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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拳出擊全國一盤棋打擊傳銷社會毒瘤

傳銷活動屢禁不止 如何把底層傳銷參與者拖出泥潭

“正在排查3期房屋, 通知所有人不要在樓下逗留!”

“下一班工作全部取消, 沒事做的業務員離開社區。 ”

……

打開黃某手機, 名為“釣魚愛好者”的微信群裡, 不斷有消息提示傳來。

今年5月16日至18日, 湖北省武漢市洪山區政府辦、區綜治辦、工商、公安等多部門聯合開展為期3天的傳銷行為集中清查專項行動。 一場傳銷人員和清查人員鬥智鬥勇的“大戲”再次上演。

“傳銷人員得知我們在搞集中清查, 想方設法給成員通風報信, 除了微信群, 買菜、窗簾拉開與否等都是他們的信號標誌,

就像‘割韭菜’一樣, 屢禁不止。 ”武漢市洪山區工商和質監局執法局局長魯立東直言。

面對記者的採訪, 有關專家指出, 清查傳銷既要堅持嚴打上線, 又要著重解決底層傳銷人員“回流”問題, 應進一步完善相關法律法規, 樹立全國“一盤棋”思想, 加大傳銷行為懲處力度, 真正從根上剷除傳銷毒瘤。

發財幻夢

175名。

這一數字, 是武漢市洪山區5月16日上午集中清理傳銷行動的“戰果”。 如今, 聯合開展集中清查, 已是洪山區打擊傳銷工作的常態。

統計資料顯示, 今年以來截至4月30日, 洪山區2018年共召開集中清查行動部署會4次, 開展集中清理行動60次, 清理重點社區及重點部位45個, 搗毀傳銷窩點352個, 查獲涉嫌傳銷人員1260人。

記者瞭解到,

傳銷分為“北派傳銷”和“南派傳銷”。 “北派傳銷”存在控制手機、限制人身自由等情況, “南派傳銷”強調精神控制, 即洗腦。

武漢以“南派傳銷”居多, 其主要特徵是借考察專案、包工程、旅遊探親為名把新人騙到外地, 再以串門拜訪為由對其進行一對一洗腦, 來去自由, 吃住條件好, 一般租住高檔社區, 家庭式居住。

“‘1040陽光工程’是較為常見的傳銷騙局。 ”洪山工商所所長王曉輝介紹, 不法分子打著“國家允許、政府支持”“投資69800元, 收穫1040萬”等旗號, 以“資本運作”“電子商務”“基金私募”為幌子, 實質上是金字塔式的分錢遊戲, 非常具有迷惑性。

王曉輝直言, “殺熟”“騙熟”是傳銷分子的常用伎倆之一, 針對親朋好友打“感情牌”, 利用其虛榮心、暴富心態製造滿足感、成就感,

進而達到“引君入甕”的目的。

李旭, 曾是一名傳銷受害者, 後自費成立了中國民間反傳銷協會。

2004年, 在親戚遊說下, 李旭加入江蘇一傳銷組織, 發展的第一個下線是自己的親姐姐。 2006年, 從傳銷騙局中醒悟後, 他自費建立中國民間反傳銷協會。

“傳銷就是經濟邪教, 98%的傳銷人員會成為這場分錢遊戲的受害者。 ”李旭說, 許多傳銷人員是社會弱勢群體, 有多人賣房賣地貸款進行傳銷, 最終血本無歸, 妻離子散。

在李旭看來, 傳銷最大的危害是對思想的毒害。

“傳銷不僅騙你的錢, 還毒害你的思想。 很多傳銷受害者最後不僅有家難歸, 夢想破滅後甚至導致心理扭曲。 ”李旭說, 傳銷組織不停給涉傳人員灌輸“金錢至上”“有錢就是成功”等觀念,

導致其人生觀、價值觀扭曲, 許多人盲目追求財富, 最終高不成低不就難以融入社會, 甚至明知這是騙局也難回頭。

記者此前在洪山區集中清查行動現場看到, 被清理的涉傳人員中, “90後”“95後”占相當比例。

民警介紹, 這些涉傳人員大都來自二三線城市的鄉鎮, 文化程度普遍不高, 缺乏社會閱歷, 想改變生活現狀, 又不願辛勤勞作, 被洗腦後, 靠騙親朋好友圓發財夢。 有的人不清楚傳銷危害, 以為傳銷是合法行為, 甚至認為自己是在“幫助”親朋好友一起發財。

治理遇難

事實上, 相較於對傳銷骨幹的打擊, 底層傳銷人員治理問題更讓一線民警犯難。

在打傳一線奮戰10多年, 武漢市公安局經濟技術開發區(漢南區)公安分局沌陽派出所副所長陳勇對此深有感觸。

“對待傳銷骨幹, 我們可以逮捕他們, 可以依法追究他們的刑事責任。 但對那些底層傳銷人員, 現有法律並未作出明確處罰措施, 我們只能抓捕教育再遣返, 讓他們以後不敢來我們這個地方, 至於其他的, 目前沒有太好的辦法。 ”陳勇說。

