩意，你並不能從名字猜出它是用什麼做的，這就像是一個隱喻。我認為攝影可以像中國菜一樣充滿詩意。
穀雨：隨著攝影的發展和你理解的不斷深入，攝影吸引你的地方是否有所改變呢？
平卡索夫：詩意對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也找到了其他東西。長久以來，我一直是一個報導攝影師，如果有事件發生，就會拍下來。報導攝影就像捕獵，特別讓人激動。但其中還有更重要的東西，那就是認識世界的好奇心。
我認為自己不是報導者、不是詩人、不是俄羅斯人、不是父親……是所有的個性、特點、生活哲學等整合在一起，造就了我這個人。去報導、去旅遊、去看不同的東西，這對人性格的滋養比任何東西都要強。當環遊世界，看到很多人是怎樣想、怎樣做的時候，你會發現社會上有很多的偏見，人一定要親眼見證這些東西，繼而才會認識到這個世界的真實模樣。
我的第一個老師是布列松，他走的也是這條路。布列松和羅伯特·卡帕(Robert Capa)等人一起建立了馬格南圖片社，卡帕曾經問布列松：你認為自己的身份是什麼？布列松說：我是一個超現實主義藝術家。
卡帕則說：你不要再說這個了，以後你要跟別人說自己是一個報導者。儘管布列松想成為一名藝術家，但他最後還是接受了卡帕的建議。布列松說他很感謝卡帕的建議，也從來沒有後悔過這個選擇，因為正是如此，他才看到了整個世界。
穀雨：我在很多報導裡看到，俄羅斯導演塔科夫斯基對你影響很大，你甚至說他的電影《索拉裡斯》改變了自己拍照的方式，這是一種怎樣的影響？
平卡索夫：在當時，前蘇聯的主流電影是以政治宣傳為導向的，塔科夫斯基這種偏藝術表達的電影並不受歡迎。當《索拉裡斯》上映的時候，一個朋友約我一起去看，我本來不感興趣，但為了陪朋友就買了兩張票。但是我卻被“放鴿子”了，我想既然票都買了，就看10分鐘吧。10分鐘後，所有人都走了，我卻一直看到了最後。
塔科夫斯基的《索拉裡斯》讓我反思很多，甚至可以說打開了我的精神世界，帶領我通向歐洲藝術，讓我認識到了什麼是人文主義、文藝復興……他的電影裡有一種寂靜的詩意，還有一點焦慮、一點恐慌，我也試圖在自己的照片裡呈現這種感覺。
1976年，前蘇聯亞塞拜然巴庫的庭院。
永遠別忘了拍簡單的照片
穀雨：除了照片裡的詩意表達，塔科夫斯基好像還鼓勵你做一名報導者？
平卡索夫：這也很有趣。當時，我按照這種詩意的感覺拍了一些照片，別人把它們拿給塔科夫斯基看，他很喜歡，說這是他見過最好的照片。
但等到我和塔科夫斯基面對面的時候，他卻說我拍的這些對他來說不是照片。我問他：你覺得照片是什麼？他說：照片就是布列松啊。我說：布列松是誰？（我當時還沒聽說過布列松。）
塔科夫斯基告訴我：你要到街道上去，要在正確的地方、正確的時間看到並拍下真正的現實。我們眼前的世界總是處於變化中，不是靜止的，所以拍攝紀實照片是非常重要的。
雖然不理解，但我接受了這個建議，走上街頭拍攝紀實照片。我當時用徠卡相機，裝廣角鏡頭。那時還是前蘇聯時期，整個國家正處在一個偏執、神經兮兮的狀態，如果你在拍照，別人就會覺得你是間諜，於是我就把相機放在腰部位置拍照。
1981年，前蘇聯俄國莫斯科。
當塔科夫斯基告訴我應該向外看、做一個報導者的時候，我是沒有這樣想的。我當時認為自己是一個藝術家，眼睛應該看向自己的內心。但很奇怪，當接受他的建議時，我也很喜歡這個觀點，因為塔科夫斯基說的一點都沒錯，世界就是在變化的。
當把在街頭拍的照片和之前的放在一起比較後，我驚訝地發現它們傳達的資訊是完全不一樣的。最早拍的照片，放到現在仍然可以拍，從中看不出時間的變化，好像這個世界一直都沒有變；但作為報導者在街頭拍的那些照片，只有當時能拍到，特別具有時代性。不管你想不想，用攝影去見證這個時代是非常重要的。
