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李昱微 劉啟豪
視覺設計：大西
雖然我不是球迷， 卻對世界盃的狂歡勁兒印象深刻：大規模的深夜刷屏、改裝成“世界盃專屬”的麥當勞和酒吧、隨處可見的大螢幕和國旗以及突然迸發的集體歡呼……熱鬧得令圈外人都蠢蠢欲動。
明天又是世界盃， 隨手一刷就能看到充滿期待的球迷。
但他們似乎都不夠“瘋狂”， 畢竟曾因世界盃而一槍崩了自己或突然跳下樓的球迷不在少數。
為了研究世界盃的狂歡勁兒， 我們整理了西蒙·庫珀和史蒂芬·西曼斯在《足球經濟學》中的有趣觀點：
球迷能確切地感受到參與世界盃的快樂，
而世界盃與自殺的關係又是怎麼回事兒？
舉辦重大賽事能帶來什麼好處？大多人的第一反應是經濟增長。
南非曾對2010年的世界盃翹首以盼。 在宣佈他們為主辦國的當天， 人們在索維托舉行慶祝儀式， 高喊著：“錢來了！” 在他們看來， 只要做好準備， 全世界的富人都會湧進來， 拯救這個貧困的地方。
於是他們蠢蠢欲動地做著計畫：購買公寓以便在世界盃期間出租；在體育館門外賣香腸和玉米布丁；讓農村來的女人們擺成佈陣， 揮動所有參賽國家的旗幟。
| 2010年南非世界盃
之所以會產生這樣的認知，
是因為在傳統經濟學的論調裡，
然而早在19世紀80年代， 一位叫羅布·巴德的學者就提出質疑：興建體育館需要的建築工人從哪兒來的？他們難道不是本來就有工作？這難道不會引發其他地方的勞動力短缺？更糟的是， 隨著人們爭相購買建築工人擁有的技能， 勞動成本難道不會提高？而當球迷為此賽事而花費時， 是否也會減少在其他管道的花費？況且一個漢堡、一杯可樂能帶來多大經濟收益呢？
儘管遭到商人們的反對，
但“舉辦世界盃與經濟增長無絕對關聯”的質疑一步步被證實。
1996年英格蘭主辦歐洲杯後， 一項名為“旅遊研究和市場行銷組織”的機構提出報告稱， 前來觀看賽事的外國球迷人數僅有100000人， 而且他們並沒有帶來多少花費。 至於就業機會， 僅僅多了30個， 還都是臨時的。
2006年德國世界盃期間， 經濟學家進行了嚴密的調查， 他們發現：在從外地前來觀看比賽的球迷中， 有一半以上其實都是當地人， 而當他們把錢花費在世界盃上時， 在其他地方的花費就會減少。 這些花費同時會被另一部分為躲避吵鬧而離開的當地人抵消。 另有三分之一的外地遊客本來就準備去德國， 看世界盃只是順帶的行程， 因而花費也不會很大。 相反， 主辦一場世界盃的支出卻是巨大的。
| 2006年德國世界盃
既然不能帶來絕對的經濟增長， 為何各國都爭相舉辦呢？這裡有一個聽起來很尬、卻無法反駁的結論：因為世界盃能帶來快樂。
喬治斯·卡韋茨和史蒂芬·西曼斯基核查了從1974年到2004年12個西歐國家的快樂資料與體育賽事的相關性， 結果發現：人們並不會在自己的國家表現良好時更快樂， 卻會在自己的國家是主辦國時更快樂。
就算不是主辦國， 世界盃期間的氣氛也足夠令人快樂， 因為它創造了在現代社會稀缺的親密接觸：人們聚集在酒吧或起居室裡， 整個國家一時間開始關注同一場比賽。 而如果說參加世界盃能夠帶來某種社會凝聚力的話， 主辦世界盃更是如此， 主辦國的居民會覺得和周圍的其他人有了更親密的紐帶。
然而， 這種心態僅限於人均收入多於11000歐元的國家。 對於低於這個收入指標的人民來說， 更能帶來快樂的還是財富， 而一旦超過了11000歐元， 財富就失去了絕對作用。
但是， 在證實了世界盃的快樂增值之餘， 又不斷流傳著這樣一個故事：每當巴西隊出局， 總會有巴西人從公寓上跳下來。 瘋狂的球迷在被快樂撞擊的同時似乎也無法忍受任何失望。 甚至有資料指出， 世界盃期間的平均死亡人數要比進球數還要多。
那麼世界盃與自殺行為是否有必然聯繫呢？
