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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億資本大撤退!中國經濟的最大灰犀牛已到來?

(公有領域 Pixabay)

全面撤離!停工停廠!

前不久, 又一世界級巨頭公司宣佈撤離中國!

這就是深圳的奧林巴斯, 曾經的15000人大廠, 如今只剩下1500人!

奧林巴斯作為日本乃至世界精密、光學技術的代表企業之一, 自19世紀80年代末進入中國。 公司位於深圳市高新技術產業園區北區, 占地面積10萬平方米, 投資總額達2億美元。 深圳奧林巴斯最高峰擁有員工15000多人, 出口額過4億美元, 是一家不折不扣的高端製造業企業。 由於近年來奧林巴斯逐漸將中國訂單轉移到越南工廠, 目前深圳工廠僅剩下1500人。

無錫尼康、蘇州日東電工、深圳三星通信......外企上演大撤退,

近年以來頻頻上演!

我們不禁要問了, 外企當年爭著搶著要來中國的外企, 為什麼現在卻競相出逃、停工停廠呢?

1、

當然, 外企的全面大撤退, 與自身業務結構調整、市場的競爭激烈有關, 但更重要的是, 我們的自身優勢在喪失, 過去那個賺便宜錢的年代, 一去不復返了!

過去, 為何外企蜂擁而入?

首先, 為了“GDP”高增長, 為了吸引外商, 我們給外企開出了“超國民待遇”, 優先享受土地稅收優惠政策, 地方政府更是敞開懷抱、熱烈歡迎, 即使高污染、即使高能耗、即使高危害, 只要能為政績做出貢獻, 一樣可以無底線迎進來。

除了政策紅利之外, 外企來華, 還可享受超級便宜的勞動力。 比如一個iPod的生產, 163美元被美國拿走;26美元屬於日本,

大部分歸功於東芝的硬碟;而中國呢?

3美元而已!

大量的製造業工人在血汗工廠揮汗如雨, 拿著最低的工資、幹著最辛苦的工作, 卻又缺乏基本的社會保障。

外企能賺大錢、GDP高增長, 一舉兩得、合作共贏!但是這背後, 是我們所付出的犧牲環境、犧牲人力犧牲資源、犧牲民企發展空間的巨大代價。

然而, 美好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

我們的生存環境以及產業格局的需求, 已經不允許我們以擠壓自身的代價來讓外企賺大錢, 於是, 外企的種種政策紅利已然取消, 享受不到特別優待了。

2008年新《企業所得稅法》及其實施條例施行後, 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原來執行的再投資退稅、特許權使用費免稅和定期減免稅等稅收優惠政策面臨取消。

除此之外, 我們所依賴的人口成本優勢已經喪失。

今年年初, 新發佈的《經濟藍皮書:中國經濟前景分析》指出, 目前, 中國製造業的勞動力成本已趨近美國。 不僅人均工資水準年漲幅位列全球第一, 達到了8%, 東南沿海地區的人均工資水準更是遠超東南亞國家, 人均成本是柬埔寨的4.3倍, 越南的2.7倍, 印度的2倍, 印尼的1.8倍。

而且在房價狂飆、物價上漲的情況下, 企業的生產成本更是直線上升。

目前, 高房價、高地價所帶來的土地成本, 已經成為企業的不能承受之重。 美國工業用地地價僅為2萬美元/英畝, 相當於2萬元人民幣/畝, 如果按照中國現在許多縣城工業用地100萬元/畝算, 是美國的50倍。

高房價已經抬高了營商成本、炒房熱更是形成了擠出效應。

當四成上市公司利潤, 比不上深圳一套房時, 既然靠炒炒房子、金融套利就可以賺大錢, 要是還在費心思本著工匠精神搞製造業、冒著風險攻堅核心技術, 已經顯得很不合時宜。

於是, 我們看到, 國內有頭有臉的製造業企業, 其實都開始搞起了地產或者金融專案, 所以美的地產、海爾地產、聯想地產等紛紛出現。

錢是最聰明的, 它會自動流向利潤豐厚的地方, 資本用看似最合理卻又最無情的方式在攫取著越來越小的蛋糕。

比如蘇州, 作為媲美深圳的另一個中國製造業之都, 曾經是世界五百強企業的聚集地。 耐克、愛迪達、聯建、宏暉、飛利浦、普光、華爾潤、諾基亞、紫興、希捷、及成.....個個都是聲名赫赫的世界名企,

在蘇州曾經員工動輒上萬。

然而, 這些當初蜂擁而來的外企, 卻一個個紛紛向著東南亞打馬而去。

2、

然而, 那個賺便宜錢的美好時代結束了, 靠新動能增長的時代已經開啟了嗎?當外企上演大撤退了, 中國的民營企業就能夠及時補位、更好發展了嗎?

破產跑路!自殺身亡!

最近, 企業違約潮的消息刷爆朋友圈, 無數曾經身家煊赫的大佬卻因為現金流斷裂、企業難以續命失蹤跑路, 甚至走上絕路。

延伸閱讀:《又一大佬自殺身亡!2018, 什麼才是壓垮他們的最後一根稻草?》

不難發現, 導致這些大佬被迫跑路的重要原因, 就在於負債高企、乃至無力償還, 而民間借貸的高利, 就是他們不能承受之重。

問題在於, 如果能從銀行借到更便宜、更安全的資金,誰會去借高成本、高風險的民間高利貸呢?

