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P·摩根是“有組織的資本主義”的早期宣導者， 圖片描繪的是他正用棍子毆打攝影師。
言語有時讓我們失望， 理論有時也是如此。 我們正陷入一場史無前例的世界貿易體系危機， 它不是簡單地來自於壞的法律、孱弱無能的機構、魯莽的領導者或無賴國家， 而是來自於我們用以理解全球政治經濟的錯誤理論。 正在逼近的中美貿易戰就是我們瞭解世界方式不當的現實後果之一。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發展起來的全球貿易體系， 其隱性基礎是主要貿易大國——最重要是美國——的自由主義思想佔據主導地位。
特朗普和他的貿易顧問， 比如彼得·納瓦羅， 都回歸到了舊式民族主義或“現實主義”國際關係理論， 將貿易視為國家之間權力鬥爭的一個組成部分。 英國退歐與新的民族－民粹主義政黨在歐洲興起有著類似的思想根源。 美英兩國的自由派國際主義經濟領袖們設計了戰後貿易體系， 以防範激進的、以鄰為壑的民族主義貿易戰略，
今天， 世界各地的自由派人士都在哀歎捲土重來的民族主義對所謂惠及天下的“自由市場”貿易規則形成了挑戰。 規則破壞者在激增。 無論是特朗普、中國、俄羅斯還是歐洲的新民族主義分子， 無信者和偽信者的顛覆讓規則本身開始崩塌。
問題在於， 自由主義理論根植於“市場的神話”。 其概念就是， 我們的自由市場經濟和市場在本質上是穩定、高效和公平的。 然而在現實中， 資本主義不可避免地會產生繁榮和蕭條的經濟週期， 因此全球性產能過剩會定期一再出現。 今天它就再次出現了。
這一點在今天還很難看清， 因為眼下有太多層面的市場扭曲， 以至理想化的自由市場只存在于經濟學家的大腦中。 一個更清晰的例子發生在19世紀， 也就是上一次偉大的全球化時期。 一波又一波更自由的貿易與技術進步相結合， 極大降低了運輸和通信成本， 刺激了全球性貿易。 19世紀也是自由放任的全盛期， 政府力量及其干預市場的欲望較弱， 而且在不斷減弱。 但到了世紀末的時候，
在19世紀， 企業解決自由資本主義動盪的方法是J·P·摩根所說的“有組織的資本主義”。 摩根瞭解這一點， 因為他就是始作俑者之一。 他成立了巨型企業， 組建了包括鐵路聯營和航運聯盟在內的卡特爾。 這一切讓他在20世紀來臨之際成為世界上最有權勢的資本家之一， 也讓他創建了世界上最了不起的銀行之一。
掠奪性貿易行為，比如特朗普在他熱衷的“打贏貿易戰”中所宣揚的那些東西，就是由摩根的有組織的資本主義所開創的。它們是19世紀60－90年代漫長的全球性通貨緊縮時期廣泛見於國內國際的 “價格戰”的產物。今天，許多製造業和原材料行業的慢性通縮讓價格戰的重要意義重現，這是當前貿易衝突的一大主因。
通貨緊縮時期格外容易發生價格戰。在繁榮時期為融資擴張而大量借貸的樂觀企業發現自己負擔了過多債務，但與此同時擴張速度在放慢，價格在下跌。企業陷入一方面價格下跌（收入隨之下降），一方面以貨幣計價的債務卻未見相應減少的困境。破產前景已經依稀可見。教科書經濟學教給我們的是，當價格下跌，企業就會減產。但它忽視了債務問題。先前樂觀的企業背上了靠借債融資得來的過剩產能，它們在商業週期步入衰退階段時陷入困境。如果減產，它們有可能無力償還債務。因此與經濟學家教給我們的相反，這些企業反而常常在價格下跌的時候增加產量，以維持收入。今天中國許多公司的行為就是如此，無論這些公司是國有的還是非國有的。當一個行業中有好幾家公司這麼做，這種不顧一切的個體行為就只能導致供過於求愈演愈烈。惡性的迴圈可能讓價格進一步下跌，進而加劇私人債務危機。
歷史上的解決辦法就是摩根的有組織的資本主義：利用卡特爾或壟斷來提高價格，限制產量。而關稅讓壟斷價格免受來自國外的競爭。從19世紀最後幾年開始，這種策略確實扭轉了全球性通貨緊縮，避免了許多破產，因為資不抵債的企業都被迫加入了更大型的聯合企業。這個過程今天仍在繼續，其主要區別只在於，在許多私人金融機構沒有足夠實力去組織資本主義的國家，政府往往有意願出手干預。於是人們指責它違反了貿易規則。