關於世界盃帶來的自殺問題， 巴西人似乎首當其衝， 除了因出局而自殺外，事實上，即使巴西隊勝利了，也會有人跳。詹妮特·萊沃爾在1983年出版的《足球瘋狂》中稱，1958年瑞典世界盃上，她曾看到一位巴西人因為看到自己的球隊在決賽中獲勝，出於“狂喜”而自殺。
瘋狂的球迷當然不是巴西的專利，1969年6月，18歲的薩爾瓦多姑娘阿梅利亞在家中觀看洪都拉斯與薩爾瓦多比賽的電視轉播。當洪都拉斯在最後一分鐘獲勝時，阿梅利亞站起身來，跑到書桌前，從抽屜裡拿出了父親放在那裡的手槍，對著自己的心臟按動了扳機。她的葬禮被電視臺轉播，薩爾瓦多總統、首相和國家足球隊走在國旗覆蓋的棺材後面。一個月內，阿梅利亞的死亡最終促成了薩爾瓦多和洪都拉斯之間的“足球戰爭”。
| 2010年，巴西出局海地18歲球迷自殺 精神崩潰撞汽車身亡。據稱，這名球迷被撞後搶救無效，已經身亡。海地今年年初發生裡氏7.0級地震，死亡數十萬人，目前該國正在進行災後重建。對於很多球迷而言，世界盃上自己所鍾愛球隊的成績，是他們的一種精神寄託。
如果加上在家中的沙發上觀看比賽時死於心臟病的案例，世界盃造成的平均死亡人數確實比進球還要多，但足球和自殺之間的內在聯繫並不像一般人認為的那樣，實際上，足球不僅沒有促使人們自殺，還阻止了成千上萬的人自殺。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估計，每年全球大約有100萬人自殺。1997年法國法學博士家族的後裔埃米爾·迪爾凱姆發表了世界上第一部關於自殺的嚴肅的社會學報告，在研究了大量的統計資料之後，迪爾凱姆論證說，當人們因為某種突然變故（離婚、伴侶的死亡、財務危機）而與更廣闊的世界斷絕聯繫之後，他們有時會選擇自殺。他的結論是，這種特殊方式的死亡“源於此人對自己的行為缺乏規範控制，因而會導致深受其苦”。
那麼，讓人們深受其苦的原因是否可能包括體育比賽的結果呢？畢竟大多數自殺者是男性，而體育在許多男性的生活中有著非同尋常的意義。加拿大阿爾伯塔大學社會學教授弗蘭克·特魯瓦多發現，蒙特利爾的加拿大人冰球隊在1951至1992年期間經常早早淘汰出局，魁北克年齡在15-34歲的男性自殺的比例因而升高了。
中密蘇里州立大學的社會學家羅伯特·法恩奎斯特發現了體育和自殺之間的另一層關係：他觀察了當一個當地體育隊伍移至另外一個城市之後，美國城市的自殺率情況。結果表明，某些被自己的球隊拋棄的球迷選擇了自殺。
在1957年的紐約，布魯克林道奇隊和紐約巨人隊離開後；1995-1996賽季的克利夫蘭，布朗斯美國足球隊離開巴爾的摩之後，都發生了這種情況。他寫道：“由於支持的球隊在地理上的遷移所帶來的突然變故，至少在短期，似乎使得那些對球隊非常有認同感的球迷改變世界觀，社會不再是他們從前看到的樣子。”顯然在這些人中，沒有一個人只是因為球隊的離開而自殺的。他們都是一些對世事無比困惑的個體，在他們看來，如果唯一的體育運動再令其失望，就簡直無法承受了。
｜痛哭的球迷
所有這些聽起來都很有趣，但尚無科學定論，因為以上這些研究的樣本規模都很小。另一個問題是，所有這些研究人員幾乎都是順著所謂的“巴西跳樓猜想”進行研究的，這個猜想就是，當人們因為體育而遭遇巨大失望時，他們就會自殺。在很大程度上，這些都是對已知事物的驗證而已：那些人的確自殺了。
但如果自殺和體育的關係要比此更為深入呢？如果體育讓球迷們的生活獲得了意義，如果它讓他們感覺自己是球迷大家庭中的一員。如果球迷真的像可口可樂廣告裡說的那樣，離了足球便茶飯不思，那麼體育或許能夠阻止某些球迷走上自殺這條路。我們希望發現關於未知事物的結論：對那些因為體育而沒有選擇自殺的人進行研究。
｜痛哭的球迷