歷來,中小企業都存在著“融資難”“融資貴”的困局。除了外企的競爭外,民企還要與有著天量貸款的國企基建競爭。由於“預算軟約束”的隱性擔保,國企輕易可以拿到大把的便宜錢,於是產生了“死而不僵”“產能過剩”的僵屍企業,沒對實體經濟幹出多少實質性貢獻,卻反而擠佔了大把的便宜資源。

而被寄予“經濟增長新動力”的民企,卻在融資市場上遭到了無情的歧視。

一名企業家心酸地描述了自己的貸款經歷——當他去銀行諮詢貸款的時候,銀行的第一個問題就是:你有房產嗎?相對於房產而言,公司的經營狀況和項目本身根本算不了什麼,即使你是約伯斯,擁有最好的手機產品,如果他在中國,依然是一毛錢也貸不到。

但企業的困境遠不止於如此,好不容易融到了錢,接下來,你還要面對高稅費。

目前,我國社保繳納的壓力已經非常之高。我國社保繳費率世界排名第一,繳費基數是鄰國的4.6倍。

據清華大學教授白重恩的測算,中國社會保險法定繳費之和相當於工資水準的40%,有的地區甚至達到50%;我國的社保繳費率在全球181個國家中排名第一,約為“金磚四國”其他三國平均水準的2倍,是北歐五國的3倍,是G7國家的2.8倍,是東亞鄰國的4.6倍。

當我國民企的平均利潤率僅僅約為10%時,如何能夠在承擔如此重的稅負,養活這麼多人的前提下,還能賺到錢呢?

於是這些年來,越來越多的民營企業家要麼做出與外企一樣的選擇,將工廠遷移至國外;要麼把實業交給國家,讓別人來經營實體企業,自己也加入輕資產、炒泡沫的行列之中。

3、

企業告急!實體告急!

在中美貿易戰如火如荼之時,我們的實體卻發出了這樣的危險信號,一邊是外企的突然襲擊、全面撤離,一邊是民企的破產倒閉、違約清算。在大國博弈的激烈交鋒之外,這些,才是最能直接影響每一個人的頭等大事!

畢竟,一家企業背後就是千千萬萬人的就業崗位,就是一個地方的稅收來源、GDP增長來源。

當越來越多的企業出走、越來越多的資本撤退,必然會有越來越多的人失業、越來越多的地方陷入蕭條;當實體經濟日漸萎縮、當企業難以承受賦稅之重,地方想要提振經濟、想要取得收入,勢必會重新轉向依賴房地產、重吹金融泡沫的老路。

海南的變節,或許只是一個開始。

也許,中國經歷了十多年的房地產繁榮之後,真正的灰犀牛已經到來。

如果能從銀行借到更便宜、更安全的資金,誰會去借高成本、高風險的民間高利貸呢?

歷來,中小企業都存在著“融資難”“融資貴”的困局。除了外企的競爭外,民企還要與有著天量貸款的國企基建競爭。由於“預算軟約束”的隱性擔保,國企輕易可以拿到大把的便宜錢,於是產生了“死而不僵”“產能過剩”的僵屍企業,沒對實體經濟幹出多少實質性貢獻,卻反而擠佔了大把的便宜資源。

而被寄予“經濟增長新動力”的民企,卻在融資市場上遭到了無情的歧視。

一名企業家心酸地描述了自己的貸款經歷——當他去銀行諮詢貸款的時候,銀行的第一個問題就是:你有房產嗎?相對於房產而言,公司的經營狀況和項目本身根本算不了什麼,即使你是約伯斯,擁有最好的手機產品,如果他在中國,依然是一毛錢也貸不到。

但企業的困境遠不止於如此,好不容易融到了錢,接下來,你還要面對高稅費。

目前,我國社保繳納的壓力已經非常之高。我國社保繳費率世界排名第一,繳費基數是鄰國的4.6倍。

據清華大學教授白重恩的測算,中國社會保險法定繳費之和相當於工資水準的40%,有的地區甚至達到50%;我國的社保繳費率在全球181個國家中排名第一,約為“金磚四國”其他三國平均水準的2倍,是北歐五國的3倍,是G7國家的2.8倍,是東亞鄰國的4.6倍。

當我國民企的平均利潤率僅僅約為10%時,如何能夠在承擔如此重的稅負,養活這麼多人的前提下,還能賺到錢呢?

於是這些年來,越來越多的民營企業家要麼做出與外企一樣的選擇,將工廠遷移至國外;要麼把實業交給國家,讓別人來經營實體企業,自己也加入輕資產、炒泡沫的行列之中。

3、

企業告急!實體告急!

在中美貿易戰如火如荼之時,我們的實體卻發出了這樣的危險信號,一邊是外企的突然襲擊、全面撤離,一邊是民企的破產倒閉、違約清算。在大國博弈的激烈交鋒之外,這些,才是最能直接影響每一個人的頭等大事!

畢竟,一家企業背後就是千千萬萬人的就業崗位,就是一個地方的稅收來源、GDP增長來源。

當越來越多的企業出走、越來越多的資本撤退,必然會有越來越多的人失業、越來越多的地方陷入蕭條;當實體經濟日漸萎縮、當企業難以承受賦稅之重,地方想要提振經濟、想要取得收入,勢必會重新轉向依賴房地產、重吹金融泡沫的老路。

海南的變節,或許只是一個開始。

也許,中國經歷了十多年的房地產繁榮之後,真正的灰犀牛已經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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