我一直在給自己的孩子拍照片，因為我知道他們會長大。記得有一次我把他們小時候的視頻拿出來播，在一個全景中，正在拍攝的我出現在了鏡子裡，我的孩子說：爸爸你變了好多啊，為什麼你不拍自己？我說：我覺得自己一直都沒有變。有時候時間的流逝，時代的改變，我們自己是不自知的。
所以雖然當時我不想，但仍遵循了塔科夫斯基的建議，成為了一名報導者。我覺得這很奇怪，塔科夫斯基本來是一位詩人、藝術家，但卻對我產生了這樣的影響。我現在也會對參加工作坊的學員說：你可以拍那些關於光線與色彩的、充滿詩意的照片，但是永遠別忘了還要拍簡單的照片。因為你不知道今後的世界會變成什麼樣，你需要去見證它、記錄它。
穀雨：簡單的照片是指？
平卡索夫：沒有那麼多詩意在裡面，只是客觀記錄世界的照片。布列松說：對我來說，相機就像日記本。所以，我也會讓學員把攝影從藝術的高度降低到這個簡單的層面，因為記錄是非常重要的。
1993年，我第一次來中國，那時上海滿大街都是自行車。在十字路口，交警需要專門防止自行車亂過路口。當時我給一個雜誌拍照片，不只是紀實照片，也拍了很多詩意的照片，我現在挺後悔當時沒有再多拍一些。
1995年，中國上海南京路。
布列松也到過中國，留下了很好的紀實照片。他也去過莫斯科，我和很多俄羅斯人一樣，都很感激布列松記錄了這麼多，這些照片就像布列松送給莫斯科人的免費禮物。這對於布列松來說並不容易，因為當時的人們認為他是間諜，不讓他拍照片。其實就算布列松真的是個間諜，我還是會對這些照片感興趣，因為它們很重要也很有趣。
我承認，我認為自己更像藝術家，會拍很多詩意的照片。但我也會拍紀實照片，如果它們見證了一些事情的發生，那麼這些照片是更有優先順序的。所以我會嘗試拍各種各樣的照片，紀實的或詩意的，而選擇的工作就交給後人了。
“最好的攝影師是監控攝像頭”
穀雨：你說攝影的見證力量很重要，但是相比過去那個年代，現在幾乎每個人都在拍大量的照片，這樣的現實會使攝影的這種力量有所減弱嗎？
平卡索夫：在報導界，這確實是一個非常大的變革。當每個人都可以用手機記錄身邊發生的一切時，新聞攝影或許真的已經死了。你知道當下最偉大的攝影記者是誰嗎？其實是每一個監控攝像頭，攝影記者的工作正在一點點被機器取代。
但即使這樣，每一個攝影師還是應該走上街頭，繼續拍攝，這是非常重要的。因為新聞報導攝影的文化傳承依然存在，我也希望馬格南能繼續堅持這一點。
穀雨：很有趣的說法，我也曾看到過你說的這句話：“最好的攝影師是監控攝像頭，它既準確又客觀。”
平卡索夫：2014年2月，烏克蘭基輔爆發衝突的時候，我正在那裡開工作坊，馬格南的攝影師傑爾姆·塞西尼(Jérome Sessini)給我打電話說，他可能來不及趕到這裡了。我跟他說雖然遊行已結束，但氣氛還在。所以我走的那天，他還是到了基輔。
而等他一到，事件突然白熱化了，原本對峙的廣場上開始有人射擊。塞西尼當時很害怕，只能躺在地上並開始錄製視頻——就像一個攝像頭那樣，而子彈不斷從他腦袋上面30釐米的地方飛過去。這時的他已經不是一個藝術家，而是一位元記錄者。
在他拍攝的視頻裡，有人走過，然後在他身邊死掉。這段視頻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見證，看到它的人都會感到非常震撼。照片是沒有聲音的，所以有時候我們也需要拍一段視頻，這樣有利於觀看的人感受當時的氣氛，更容易反映現實。
在塞西尼報導那次事件後，我給馬格南的攝影師寫了一封內部郵件。我說，現在很多馬格南攝影師已經對報導攝影、戰地攝影不感興趣了，但即使這個不賺錢，也不是當代藝術，對事件的記錄仍是存在于馬格南基因裡的，這些事情還是一定要做的。