希臘流行病學家埃雷尼·佩特裡多和弗蒂斯·帕帕達珀羅斯通過研究資料發現，在幾乎每一個我們所知道的國家，在國家隊參與世界盃或歐洲冠軍杯的比賽時，自殺的人數都偏少。
以德國為例，1991到1997年間，德國官方報導的自殺人數高達九萬人，這是一個令人恐懼的數字，自殺的高峰月份是每年的三月到六月。但是每當德國隊征戰國際比賽期間，例如在1992年6月，1994年6月和1996年6月，自殺的人數都有所減少。在這七年的樣本中，自殺人數最少的6月是1996年，那個6月，德國贏得了歐洲杯。
在二人選取研究的12個國家中，有10個國家體現出相同的趨勢。只有在荷蘭和瑞士，國際足球比賽似乎沒有起到救命的作用，他們試圖就這些國際比賽在每個國家救了多少人命進行了非常粗略的估算，“獲救的生命”表明在一個國家的國家隊參加世界盃或歐洲杯比賽的6月期間，相對於沒有足球比賽的6月期間，平均自殺人數的下降，估算出的資料為：
下一個問題是，當一個國家隊被淘汰出局時，情況又將如何？在這12個國家中，有10個國家在其國家隊參加大型賽事的整個一年間，自殺率都呈現下降的趨勢。只有在荷蘭，在球隊參賽的那一年自殺率會上升，在西班牙自殺率沒有明顯變化。另外10個國家即使在球隊被淘汰出局後，自殺率也沒有出現補償性的上升，而且國際賽事的凝聚作用在全年都遏制了自殺率，而不僅僅在6月有效。以下是他們就國家隊參加國際賽事一整年間估算的獲救生命總數：
根據估算，這些年份中，足球賽事似乎阻止了好幾百個歐洲人走上自殺之路。
愛丁堡的心理醫生喬治·馬斯特頓和同事斯特拉琛一起研究了1974，1978，1982和1986年世界盃期間和隨後蘇格蘭的准自殺案例，他們發現，每一次在賽事期間和隨後，男性和女性的准自殺數量都呈現出下降（准自殺是一種自殺行為，其目的不是死亡，而是一種自殘，或是一種呼救）。蘇格蘭的例子是關於足球自殺的跳樓理論非常強有力的反正，因為如果球迷有理由自殺的話，蘇格蘭隊在1978年世界盃上的表現足以使他們紛紛跳樓。
兩位作者對整個機制作出了解釋：對於蘇格蘭人來說，廣為人們所接受的表達蘇格蘭身份的管道很少，體育或許是其中最強有力的，足球就是國球，我們認為這樣一個共同的興趣和努力，與一股民族主義的熱情融合在一起，可以提升社會的凝聚力，等同於迪克凱姆所提出的，戰爭期間自殺率下降的現象。
“社會凝聚力”是一個關鍵字，這幾乎是所有球迷（潛在自殺者和所有其他人）從球迷身份中獲得的裨益。輸贏並不重要，在美國，有些長期輸球的球隊，比如芝加哥小獸和波士頓紅襪棒球隊，他們的球迷並沒有比其他地方的人更多地選擇自殺。
學者湯瑪斯·喬恩納在論文《關於俄亥俄隊、佛羅里達大學隊、超級碗周日比賽和冰上奇跡隊》中通過論證證明贏球不是決定因素，而只是一種參與集體活動的體驗。某些地方的球迷在自己支持的球隊獲勝時自殺率的確有所下降，但他認為這是因為贏球隊伍的球迷更加振奮，他們更頻繁地穿上球隊的隊服，一起在酒吧裡觀看比賽，談論球隊。振奮，而不是贏球，能夠讓人放棄自殺的選擇。
這才是讓他們選擇繼續活下去的東西，在如今的歐洲，大概沒有什麼能像國家隊參加世界盃那樣能夠將整個社會團結在一起了。許多人之所以看世界盃，就是因為幾乎每個人都在看。被隔離的人們，那些很有可能自殺的人，突然在這場全民性的對話中被廣泛接納，擁有了所謂的社會凝聚力。
除體育外，只有戰爭和災難能夠創造這樣的民族團結。令人驚異的是，在甘迺迪遇刺後的一周，被研究的29個美國城市中沒有一個自殺案例；同樣，在美國受到911襲擊後的那段日子，每天撥打自殺熱線的人數減半；在1997年的英國，戴安娜王妃去世之後的自殺率也明顯下降。
喬恩納認為全民“通過體育而振奮”尤其適合人際交往能力較差的人，這些人通常被視為非常抑鬱或具有自殺性人格特徵。因為要成為眾多球迷中的一員，並不需要擁有太多的魅力。
