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避免前車之鑒
春秋的周禮， 以及到戰國的禮崩樂壞。 各諸候戰亂， 亂世適用法制。 秦國重法家立國， 但過苛的刑法讓大一統秦國二世而亡。
西漢早期借鑒了秦亡的教訓， 廢除了過於苛刻的刑法， 重道家無為而治， 社會得到很好的發展。 漢武帝為了加強皇權罷除百家， 獨尊儒家。 對儒家加以修潤， 提出天人感應， 皇權天賜， 後來各王朝延用， 因為這對集權的皇權社會用來禁錮人民的思想很適用。
第二、儒法並用
後世從漢朝開始重儒並非單一使用儒家， 而是儒法並重的。 儒主要是用教化手段， 這是防非止過之法；法，
第三、時代不同
中國的統一， 也就造成了竟爭壓力小的格局。 如秦惠文王習霸王之法一樣， 並非商鞅先前所薦聖王之法不好， 而是霸王之說更實用。
春秋戰國， 諸子百家， 實乃大爭之世， 雖有強弱， 但國勢制衡， 五霸輪替， 互有勝負， 所有國家危機感都很強。 到戰國時， 各國競相變法， 就是明證。
自秦始皇統一以後， 中國周圍再無先進文明威協， 改革的壓力漸小， 此後， 一千多年只有王安石變法， 還是儒家自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