根據我國刑法規定, 組織、領導的傳銷活動人員在30人以上且層級在三級以上的, 對組織者、領導者應予立案追訴。

“這個法律條文定罪門檻較高, 懲罰力度偏低, 且對參與傳銷的底層人員缺乏相關的懲處規定, 具體操作起來比較困難。 ”李旭說, 認定為傳銷組織者、領導者需要有30個下線, 在實踐中操作難度也很大。

取證難, 是打擊傳銷面臨的現實困境。

一位不願意具名的反傳人士告訴記者,現在的傳銷都不傳產品,由於沒有實物,取證就比較困難;針對跨地域的傳銷,由於缺少聯動機制,處理起來更加困難。

“我們發現在有的地方,甚至出現受害人報案時,工商推公安,公安推工商,大家互相推諉、相互扯皮的現象。”該人士直言。

此外,網上傳銷的興起也給打擊傳銷帶來新的挑戰。

李旭介紹,隨著政府打擊力度不斷加大,異地拉人頭的傳統傳銷呈下降趨勢,越來越多的傳銷組織轉戰互聯網,通過微信、貼吧等互聯網平臺跨地域傳播,給傳銷治理工作帶來新挑戰。

反傳教育

課桌上,“珍愛生命 遠離傳銷 珍愛親情 拒絕傳銷”“1040工程就是大騙局”幾行大字格外顯眼;課桌旁,20餘名涉傳銷人員正在認真學習打擊傳銷宣傳手冊……

2017年11月下旬,針對傳銷人員遣返後“回流”、教育效果有限的實際情況,洪山區打傳辦聯合區公安、工商及質監等單位聯合建立起反傳銷教育基地,邀請專家、社區民警等為傳銷人員授課,進行“反洗腦”宣傳,幫助他們認清傳銷本質。

記者瞭解到,打擊傳銷窩點後,打傳工作人員會將涉傳銷下線人員統一送至反傳銷教育基地。傳銷人員自願簽訂《權利義務簽收書》後即可接受24至48小時的學習幫扶教育。

一名1994年出生的大學生,受朋友矇騙到武漢洪山區參加傳銷活動。洪山區打傳專班在組織清查行動時將其查獲,後將他送至反傳銷教育基地接受“反洗腦”。

“以前以為限制成員人身自由、敲詐勒索才是傳銷,沒想到洗腦式宣傳也會讓人誤入歧途,我差一點就投錢了。”這名大學生在學習後的心得體會裡寫到。

魯立東告訴記者,在以往打擊傳銷工作中,對傳銷下線人員多採取口頭教育後遣返的方式,但這些涉傳銷人員並未真正認識到傳銷危害,往往會“回流”或者到其他地方繼續從事傳銷活動。

“傳銷組織通過洗腦方式拉人頭參與傳銷。我們在打擊傳銷後建立反傳銷教育基地,旨在對清查發現的涉傳銷人員進行‘反洗腦’,動搖傳銷組織團夥的下線人員。”魯立東說。

洪山區反傳銷教育基地負責人熊斌介紹,基地成立以來,已累計教育遣返110批次2000餘人。

“基地成立初期,多時一天有140餘名涉傳人員,得分批安排教育。”熊斌說,隨著打擊傳銷工作的深入推進,傳銷人員數量明顯減少,“回流”現象得到較好控制。

強化立法

在華中師範大學社會學院副院長萬仁德看來,傳銷從本質上看是一種損己利人的行為,是對人及其所遵循的社會規範的異化。

“儘管政府對傳銷進行廣泛宣傳、打擊,但由於社會發展不平衡,現實中並不是每個人都能收到社會和媒體傳遞的正面資訊,許多人依舊被蒙蔽。”萬仁德說。

近年來,越來越多在校大學生被騙參與傳銷,萬仁德建議在加大打擊力度同時,提升宣傳精准度,要讓在校學生多與社會良性互動,豐富他們的社會知識和閱歷,而不是單純知識學習。

接受記者採訪時,湖北大學政法與公共管理學院刑法學教授鄧小剛指出,打擊傳銷關鍵在於加強刑事立法。

“我國關於傳銷的立法仍比較滯後,特別是網路立法方面,還存在一定盲區。”鄧小剛說。

針對傳銷行為屢禁不止難題,李旭則建議加大懲處力度,對傳銷集團骨幹分子,處理時要降低立案標準及證據規格;對底層傳銷人員,要採取教育和處罰相結合的方式,特別是對屢教不改者,可以採取行政拘留或罰款等措施,增加其違法犯罪成本。