除了因出局而自殺外，事實上，即使巴西隊勝利了，也會有人跳。詹妮特·萊沃爾在1983年出版的《足球瘋狂》中稱，1958年瑞典世界盃上，她曾看到一位巴西人因為看到自己的球隊在決賽中獲勝，出於“狂喜”而自殺。瘋狂的球迷當然不是巴西的專利，1969年6月，18歲的薩爾瓦多姑娘阿梅利亞在家中觀看洪都拉斯與薩爾瓦多比賽的電視轉播。當洪都拉斯在最後一分鐘獲勝時，阿梅利亞站起身來，跑到書桌前，從抽屜裡拿出了父親放在那裡的手槍，對著自己的心臟按動了扳機。她的葬禮被電視臺轉播，薩爾瓦多總統、首相和國家足球隊走在國旗覆蓋的棺材後面。一個月內，阿梅利亞的死亡最終促成了薩爾瓦多和洪都拉斯之間的“足球戰爭”。
| 2010年，巴西出局海地18歲球迷自殺 精神崩潰撞汽車身亡。據稱，這名球迷被撞後搶救無效，已經身亡。海地今年年初發生裡氏7.0級地震，死亡數十萬人，目前該國正在進行災後重建。對於很多球迷而言，世界盃上自己所鍾愛球隊的成績，是他們的一種精神寄託。
如果加上在家中的沙發上觀看比賽時死於心臟病的案例，世界盃造成的平均死亡人數確實比進球還要多，但足球和自殺之間的內在聯繫並不像一般人認為的那樣，實際上，足球不僅沒有促使人們自殺，還阻止了成千上萬的人自殺。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估計，每年全球大約有100萬人自殺。1997年法國法學博士家族的後裔埃米爾·迪爾凱姆發表了世界上第一部關於自殺的嚴肅的社會學報告，在研究了大量的統計資料之後，迪爾凱姆論證說，當人們因為某種突然變故（離婚、伴侶的死亡、財務危機）而與更廣闊的世界斷絕聯繫之後，他們有時會選擇自殺。他的結論是，這種特殊方式的死亡“源於此人對自己的行為缺乏規範控制，因而會導致深受其苦”。
那麼，讓人們深受其苦的原因是否可能包括體育比賽的結果呢？畢竟大多數自殺者是男性，而體育在許多男性的生活中有著非同尋常的意義。加拿大阿爾伯塔大學社會學教授弗蘭克·特魯瓦多發現，蒙特利爾的加拿大人冰球隊在1951至1992年期間經常早早淘汰出局，魁北克年齡在15-34歲的男性自殺的比例因而升高了。
中密蘇里州立大學的社會學家羅伯特·法恩奎斯特發現了體育和自殺之間的另一層關係：他觀察了當一個當地體育隊伍移至另外一個城市之後，美國城市的自殺率情況。結果表明，某些被自己的球隊拋棄的球迷選擇了自殺。
在1957年的紐約，布魯克林道奇隊和紐約巨人隊離開後；1995-1996賽季的克利夫蘭，布朗斯美國足球隊離開巴爾的摩之後，都發生了這種情況。他寫道：“由於支持的球隊在地理上的遷移所帶來的突然變故，至少在短期，似乎使得那些對球隊非常有認同感的球迷改變世界觀，社會不再是他們從前看到的樣子。”顯然在這些人中，沒有一個人只是因為球隊的離開而自殺的。他們都是一些對世事無比困惑的個體，在他們看來，如果唯一的體育運動再令其失望，就簡直無法承受了。
｜痛哭的球迷
所有這些聽起來都很有趣，但尚無科學定論，因為以上這些研究的樣本規模都很小。另一個問題是，所有這些研究人員幾乎都是順著所謂的“巴西跳樓猜想”進行研究的，這個猜想就是，當人們因為體育而遭遇巨大失望時，他們就會自殺。在很大程度上，這些都是對已知事物的驗證而已：那些人的確自殺了。
但如果自殺和體育的關係要比此更為深入呢？如果體育讓球迷們的生活獲得了意義，如果它讓他們感覺自己是球迷大家庭中的一員。如果球迷真的像可口可樂廣告裡說的那樣，離了足球便茶飯不思，那麼體育或許能夠阻止某些球迷走上自殺這條路。我們希望發現關於未知事物的結論：對那些因為體育而沒有選擇自殺的人進行研究。
｜痛哭的球迷
希臘流行病學家埃雷尼·佩特裡多和弗蒂斯·帕帕達珀羅斯通過研究資料發現，在幾乎每一個我們所知道的國家，在國家隊參與世界盃或歐洲冠軍杯的比賽時，自殺的人數都偏少。
