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王丹薇
編輯 | 暴劍光
Adam Schwartz希望自己的墓誌銘上有這樣一句話：這個人為價值投資在中國的發展做出過貢獻。
Adam是紐約First Manhattan（第一曼哈頓）基金的合夥人， 他出生于布魯克林， 在常春藤盟校布朗大學拿下經濟學本科， 並在啟發巴菲特堅信價值投資理念的哥倫比亞大學商學院， 攻讀了MBA（工商管理碩士）。
第一曼哈頓由David Gottesman成立於1964年， 是一家位於紐約的資產管理公司， 主要業務是提供投資管理服務， 目前在美國掌管160億美元的資產。 這支基金旗下擁有一個3億美元規模的中國資產基金， 名為第一北京， 主要投資在港股、新加坡股市等海外市場上市的中國公司。
David Gottesman和巴菲特淵源頗深， 上世紀六十年代， David Gottesman成為最早投資巴菲特的股東之一， 第一曼哈頓至今仍是伯克希爾·哈撒韋的第四大股東， 在美國的資產管理規模超過160億美元。
巴菲特曾在伯克希爾·哈撒韋股東大會上提到， 華爾街雖然有幾十萬金融從業人員， 但是他只相信兩個人， 其中之一就是David Gottesman。
第一曼哈頓創辦的前五十年， 沒有投資過任何一家中國公司。 David Gottesman和巴菲特一樣， 只投資自己熟悉的領域， 很多人眼中， 這是巴菲特數次公開表態看好中國經濟， 但卻對該市場按兵不動的原因。
但近幾年第一曼哈頓對中國的興趣大增。 “巴菲特在奧馬哈居住， 不能掌握足夠的投資中國的資訊，
第一北京每年可以跑贏恒生指數五到十個點， 這個團隊用業績證明了價值投資理念在中國並未水土不服。
“別碰太過依賴政策利好的股票”
Adam和美國投資人朋友提到重慶農村商業銀行時， 通常得到一臉茫然的表情。 重慶農村商業銀行是第一北京投資組合中， 長期持有的占比較大的公司， 自2013年投資後， 這支股票翻了一番， “我認為它還有幾倍的增長空間”， Adam對騰訊《棱鏡》說， “貨物從這裡一兩周就可以運到歐洲， 而我的外國朋友對這個有重要戰略意義的西南重鎮所知甚少。
最初研究重慶農村商業銀行時， Adam的團隊發現在中國內陸城市興起的大潮中， 重慶的這家銀行在過去10年中的增長2倍于競爭對手， 並搶佔了30%的市場份額， 而這支股票卻只有七倍市盈率， 外加6%到7%的紅利增長。
“銀行吸收存款發出貸款的商業模式並不複雜”， Adam對騰訊《棱鏡》說， “重慶的房地產和人力成本都很低， 這是發展優勢， 再加上政策利好， 這就是我們認為的既符合價值投資標準， 又順應政策方向的標的。 ”
地方政府對重慶農村商業銀行持股超過40%， 管理層有豐厚的持股獎勵機制， “這很像西方的激勵系統， 而這樣優質的公司和如此低的價格， 在美國再也找不到了。 ”
在風險方面， Adam提到中國和美國的壞賬追責機制差異降低了中國銀行業的放貸風險，
對於Adam提到的信用文化差異， 一位國內銀行領域人士對騰訊《棱鏡》稱， 雖然理論上說會有追責處罰， 但是執行起來會打折扣， 況且即使罰掉了一個客戶經理全年的獎金， 仍不能挽回投資人的損失。 這位銀行人士苦笑道， 還是讓老外們來踩中國價值投資這個坑吧。
