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有明一朝， 冤死的大臣不少， 但為什麼沒一個反的？乃至統兵打仗的臣子， 也沒有敢對皇帝說個“不”字呢？請欣賞本人新作《東林沉浮》選19—
同黨遭難， 遼東督師孫承宗為何不反
早在魏忠賢捕捉東林六君子時， 他就擔心一個人會反。
這個人就是掌兵的東林系官員孫承宗。
孫承宗， 河北保定人， 相貌奇偉， 聲音渾厚， 文武全才， 忠烈剛勇， 是見證晚明敗亡的一個重要人物。 他是萬曆三十二年進士， 初授翰林院編修， 而後轉拜中允。 萬曆四十五年即西元1617年， 孫承宗出任應天鄉試主考官， 因試題上引用了自己語錄而遭到黨同伐異的保守同僚忌恨。
天啟元年即1621年， 孫承宗官升詹事府少詹事， 給皇帝朱由校講課， 相當於准帝師。 他講課通俗易懂， 很得朱由校欣賞。 這一年， 後金入侵遼東， 遼東全線吃緊， 朝中大臣認為孫承宗知曉兵事， 推舉孫承宗主持遼東防務。 朱由校於是拜孫承宗為兵部尚書，
孫承宗到達山海關後， 親自鎮守關門。 擴充軍備， 整肅軍紀， 遼東前線面貌煥然一新。 天啟四年即1624年， 就在東林與閹黨決戰年頭， 遼東前線卻一片利好， 孫承宗威望日盛。 孫承宗坐鎮遼東的四年， 史書評價， “關門息警， 中朝宴然， 不復以邊事為慮矣。 ”也就是說， 朝廷不再為遼東擔驚受怕了， 前線相對安定。
因為孫承宗的威望與能力， 急於擴張勢力的魏忠賢也一直想拉攏他， 曾派親信向孫承宗表明自己的意思， 但孫承宗一聲不響， 沒有任何回應。 魏忠賢熱臉貼冷屁股， 因此忌恨孫承宗。
天啟四年即西元1624年十一月， 擁兵數萬兵馬的遼東督師孫承宗， 突然要求入朝祝賀皇上萬壽節。
這是不是要“清君側”？魏忠賢得知此訊非常緊張， 在天啟帝邊上直打轉， 急得直哭。 可見， 壞人也是怕不要命的， 誰敢對魏忠賢動刀動槍， 他也害怕。
天啟帝對魏忠賢言聽計從， 不由也擔心孫承宗此舉會出亂子， 於是命閣臣擬旨， 下了一道十分嚴厲的聖命：“無旨離汛地， 非祖宗法， 違者不宥！”沒有聖旨，
孫承宗接到聖旨和兵部令時， 雖已到通州， 但他最終還是未敢再往前跨出一步。 魏忠賢此時也得知， 孫承宗此行並沒有帶什麼人馬， 原來是虛驚一場， 忠烈之臣， 打死也不敢反， 於是又把跳出來的心放進了肚子裡。 態度變得強硬起來， 命令守城部隊：如果孫承宗違抗聖命， 踏入京城九門一步， 就地抓捕！
此刻， 留給孫承宗的就兩條路：遵旨， 造反。
本來， 孫承宗此行的目的， 就不是兵諫， 而是上訪告狀。 是魏公公想多了。 不帶一兵一卒， 這樣一個大帥， 有什麼籌碼和東廠提督乃至皇帝抗衡呢？
為什麼有明一朝， 冤死的大臣不少，
這個問題值得好好說一說。
我們知道， 明朝是一個君主極度集權的朝代。 朱元璋設計的帝國運行模式是一整套君主專權下的僵化文官制度。 這個制度中， 文官處於主導地位， 武將處於從屬地位。 這種沿襲兩宋的崇文抑武制度設計， 保證了皇家政權穩定， 沒實權的武將很難造反。
宋朝軍隊的戰鬥力很差， 就和他們的兵制有很大關係。 兩宋時期， 軍隊的招兵， 統兵， 調兵是分離的。 宋朝的開國者趙匡胤原本是後周一武將， 發動兵變做了皇帝， 為了避免別人重演自己的故事， 他開創宋後， 在軍事上搞三權分立。 兵部招兵， 三衙統兵， 樞密院調兵， 他們都對皇帝負責，確保兵權在皇帝手上。但是，卻不能確保軍隊強大。更不能保證軍事人才輩出。
明朝的情況與宋朝大同小異。明軍最多時常備軍即有二百萬之眾，但究其實質，這是一支沒有作戰能力的隊伍。明朝的軍制實行軍戶制，即常備軍由全國約兩百萬軍戶提供兵源，這兩百萬戶人家，每戶出壯年男子一名從軍，世世代代相因不變。朱元璋當年制定此策，不過是為了形成兵無常帥、帥無常兵的局面，以避免軍人擁兵自重的後果。終明朝一世，文官總是以總督或巡撫的高級職位處於衝鋒陷陣的武將之上。甚至後來，皇帝派出親信的太監出任監軍。太監指揮武將作戰，地位也在武將之上。一個戰功顯赫的武將，在皇帝眼裡，還不如一個隻會侍弄日常生活的家奴。