2014年2月21日，Maidan廣場，烏克蘭基輔衝突。攝影 / 傑爾姆·塞西尼
穀雨：“最好的攝影師是監控攝像頭”，是因為攝影的見證力量主要來自其客觀性嗎？
平卡索夫：是的，但要準確理解“客觀性”是一件比較難的事。作為一個記者，到現場看到一些東西，想到一些東西，這些東西肯定或可能改變了之前的想法，這種徘徊是客觀的表現，又不能定義客觀。事物都有兩面性，作為新聞報導者應該誠實、坦白，要分析不同面向——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的，而不應在一開始就選擇好自己的陣營。在這一點上，攝像頭或許做得更好。
穀雨：1988年，你加入了馬格南圖片社，這對你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平卡索夫：馬格南對攝影師有很大的意義，從商業角度它的品牌效應會讓我們獲得公眾的關注。但我並不關注這些，因為我最大的興趣是創造。相比名氣、金錢，我對創造更感興趣。
在Instagram等社交媒體上，很多馬格南攝影師會放他們過去拍的老照片。也有很多人利用這個平臺來提升自己的名氣，去賺更多的錢。但我只放自己最新的照片，我用這個新的平臺去轉變自己的風格，去進步和成長。我對所有人都是公開的、誠實的。
馬格南的歷史上有很多偉大的攝影師，雖然保護自己的照片庫也很重要，但仍要時刻面對新的社會環境，更新自己，不然就會走向守舊。我想，馬格南想要的也是那些一直在創新、在探索的攝影師。
但是，我認為現在馬格南選成員的方式有點問題。每次大會，提名成員的作品都被批評，這使他們一直卡在這個階段。因為他們最初的投稿作品是十幾年甚至幾十年內最優秀的，而作為馬格南提名成員的兩年中，他們很難拍出同樣優秀的作品，所以我覺得這樣的機制沒有意義。
我希望馬格南可以把提名成員取消，只保留預備成員和正式成員，並擴大預備成員的接納範圍，把有意向的攝影師都放進來，並長時間關注他們的成長。
另外，馬格南是通過投票選出正式成員的，雖然投票制度很好，但我並不喜歡。我會給馬格南成員寫郵件，這比一張選票更有意義，影響力更大。
為了真實，選擇彩色
穀雨：在你的攝影中，對色彩的運用是一個極為突出的特點。但在職業生涯早期，你也拍過很多黑白照片，你是什麼時候意識到色彩對自己的重要性的？
平卡索夫：1982年，我去了格魯吉亞，那裡的人熱情、慷慨，社交性很強，我拍了很多好照片。在一次婚禮上，別人給我一個彩色膠捲拍，我大約拍了10張，之後就去一個土耳其浴場洗澡了。
在浴場裡，我看到從天花板上透下來的光、蒸騰的水汽，甚至還有彩虹。那個場景讓我非常激動，於是我趕緊去拿相機回來偷偷拍攝。拍完之後，我才意識到自己用的是拍婚禮的彩色膠捲，於是我換成黑白膠捲又拍了一些。洗出照片後，當看到那些彩色照片上的美妙光斑與色彩時，我非常震撼，那就是我第一批彩色作品。
1982年，佐治亞第比利斯土耳其浴，平卡索夫第一批彩色照片。
我在當時拍婚禮剩下的膠捲裡一共發現三張很棒的照片，後來我又帶了十個彩色膠捲回去拍，但仍然只發現了三張好照片。所以，第一印象非常重要，因為第一次總是讓人特別激動，而越往後，這種激動的感覺就越來越弱。就像我之前每次接到拍攝任務都會提前去踩點，但每次踩點時拍的照片，都比之後正式拍攝時的更好，所以現在我再也不會提前踩點了。
穀雨：那麼現在，你怎麼看待攝影中的黑白與色彩呢？
平卡索夫：在過去，黑白比彩色更真實。布列松曾經嘗試拍攝過彩色照片，甚至在一些雜誌上發表過，但後來他說自己再也不想拍彩色了。
當時，布列松認為黑白才是專業的象徵，但現在不會有人說這樣的話。因為人人都用專業的單反相機，彩色的照片才更加真實。而且，現在的人們還可以用各種各樣的濾鏡去改變色彩。所以，在我看來，如今的黑白也只是其中一個濾鏡而已。