自由主義的幻想是沒有政府的干預，一切讓自由市場做主。然而相反，減少政府干預只有利於那些與私人金融聯繫最密切的企業。這些企業並不一定是最高效的，它們有可能是臃腫不堪的壟斷企業，正如許多現代製藥和高科技巨頭，大量專利和版權的執行使它們擁有合法的壟斷勢力。自由派人士批評特朗普和其他民族主義人士對煤、石油、鋼鐵和鋁等“舊經濟”情有獨鍾，但這些自由派人士在實踐中並不支持“自由市場的公平”，他們支持的是“新經濟”中跋扈的自由放任的壟斷力量。因此，現代貿易協定中提到的更自由的貿易，與用“智慧財產權”的委婉說法行使壟斷權力沒有多大的不同。特朗普同樣不是自由市場的捍衛者。他不僅支持挑釁性關稅，而且縱容影響力的濫用，把國家權力和特定的私人利益結合到了一起。這場爭論中的哪一方都代表不了消費者對效率和低價格的關注，也代表不了工人對以合理工資保證就業增長的關注。
原題：全球貿易理論的危機
作者：
詹姆斯·諾爾特
James Nolt
紐約大學客座教授，世界政策研究所資深研究員，著有《國際政治經濟：戰爭與和平的事業》，曾發表多篇有關中國軍事和東亞軍事平衡的文章。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並不代表中美聚焦網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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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讓他創建了世界上最了不起的銀行之一。掠奪性貿易行為，比如特朗普在他熱衷的“打贏貿易戰”中所宣揚的那些東西，就是由摩根的有組織的資本主義所開創的。它們是19世紀60－90年代漫長的全球性通貨緊縮時期廣泛見於國內國際的 “價格戰”的產物。今天，許多製造業和原材料行業的慢性通縮讓價格戰的重要意義重現，這是當前貿易衝突的一大主因。
通貨緊縮時期格外容易發生價格戰。在繁榮時期為融資擴張而大量借貸的樂觀企業發現自己負擔了過多債務，但與此同時擴張速度在放慢，價格在下跌。企業陷入一方面價格下跌（收入隨之下降），一方面以貨幣計價的債務卻未見相應減少的困境。破產前景已經依稀可見。教科書經濟學教給我們的是，當價格下跌，企業就會減產。但它忽視了債務問題。先前樂觀的企業背上了靠借債融資得來的過剩產能，它們在商業週期步入衰退階段時陷入困境。如果減產，它們有可能無力償還債務。因此與經濟學家教給我們的相反，這些企業反而常常在價格下跌的時候增加產量，以維持收入。今天中國許多公司的行為就是如此，無論這些公司是國有的還是非國有的。當一個行業中有好幾家公司這麼做，這種不顧一切的個體行為就只能導致供過於求愈演愈烈。惡性的迴圈可能讓價格進一步下跌，進而加劇私人債務危機。
歷史上的解決辦法就是摩根的有組織的資本主義：利用卡特爾或壟斷來提高價格，限制產量。而關稅讓壟斷價格免受來自國外的競爭。從19世紀最後幾年開始，這種策略確實扭轉了全球性通貨緊縮，避免了許多破產，因為資不抵債的企業都被迫加入了更大型的聯合企業。這個過程今天仍在繼續，其主要區別只在於，在許多私人金融機構沒有足夠實力去組織資本主義的國家，政府往往有意願出手干預。於是人們指責它違反了貿易規則。
自由主義的幻想是沒有政府的干預，一切讓自由市場做主。然而相反，減少政府干預只有利於那些與私人金融聯繫最密切的企業。這些企業並不一定是最高效的，它們有可能是臃腫不堪的壟斷企業，正如許多現代製藥和高科技巨頭，大量專利和版權的執行使它們擁有合法的壟斷勢力。自由派人士批評特朗普和其他民族主義人士對煤、石油、鋼鐵和鋁等“舊經濟”情有獨鍾，但這些自由派人士在實踐中並不支持“自由市場的公平”，他們支持的是“新經濟”中跋扈的自由放任的壟斷力量。因此，現代貿易協定中提到的更自由的貿易，與用“智慧財產權”的委婉說法行使壟斷權力沒有多大的不同。特朗普同樣不是自由市場的捍衛者。他不僅支持挑釁性關稅，而且縱容影響力的濫用，把國家權力和特定的私人利益結合到了一起。這場爭論中的哪一方都代表不了消費者對效率和低價格的關注，也代表不了工人對以合理工資保證就業增長的關注。
原題：全球貿易理論的危機
作者：
詹姆斯·諾爾特
James Nolt
紐約大學客座教授，世界政策研究所資深研究員，著有《國際政治經濟：戰爭與和平的事業》，曾發表多篇有關中國軍事和東亞軍事平衡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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