在第一北京的十支股票中， 還包括地產公司新城， “在中國， 男孩子沒有房子很難結婚”， Adam認為這個亞文化現象是房地產市場需求旺盛的佐證之一。
在看好房地產市場的大背景下， 第一北京尤其注意相對冷門的二三線城市。 Adam對騰訊《棱鏡》說， “這些城市的房地產上不用建造精美的酒店公寓，
中國房地產市場常年引發各方熱議。 一位銀行房地產相關部門員工對騰訊《棱鏡》稱， 看似最受供需拉動的房地產市場， 實際上也受到政策的較強干擾， 雄安就是一個例子， 榮枯僅在一項政策之後。
政策的不確定性， 也讓第一北京吃過大虧。 2016年是第一北京業績最差的一年， 當時政府對於海外上市公司回國上市的政策變化讓第一北京損失慘重。 當年， 第一北京的業績下滑15%。
“永遠不碰太過依賴政策利好的股票”， 是Adam從中吸取的教訓， “但我們仍然對自己的整體策略充滿信心， 第一北京表現最差的那一年，總部追加給了這個團隊管理資本。”
“中國是價值投資的大金礦”
Adam在第一曼哈頓工作了17年，他的絕大多數投資生涯都在這家投資機構中。在那之前，剛剛名校畢業的Adam和同學一樣，第一份工作去了華爾街主流投資機構。
在摩根士丹利，和Adam一樣的分析師、投資經理從一筆筆交易中賺取費用，在短線交易中，享受市場衝浪的即時快感，並以年為單位，憑當年的投資表現獲得分紅。
這段短暫的投行經歷和後來在第一曼哈頓的日常形成鮮明對比，Adam眼中，第一曼哈頓以長線衡量業績的投資文化是公司的殺手鐧。Adam對騰訊《棱鏡》說，“看長期的價值投資需要延遲滿足感，這很違反人性，但卻讓我將趨勢看得更明朗。”
第一曼哈頓的代理首席執行官Zack今年46歲，他表示：“我如果還有30年的投資生涯，等到76歲的時候，才能為我們的中國基金打分，到那時，也許我們的中國基金會是美國基金的2倍。”
很多人說巴菲特的價值投資，就是與時間做朋友，要想取得“巴氏”成功，要開始得夠早，堅持得夠長。Zack對騰訊《棱鏡》說，美國市場發展成熟，資訊充分溝通，幾乎找不到被市場嚴重估錯價的股票了。
對Zack和Adam來說，中國是複製“巴氏”傳奇的最佳土壤，而他們的“秘方”是第一曼哈頓堅持了54年的價值投資理論和中國宏觀政策的結合。
“不管中國還是美國，我們團隊對公司的研究標準都是一樣的”， Adam向騰訊《棱鏡》介紹，“這個標準首先是輕資產、盈利能力強；第二，在競爭者中間要有護城河；第三，管理團隊優秀，比如自己願意持股較多的管理團隊一般比較令人放心。”
和很多投資BAT（百度、阿裡巴巴和騰訊）的美國投資人不同，第一曼哈頓認為尋找尚未被挖掘的價值窪地，比已經高速成長的中國科技股更有吸引力。同時，價值投資格外講究行業的選擇。“在中國，我永遠不碰石油股。”Adam說，“房地產、銀行、醫療等行業，看得懂，投得到。”
通過傳統價值投資理念篩選出的公司，再加上宏觀政策利好的交叉檢驗後，脫穎而出的公司，就會進入第一北京標的池。比如，從政策支持方面考慮，第一北京對中國內陸城市的發展格外關注，並期待這些地區再造北上廣深的增長奇跡。
儘管如此，在美國有類似投資策略的基金並非鳳毛麟角，但事實上不少落敗而歸。一位被美國總部基金派到香港從事相關業務的基金經理對騰訊《棱鏡》表示，美國股市與中國股市所處社會環節不同，導致將價值投資的理念有點南橘北枳的味道。
Adam對騰訊《棱鏡》說，也許中國資本市場永遠不會成長為第二個美國市場，但是目前中國市場的起點足夠低，上升空間足夠大。