對現在的攝影師來說，黑白是一種偽裝，一種復古風格，一個可以每天更換的面具。我不反對黑白，但為了真實，我會選擇彩色。
另外，以前製作一幅很美的照片需要經過複雜的暗房工作。每個攝影師都有自己的技巧和風格，這是他們的小秘密。但現在用濾鏡或PS很簡單就可以做到。這些技術一下子貶值了，傳統的藝術攝影就這樣被摧毀了。
在今天的攝影世界裡，價值體系已經不一樣了。哈利·格魯亞特(HarryGruyaert)、阿曆克斯·韋伯(Alex Webb)還有我以及我的學員們，我們始終在追求具有真實性的視覺詩歌，以及經典的報導攝影。但是現在許多使用相機的根本就不是攝影師，而是觀念藝術家。
2006年，中國陝西咸陽市。
穀雨：在你的攝影中，即使圍繞一個主題拍攝——比如城市或事件，似乎也不太強調敘事性，觀眾很難從中讀到故事，為什麼這樣處理？
平卡索夫：不同的情況，選擇不同的拍攝方式。假如要報導一個事件，我會盡可能簡單地拍攝，讓人看到事件最清楚、明白的一面，因為事件是真實的。
假如這個地方沒有事件發生，我就會換個視角，去發現別人看不到的、獨特的東西。這時拍照片一定要有創新性，要用足夠複雜的構圖形式。
Instagram上最活躍的攝影師之一
穀雨：那就是說，這些具有複雜視覺形式的照片大都不是為了記錄事件的。
平卡索夫： 對，平庸的照片是沒人感興趣的。
我最近的新書《#Sophistication#Simplification》精選了一些發在Instagram上的照片。人們通常不會一眼就看出來這些照片具體拍的是什麼，我的目的就是讓人們去發現、去思考。
在拍這些照片的時候，一個很重要的方法就是比喻或隱喻。比如照片裡鴿子身上的斑點和雪地很像，這就是一種視覺比喻。還有一幅拍的是一個茄子，但大部分人都猜不出來。這些照片通常需要一些時間去解讀，我非常享受這些觀看過程中的小智力遊戲。
穀雨：你是Instagram上最活躍的攝影師之一，為什麼對它有如此大的熱情？
平卡索夫：在布列松的時代，如果展示自己的照片，要麼辦展覽，要麼出本書。如果辦展，開幕時最多也就200人；如果出書，也只是幾百本。但現在把照片放在Instagram上，5分鐘就會有幾千人看到。
在Instagram上，有很多人對照片感興趣，雖然這是典型的大眾文化，但仍然可以在其中找到精英群體。我在辦講座的時候，總會來很多人，但是很快就散光了。其實在Instagram上也是這樣，關注的人一直在換，只有真正喜歡的人才會留下來，我尋找的就是這些能與我靈魂共通的人。這樣的話，我就會影響很多人，而他們會擁有和我相同的看待世界的方式，這也是我辦工作坊的目的。
穀雨：除了照片，你還會在 Instagram上發慢動作視頻，為什麼用這種形式呢？
平卡索夫：我是一個追求真實的攝影師。在我看來，把畫面放慢，其實是一個讓事物變得更加真實的過程。這不是為了變得更有詩意，而是為了讓人看得更清楚，看到更多細節。
穀雨：無論是新聞報導還是藝術創作領域，越來越多的攝影師開始使用視頻，你認為這會對攝影產生影響嗎？
平卡索夫：首先，我們可以論述時間到底是什麼。時間的存在其實只有當下的這一刻，在這一刻之前或之後，時間都是不存在的。對我來說，只有攝影能將真實存在的這一刻保存下來。
把照片排列起來，就是視頻。或許很久以後我們拍照片，就是從一段視頻中抽出自己想要的那一幀畫面。不過，我們可以把照片掛在牆上，但是視頻不行。
總之，攝影和視頻都是很重要的形式，但它們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所以不會因為另外一方的出現而制約彼此。