如此制度環境下的武將，縱然想反，反得成麼，能有多大作為呢？
我們看後來明朝的將官，在危機時刻，有向外敵投降的，但卻沒有獨立起兵造反的，就是這個原因。什麼名將大帥，君主一出場，他們便唯命是從。
而東林黨受迫害，情況也是這樣。同黨遭難，前方統兵的孫承宗望而卻步。比起前輩岳飛來，孫承宗甚至都不算個武將，只是個懂軍事能領兵的文臣。這樣的臣子，受到三綱五常束縛頭腦和朝廷掣肘的程度更嚴重。
我們不妨試想，假如孫承宗繼續向北京進發，而且也帶著足夠人馬的話，朝廷後來的局面是否仍會這樣慘烈，就不得而知了。然而，對於像孫承宗這樣的文臣，難以想像能做出抗旨不遵的事情來。儒家忠君思想和軍制上的束縛，令孫承宗這樣的儒將早已斷了反抗朝廷的血性之脈。
當時朝廷上下都已知道，魏忠賢控制著天啟帝及朝廷上下，自然也應該明白聖旨中難免摻了魏忠賢的水分，甚至有些聖旨就是魏忠賢本人的意思，但奇怪的是，殘留的東林黨人中竟沒有一個人對此提出過質疑，始終不敢越雷池半步。他們抱著只要是聖旨就須無條件執行的絕對信念。或許也正是如此，魏忠賢便能如此狐假虎威，為所欲為。
孫承宗回到駐地之後，耳聽著東林血案釀成卻無力回天，與張居正一倒戚繼光亦倒一樣，不久，朝廷的彈劾便開始指向了他。魏忠賢兩大馬仔崔呈秀和徐大化分別上疏，說孫承宗有狼子野心，客氏的親隨禦馬監塗文輔也前來助陣，說孫承宗結黨營私，是很多不法之徒的總後台。
天啟五年即西元1625年十月，孫承宗憤而辭職。
他們都對皇帝負責，確保兵權在皇帝手上。但是，卻不能確保軍隊強大。更不能保證軍事人才輩出。明朝的情況與宋朝大同小異。明軍最多時常備軍即有二百萬之眾，但究其實質，這是一支沒有作戰能力的隊伍。明朝的軍制實行軍戶制，即常備軍由全國約兩百萬軍戶提供兵源，這兩百萬戶人家，每戶出壯年男子一名從軍，世世代代相因不變。朱元璋當年制定此策，不過是為了形成兵無常帥、帥無常兵的局面，以避免軍人擁兵自重的後果。終明朝一世，文官總是以總督或巡撫的高級職位處於衝鋒陷陣的武將之上。甚至後來，皇帝派出親信的太監出任監軍。太監指揮武將作戰，地位也在武將之上。一個戰功顯赫的武將，在皇帝眼裡，還不如一個隻會侍弄日常生活的家奴。
如此制度環境下的武將，縱然想反，反得成麼，能有多大作為呢？
我們看後來明朝的將官，在危機時刻，有向外敵投降的，但卻沒有獨立起兵造反的，就是這個原因。什麼名將大帥，君主一出場，他們便唯命是從。
而東林黨受迫害，情況也是這樣。同黨遭難，前方統兵的孫承宗望而卻步。比起前輩岳飛來，孫承宗甚至都不算個武將，只是個懂軍事能領兵的文臣。這樣的臣子，受到三綱五常束縛頭腦和朝廷掣肘的程度更嚴重。
我們不妨試想，假如孫承宗繼續向北京進發，而且也帶著足夠人馬的話，朝廷後來的局面是否仍會這樣慘烈，就不得而知了。然而，對於像孫承宗這樣的文臣，難以想像能做出抗旨不遵的事情來。儒家忠君思想和軍制上的束縛，令孫承宗這樣的儒將早已斷了反抗朝廷的血性之脈。
當時朝廷上下都已知道，魏忠賢控制著天啟帝及朝廷上下，自然也應該明白聖旨中難免摻了魏忠賢的水分，甚至有些聖旨就是魏忠賢本人的意思，但奇怪的是，殘留的東林黨人中竟沒有一個人對此提出過質疑，始終不敢越雷池半步。他們抱著只要是聖旨就須無條件執行的絕對信念。或許也正是如此，魏忠賢便能如此狐假虎威，為所欲為。
孫承宗回到駐地之後，耳聽著東林血案釀成卻無力回天，與張居正一倒戚繼光亦倒一樣，不久，朝廷的彈劾便開始指向了他。魏忠賢兩大馬仔崔呈秀和徐大化分別上疏，說孫承宗有狼子野心，客氏的親隨禦馬監塗文輔也前來助陣，說孫承宗結黨營私，是很多不法之徒的總後台。
天啟五年即西元1625年十月，孫承宗憤而辭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