從1000萬美元到3億美元
中國小夥子黃翔，是第一北京的負責人，也是這個團隊之所以能成立的關鍵人之一。黃翔出生于中國雲南，家裡經營著規模不小的飲料生意。11歲時，黃翔被父親送往美國，身為企業家的父親希望黃翔學習最先進的管理和經營理念，未來接班家族企業。
在紐約大學讀大二時，黃翔對一位來自美國奧馬哈的金融教授說，“我想給巴菲特寫封信，你可以幫我轉交嗎？”
奧馬哈是巴菲特生活了一生的地方，在認准價值投資理念之後，巴菲特離開了聲色犬馬的紐約，回到自己的家鄉，距離華爾街千里之外的小城奧馬哈。
這位教授對他異想天開的學生說，“年輕人，不是每個奧馬哈人都能夠得上巴菲特，但是你很幸運，我的家族的確和巴菲特家族私交甚好，但我不能保證他會回復。”
巴菲特回復了黃翔的信，在回信中鼓勵了他，卻沒有提供任何工作機會。黃翔的老師卻向黃翔介紹了同樣秉承價值投資理念的第一曼哈頓，黃翔在這裡以實習生的身份開始了自己的價值投資學習之旅。
外國投資機構在中國的投資大多表現平平，一位國內金融從業人員對騰訊《棱鏡》表示，這些機構通常空降一些“有中國背景”的外國人做一線的調查，但“缺乏足夠的當地文化隱性資訊，導致這些中國投資組合在大機構中成為必須要有，卻表現不佳的雞肋。”
在Adam眼中，黃翔所帶領的七人中國團隊與之不同，黃翔在美國接受了第一曼哈頓系統的投資訓練，由於幫忙打理家族企業的原因，又長期浸潤在中國的實體經濟中。
黃翔認為第一曼哈頓很放權，投資決策大部分都是他的團隊在中國做出，“這是其他投資機構不能比擬的制度優勢。”
有著十年年齡差的Adam和黃翔一個在紐約，一個在深圳，12個小時的時差之外，二人醒來後的第一個電話總是打給對方，睡前最後一句話也常常結束於彼此的通話，“聊聊市場和投資，我們無話不談。”
2009年成立之初，第一北京管理1000萬美元資產，目前成長到掌管3億美元資產的規模，並從自身出資而發展到向第一曼哈頓的客戶募資。黃翔對騰訊《棱鏡》說，我們每年保證跑贏恒生指數五到十個點，這是不錯的成績。
第一北京表現最差的那一年，總部追加給了這個團隊管理資本。”“中國是價值投資的大金礦”
Adam在第一曼哈頓工作了17年，他的絕大多數投資生涯都在這家投資機構中。在那之前，剛剛名校畢業的Adam和同學一樣，第一份工作去了華爾街主流投資機構。
在摩根士丹利，和Adam一樣的分析師、投資經理從一筆筆交易中賺取費用，在短線交易中，享受市場衝浪的即時快感，並以年為單位，憑當年的投資表現獲得分紅。
這段短暫的投行經歷和後來在第一曼哈頓的日常形成鮮明對比，Adam眼中，第一曼哈頓以長線衡量業績的投資文化是公司的殺手鐧。Adam對騰訊《棱鏡》說，“看長期的價值投資需要延遲滿足感，這很違反人性，但卻讓我將趨勢看得更明朗。”
第一曼哈頓的代理首席執行官Zack今年46歲，他表示：“我如果還有30年的投資生涯，等到76歲的時候，才能為我們的中國基金打分，到那時，也許我們的中國基金會是美國基金的2倍。”
很多人說巴菲特的價值投資，就是與時間做朋友，要想取得“巴氏”成功，要開始得夠早，堅持得夠長。Zack對騰訊《棱鏡》說，美國市場發展成熟，資訊充分溝通，幾乎找不到被市場嚴重估錯價的股票了。
對Zack和Adam來說，中國是複製“巴氏”傳奇的最佳土壤，而他們的“秘方”是第一曼哈頓堅持了54年的價值投資理論和中國宏觀政策的結合。