李旭還指出,打擊傳銷應當樹立全國“一盤棋”思想,加強地區間、部門間的協調聯動,同時加大官方與民間的合作,充分發揮民間反傳銷組織的作用。

“如果這個地方打擊厲害,傳銷組織就會轉移,從一個城市搬到另外一個城市,這樣的話全國很難形成合力。”李旭說,現在傳銷組織洗腦手段不斷升級,政府打擊傳銷的手段也需要升級換代。

一位不願意具名的反傳人士告訴記者,現在的傳銷都不傳產品,由於沒有實物,取證就比較困難;針對跨地域的傳銷,由於缺少聯動機制,處理起來更加困難。

“我們發現在有的地方,甚至出現受害人報案時,工商推公安,公安推工商,大家互相推諉、相互扯皮的現象。”該人士直言。

此外,網上傳銷的興起也給打擊傳銷帶來新的挑戰。

李旭介紹,隨著政府打擊力度不斷加大,異地拉人頭的傳統傳銷呈下降趨勢,越來越多的傳銷組織轉戰互聯網,通過微信、貼吧等互聯網平臺跨地域傳播,給傳銷治理工作帶來新挑戰。

反傳教育

課桌上,“珍愛生命 遠離傳銷 珍愛親情 拒絕傳銷”“1040工程就是大騙局”幾行大字格外顯眼;課桌旁,20餘名涉傳銷人員正在認真學習打擊傳銷宣傳手冊……

2017年11月下旬,針對傳銷人員遣返後“回流”、教育效果有限的實際情況,洪山區打傳辦聯合區公安、工商及質監等單位聯合建立起反傳銷教育基地,邀請專家、社區民警等為傳銷人員授課,進行“反洗腦”宣傳,幫助他們認清傳銷本質。

記者瞭解到,打擊傳銷窩點後,打傳工作人員會將涉傳銷下線人員統一送至反傳銷教育基地。傳銷人員自願簽訂《權利義務簽收書》後即可接受24至48小時的學習幫扶教育。

一名1994年出生的大學生,受朋友矇騙到武漢洪山區參加傳銷活動。洪山區打傳專班在組織清查行動時將其查獲,後將他送至反傳銷教育基地接受“反洗腦”。

“以前以為限制成員人身自由、敲詐勒索才是傳銷,沒想到洗腦式宣傳也會讓人誤入歧途,我差一點就投錢了。”這名大學生在學習後的心得體會裡寫到。

魯立東告訴記者,在以往打擊傳銷工作中,對傳銷下線人員多採取口頭教育後遣返的方式,但這些涉傳銷人員並未真正認識到傳銷危害,往往會“回流”或者到其他地方繼續從事傳銷活動。

“傳銷組織通過洗腦方式拉人頭參與傳銷。我們在打擊傳銷後建立反傳銷教育基地,旨在對清查發現的涉傳銷人員進行‘反洗腦’,動搖傳銷組織團夥的下線人員。”魯立東說。

洪山區反傳銷教育基地負責人熊斌介紹,基地成立以來,已累計教育遣返110批次2000餘人。

“基地成立初期,多時一天有140餘名涉傳人員,得分批安排教育。”熊斌說,隨著打擊傳銷工作的深入推進,傳銷人員數量明顯減少,“回流”現象得到較好控制。

強化立法

在華中師範大學社會學院副院長萬仁德看來,傳銷從本質上看是一種損己利人的行為,是對人及其所遵循的社會規範的異化。

“儘管政府對傳銷進行廣泛宣傳、打擊,但由於社會發展不平衡,現實中並不是每個人都能收到社會和媒體傳遞的正面資訊,許多人依舊被蒙蔽。”萬仁德說。

近年來,越來越多在校大學生被騙參與傳銷,萬仁德建議在加大打擊力度同時,提升宣傳精准度,要讓在校學生多與社會良性互動,豐富他們的社會知識和閱歷,而不是單純知識學習。

接受記者採訪時,湖北大學政法與公共管理學院刑法學教授鄧小剛指出,打擊傳銷關鍵在於加強刑事立法。

“我國關於傳銷的立法仍比較滯後,特別是網路立法方面,還存在一定盲區。”鄧小剛說。

針對傳銷行為屢禁不止難題,李旭則建議加大懲處力度,對傳銷集團骨幹分子,處理時要降低立案標準及證據規格;對底層傳銷人員,要採取教育和處罰相結合的方式,特別是對屢教不改者,可以採取行政拘留或罰款等措施,增加其違法犯罪成本。

李旭還指出,打擊傳銷應當樹立全國“一盤棋”思想,加強地區間、部門間的協調聯動,同時加大官方與民間的合作,充分發揮民間反傳銷組織的作用。

“如果這個地方打擊厲害,傳銷組織就會轉移,從一個城市搬到另外一個城市,這樣的話全國很難形成合力。”李旭說,現在傳銷組織洗腦手段不斷升級,政府打擊傳銷的手段也需要升級換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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