2002年，中國廣東布吉鎮。
穀雨：2000年前後，你多次來到中國拍攝，對這裡印象如何？
平卡索夫：中國有很悠久的歷史和文化，也很神秘，我一直想多來看看。最初接觸中國文化是在一次展覽上，那時我已經開始拍照片了，但還不認為自己是藝術家，但那次看展收穫很大。
在展覽上，我看到一幅畫葡萄的中國畫——遠看很像一幅照片，甚至都能看到葡萄皮上的霜，但離近看又很抽象。在展覽現場，我一直試圖找到一個介於抽象與具象之間的觀看距離，這種感覺很有趣。那次看展也是我發在Instagram上的那些不容易看懂的照片的創作靈感來源。
穀雨：除了中國，你似乎對日本也很感興趣。最知名的作品《Sightwalk》就是在那裡拍的。日本最吸引你的是什麼？
平卡索夫：其實日本對歐洲文化的影響很大，我想找尋歐洲現代藝術的根源在哪裡，所以才選擇去日本。我發現日本人會非常仔細地觀察大自然中的線條、形狀等，這給他們的藝術創作帶來很多啟發，也間接影響了歐洲藝術。
在拍《Sightwalk》的時候，我開始嘗試更多記錄光線、色彩和形狀，我想搞清楚視覺世界的運作機制。這一幅拍的是一些摞在一起的瓷碗，但第一眼看上去很抽象。這幅拍的是三隻貓，但我感興趣的是它們在一起時的形狀。這幅照片是我第一次將焦點放在畫面的背景上，雖然現在許多人也這麼拍，但我想我是第一個，儘管當時並不是很有勇氣這麼做，但其實效果還不錯。
1996年，日本東京酒店餐廳。
辦工作坊的哲學：趕走腦袋裡的偏見
穀雨：這次的工作坊由光社影像中心舉辦，開辦這樣的工作坊，你覺得自己能帶給學員最大的幫助是什麼？
平卡索夫：我想要讓學員們的生活得到簡化，因為現在人們總是有很多偏見。之前可能有很多人對他們說：你的設備要專業，技術要專業等等，但其實不是這樣的，一個手機就足夠了。很多人問我怎麼用相機，我說你們把相機放到P檔，這樣就和手機一樣了。
許多學員參加工作坊，帶著各種好鏡頭，因為有很多攝影家說不要用變焦鏡頭，要用定焦，這樣更專業。但是，布列松就說：我不是專業的，我是業餘的。這才是他最棒的地方。專業的設備可能會讓你會覺著很自滿，但實際上，應該簡化下來。拍照片是因為熱愛，而當真正熱愛一件事情時，你其實就是一個業餘愛好者。
比如在光社這裡，今天是荒木經惟的展覽，明天可能是別人的；現在是我的工作坊，之後也會有別人的。每個來辦展覽、做工作坊的人都有自己的價值體系，但是沒關係，這就是一個不斷破除偏見的過程，這才是教育的方式。
布列松認為：世界上最大的問題就是人們腦袋裡的偏見。而這也是我工作坊的哲學——趕走腦袋裡的偏見。中國的修行者會做冥想，把腦袋放空，什麼都不去想，讓身體自發地接收和感應世界，攝影也是一樣的道理。正如我跟工作坊學員說的第一件事：不要渴望尋找任何東西，要用心感受，跟隨環境改變自己。
關於格奧爾基·平卡索夫
格奧爾基·平卡索夫，1952年生於莫斯科；1969年，在莫斯科電影學院學習電影攝影，畢業後加入莫斯科電影製片廠；1978年，加入莫斯科圖形藝術聯盟，獲得獨立藝術家身份；1985年，永久搬到法國巴黎；1988年，成為馬格南圖片社成員，長期為《GEO》《Actuel》《The NewYork Times》等國際媒體報導重大新聞事件，並拍攝專題作品；1993年，獲得美國新聞媒體視覺設計協會傑出獎、世界新聞攝影比賽藝術類別獎。曾出版書籍《Sightwalk》（1998）、《Nordmeer》（2006），在法國巴黎、俄羅斯莫斯科、瑞士日內瓦、愛沙尼亞塔林等世界各地舉辦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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