“不管中國還是美國，我們團隊對公司的研究標準都是一樣的”， Adam向騰訊《棱鏡》介紹，“這個標準首先是輕資產、盈利能力強；第二，在競爭者中間要有護城河；第三，管理團隊優秀，比如自己願意持股較多的管理團隊一般比較令人放心。”
和很多投資BAT（百度、阿裡巴巴和騰訊）的美國投資人不同，第一曼哈頓認為尋找尚未被挖掘的價值窪地，比已經高速成長的中國科技股更有吸引力。同時，價值投資格外講究行業的選擇。“在中國，我永遠不碰石油股。”Adam說，“房地產、銀行、醫療等行業，看得懂，投得到。”
通過傳統價值投資理念篩選出的公司，再加上宏觀政策利好的交叉檢驗後，脫穎而出的公司，就會進入第一北京標的池。比如，從政策支持方面考慮，第一北京對中國內陸城市的發展格外關注，並期待這些地區再造北上廣深的增長奇跡。
儘管如此，在美國有類似投資策略的基金並非鳳毛麟角，但事實上不少落敗而歸。一位被美國總部基金派到香港從事相關業務的基金經理對騰訊《棱鏡》表示，美國股市與中國股市所處社會環節不同，導致將價值投資的理念有點南橘北枳的味道。
Adam對騰訊《棱鏡》說，也許中國資本市場永遠不會成長為第二個美國市場，但是目前中國市場的起點足夠低，上升空間足夠大。
從1000萬美元到3億美元
中國小夥子黃翔，是第一北京的負責人，也是這個團隊之所以能成立的關鍵人之一。黃翔出生于中國雲南，家裡經營著規模不小的飲料生意。11歲時，黃翔被父親送往美國，身為企業家的父親希望黃翔學習最先進的管理和經營理念，未來接班家族企業。
在紐約大學讀大二時，黃翔對一位來自美國奧馬哈的金融教授說，“我想給巴菲特寫封信，你可以幫我轉交嗎？”
奧馬哈是巴菲特生活了一生的地方，在認准價值投資理念之後，巴菲特離開了聲色犬馬的紐約，回到自己的家鄉，距離華爾街千里之外的小城奧馬哈。
這位教授對他異想天開的學生說，“年輕人，不是每個奧馬哈人都能夠得上巴菲特，但是你很幸運，我的家族的確和巴菲特家族私交甚好，但我不能保證他會回復。”
巴菲特回復了黃翔的信，在回信中鼓勵了他，卻沒有提供任何工作機會。黃翔的老師卻向黃翔介紹了同樣秉承價值投資理念的第一曼哈頓，黃翔在這裡以實習生的身份開始了自己的價值投資學習之旅。
外國投資機構在中國的投資大多表現平平，一位國內金融從業人員對騰訊《棱鏡》表示，這些機構通常空降一些“有中國背景”的外國人做一線的調查，但“缺乏足夠的當地文化隱性資訊，導致這些中國投資組合在大機構中成為必須要有，卻表現不佳的雞肋。”
在Adam眼中，黃翔所帶領的七人中國團隊與之不同，黃翔在美國接受了第一曼哈頓系統的投資訓練，由於幫忙打理家族企業的原因，又長期浸潤在中國的實體經濟中。
黃翔認為第一曼哈頓很放權，投資決策大部分都是他的團隊在中國做出，“這是其他投資機構不能比擬的制度優勢。”
有著十年年齡差的Adam和黃翔一個在紐約，一個在深圳，12個小時的時差之外，二人醒來後的第一個電話總是打給對方，睡前最後一句話也常常結束於彼此的通話，“聊聊市場和投資，我們無話不談。”
2009年成立之初，第一北京管理1000萬美元資產，目前成長到掌管3億美元資產的規模，並從自身出資而發展到向第一曼哈頓的客戶募資。黃翔對騰訊《棱鏡》說，我們每年保證跑贏恒生指數五到十個點，這是不錯的成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