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三二九起義功敗垂成， 共進會決計自行策劃兩湖革命， 並聯合與其目標一致的文學社。 兩個革命團體宗旨相同， 但歷史起源、成員組織都存在差異。 文學社“以共進會幹部多非軍人， 易生杆格， 深為躊躇”。 共進會反認為文學社是純軍人組織， “腦筋簡單， 缺乏革命性”。 故雙方經十次會議後， 才達成合作。 5月11日， 文學社劉複基、王守愚與共進會楊玉如、楊時傑（1881—1956）會于龔霞初（1885—1927）宅， 雙方均贊成武昌起事， 協議“擬令各標營兩團體的代表極力避免摩擦”。 其後雙方就領導權問題爭持不下:文學社自恃在新軍中力量較大，
“三·二九”起義紀念館
共進會舊址
8月四川保路風潮擴大， 清廷調鄂省新軍入蜀。 至9月14日兩派再會于劉公寓所， 孫武率先表示“今日之會， 為革命緊急關頭， 希望大家切實討論”。 劉複基即建議放棄共進會、文學社名義， 一概以革命黨人視之。 其後劉公放棄湖北大都督之位， 蔣氏亦作相同表示。 楊玉如則認為革命不可群龍無首， 須儘早選定領袖。 會上各人相互推辭， 遂從居正居正之議， 請黃興、宋教仁、譚人鳳指揮。 不料黃興正在香港， 譚氏因病住院， 宋教仁則候黃興方作決定。 革命已迫在眉睫， 9月23日兩派公推蔣翊武為總指揮， 孫武任參謀長， 劉公負責民政， 任總理， 設總機關於武昌小朝街85號二樓。 凡重要大事均由他們決定， 雖未明確劃分職權， 卻不失為解決之策。
四川保路運動紀念碑
（ 張憲文、張玉法主編：《中華民國專題史 第1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