以德國為例，1991到1997年間，德國官方報導的自殺人數高達九萬人，這是一個令人恐懼的數字，自殺的高峰月份是每年的三月到六月。但是每當德國隊征戰國際比賽期間，例如在1992年6月，1994年6月和1996年6月，自殺的人數都有所減少。在這七年的樣本中，自殺人數最少的6月是1996年，那個6月，德國贏得了歐洲杯。
在二人選取研究的12個國家中，有10個國家體現出相同的趨勢。只有在荷蘭和瑞士，國際足球比賽似乎沒有起到救命的作用，他們試圖就這些國際比賽在每個國家救了多少人命進行了非常粗略的估算，“獲救的生命”表明在一個國家的國家隊參加世界盃或歐洲杯比賽的6月期間，相對於沒有足球比賽的6月期間，平均自殺人數的下降，估算出的資料為：
下一個問題是，當一個國家隊被淘汰出局時，情況又將如何？在這12個國家中，有10個國家在其國家隊參加大型賽事的整個一年間，自殺率都呈現下降的趨勢。只有在荷蘭，在球隊參賽的那一年自殺率會上升，在西班牙自殺率沒有明顯變化。另外10個國家即使在球隊被淘汰出局後，自殺率也沒有出現補償性的上升，而且國際賽事的凝聚作用在全年都遏制了自殺率，而不僅僅在6月有效。以下是他們就國家隊參加國際賽事一整年間估算的獲救生命總數：
根據估算，這些年份中，足球賽事似乎阻止了好幾百個歐洲人走上自殺之路。
愛丁堡的心理醫生喬治·馬斯特頓和同事斯特拉琛一起研究了1974，1978，1982和1986年世界盃期間和隨後蘇格蘭的准自殺案例，他們發現，每一次在賽事期間和隨後，男性和女性的准自殺數量都呈現出下降（准自殺是一種自殺行為，其目的不是死亡，而是一種自殘，或是一種呼救）。蘇格蘭的例子是關於足球自殺的跳樓理論非常強有力的反正，因為如果球迷有理由自殺的話，蘇格蘭隊在1978年世界盃上的表現足以使他們紛紛跳樓。
兩位作者對整個機制作出了解釋：對於蘇格蘭人來說，廣為人們所接受的表達蘇格蘭身份的管道很少，體育或許是其中最強有力的，足球就是國球，我們認為這樣一個共同的興趣和努力，與一股民族主義的熱情融合在一起，可以提升社會的凝聚力，等同於迪克凱姆所提出的，戰爭期間自殺率下降的現象。
“社會凝聚力”是一個關鍵字，這幾乎是所有球迷（潛在自殺者和所有其他人）從球迷身份中獲得的裨益。輸贏並不重要，在美國，有些長期輸球的球隊，比如芝加哥小獸和波士頓紅襪棒球隊，他們的球迷並沒有比其他地方的人更多地選擇自殺。
學者湯瑪斯·喬恩納在論文《關於俄亥俄隊、佛羅里達大學隊、超級碗周日比賽和冰上奇跡隊》中通過論證證明贏球不是決定因素，而只是一種參與集體活動的體驗。某些地方的球迷在自己支持的球隊獲勝時自殺率的確有所下降，但他認為這是因為贏球隊伍的球迷更加振奮，他們更頻繁地穿上球隊的隊服，一起在酒吧裡觀看比賽，談論球隊。振奮，而不是贏球，能夠讓人放棄自殺的選擇。
這才是讓他們選擇繼續活下去的東西，在如今的歐洲，大概沒有什麼能像國家隊參加世界盃那樣能夠將整個社會團結在一起了。許多人之所以看世界盃，就是因為幾乎每個人都在看。被隔離的人們，那些很有可能自殺的人，突然在這場全民性的對話中被廣泛接納，擁有了所謂的社會凝聚力。
除體育外，只有戰爭和災難能夠創造這樣的民族團結。令人驚異的是，在甘迺迪遇刺後的一周，被研究的29個美國城市中沒有一個自殺案例；同樣，在美國受到911襲擊後的那段日子，每天撥打自殺熱線的人數減半；在1997年的英國，戴安娜王妃去世之後的自殺率也明顯下降。
喬恩納認為全民“通過體育而振奮”尤其適合人際交往能力較差的人，這些人通常被視為非常抑鬱或具有自殺性人格特徵。因為要成為眾多球迷中的一員，並不需要擁有太多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