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報導， 5月23日下午， 北京市住建委等部門正式就《關於發展租賃型職工集體宿舍的意見（試行）》向社會公開徵求意見。
根據徵求意見稿， 租賃型職工集體宿舍將專門躉租給用工單位， 用於職工本人住宿並進行集中管理。 在集體宿舍的供應方面， 除了新建、配建兩種方式外， 閒置的廠房、商場、寫字樓、酒店等房屋也可改建為這類集體宿舍。 按要求， 集體宿舍人均使用面積不得低於4平方米， 每間宿舍居住人數不得超過8人。 同時這也突破了之前“出租房人均居住面積不得低於5平方米， 單個房間不得超2人”的租房標準。
在“租房難”、“租房貴”的大城市， 對很多收入不高的個體， 尤其是北漂一族中的個體而言， 既沒有機會住進廉租房， 也無法住進公租房， 更沒有能力承受商品租賃住房租金， 住房壓力可想而知。 而北京擬推的租賃型職工集體宿舍， 會成為解決這部分人群住房問題的“解藥”嗎？
媒體怎麼說
馮海寧發表在上海金融新聞網的《為租賃型集體宿舍點贊》一文中認為在城市拆違、群租房整治的背景下， 北京擬推的租賃型職工集體宿舍為很多收入不高的北漂一族緩解了租房壓力——
“推出租賃型職工集體宿舍， 不僅豐富了租房供給， 可滿足多層次租住需求， 而且因為分流了部分需求， 有利於降低城市整體住房租金水準。
“在‘租房難’、‘租房貴’的大城市， 對很多收入不高的個體， 尤其是北漂一族中的個體而言， 既沒有機會住進廉租房， 也無法住進公租房， 更沒有能力承受商品租賃住房租金， 住房壓力可想而知。 而北京擬推的租賃型職工集體宿舍， 無疑是解決這部分人群住房問題最好的‘解藥’。 ”
東原發表在北京青年報的《職工集體宿舍有一種“走心的美”》一文中則認為不同于為引進人才所建的人才公寓， 租賃型職工集體宿舍關愛了每一個在城市中生活打拼的人——
“租賃型職工集體宿舍是指專門躉租給用工單位，
“人們來到城市是為了生活得更好， 人們在為美好生活打拼的同時也讓城市日益美好。 城市發展是所有人努力的結果， 而不是某些人的功勞。 有著鋼筋水泥隱喻的現代城市， 也從來不乏溫情脈脈的一面， 一座溫柔的城市總會‘衙齋臥聽蕭蕭竹’， 通過有溫度的政策去回應‘民間疾苦聲’。 而這也自然包括重視‘寒士’的居住問題，
思凝發表在新京報上的《推租賃型集體宿舍：讓務工者住得更體面》一文中表示， 租賃型集體宿舍或許還可關照更多的群體， 適當的降低門檻——
“在徵求意見的窗口期， 我也想提點建議。 根據意見， 用於改建為租賃型職工集體宿舍的建築， 應是獨立成棟（幢）或可實行封閉管理、建築面積達到500平方米以上的獨立空間。 這類集體宿舍要整體躉租給用工單位， 可見指向的多是用工規模較大的單位。 可北京還遍佈著大量沒有能力整體租下集體宿舍的單位， 他們同樣有安置員工的需求。 未來集體宿舍供應充足的情況下， 是否也可以通過一些管道或平臺，
編輯有話說
實際上， 在13年7月， 北京市住建委等部門聯合正式發佈的《關於公佈我市出租房屋人均居住面積標準等有關問題的通知》明確規定了“出租房人均居住面積不得低於5平方米， 單個房間不得超2人”的租房標準。 至此， 北京的“群租房”一度陷入非常尷尬的局面。
擁擠的群租房確實會帶來很多負面隱患：逼仄的空間裡人滿為患， 到處是私搭的電線， 隔板都是易燃材料， 由此產生的衛生、噪音、消防、治安等問題， 租客、鄰里都受到了影響。 因此， 北京的群租房只能面臨整治並被制定不那麼“擁擠”的租房標準。
北京全面整治拆除群租房 圖源：視覺中國
但是，北京群租房卻屢禁不止。這背後並非單純的執法監管不嚴，也不完全是租客衛生、安全意識的淡漠，更多的是異鄉拼搏的無奈與艱難，是大城市中住房與人口的矛盾。以2017年上海易居房地產研究院發佈《全國50城房租收入比研究》為例，北京、上海、深圳3個城市的人均住房租金高於2000元/月，其中，北京房租水準最高，平均房租為2748元/月，房租收入比（指個人租房租金費用與個人可支配收入的比值）高達58%，租房價格太高，很多人只能選擇“被群租”。
而北京住房租賃市場一個基本特點是，租賃需求旺盛，供應總體偏緊，租金相對較低的小戶型房源供不應求，床位式租住產品幾乎空缺。抑制群租等於更加縮短小戶型等房源，間接推高租金。
因此，從“禁止群租房”實施到現在，很多中低收入人群在市場上找不到與他們的收入水準相適應的房源。所以，擬推出的租賃型職工集體宿舍某種程度上是變堵為疏。用工單位統一租賃和管理來保證消防等安全的同時，通過“每間最多住8人，人均4平米以上”的標準來提供更多的品質高和價格低的房源。
另外，不得不提的是，租賃型職工集體宿舍的低房租或許可以實現。租賃住房和集體建設用地開發、閒置廠房項目等掛鉤。除了閒置房屋資源的利用外，如果使用集體土地建設租賃住房，相比于商業房，不需要付出高昂的土地出讓金，成本會更加低廉，對房價也有一個平抑作用。
租賃型職工集體宿舍或許還要考慮更多的人性化層面。比如，具體的規劃佈局和位置落地；是否能覆蓋到單位職工以外的人群；社會化租賃型集體宿舍或許也可以發展，讓專業公司運營，以取代“膠囊公寓”、“群租房”，給更多人群一個合理而溫暖的去處。
首爾三種類型的社會住房項目分佈圖 圖源：Seoul Social Housing
城市是一個由不同背景、不同職業、不同收入者組成的有機體，無論是出入高檔寫字樓的白領，還是勞碌於街頭巷尾的快遞哥、農民工。他們在這座城市裡打拼，為這座城市的發展做出了貢獻，就應該在這裡有個安穩體面的“家”。或租或買、或大或小、或獨立或集體，有了家才能心安。
租賃型職工集體宿舍很大程度上聚焦了這些被城市的住房保障和公共福利體系排除在外的離鄉背井的務工者。
本期編輯：陳爽
但是，北京群租房卻屢禁不止。這背後並非單純的執法監管不嚴，也不完全是租客衛生、安全意識的淡漠，更多的是異鄉拼搏的無奈與艱難，是大城市中住房與人口的矛盾。以2017年上海易居房地產研究院發佈《全國50城房租收入比研究》為例，北京、上海、深圳3個城市的人均住房租金高於2000元/月，其中，北京房租水準最高，平均房租為2748元/月，房租收入比（指個人租房租金費用與個人可支配收入的比值）高達58%，租房價格太高，很多人只能選擇“被群租”。
而北京住房租賃市場一個基本特點是，租賃需求旺盛，供應總體偏緊，租金相對較低的小戶型房源供不應求，床位式租住產品幾乎空缺。抑制群租等於更加縮短小戶型等房源，間接推高租金。
因此，從“禁止群租房”實施到現在，很多中低收入人群在市場上找不到與他們的收入水準相適應的房源。所以，擬推出的租賃型職工集體宿舍某種程度上是變堵為疏。用工單位統一租賃和管理來保證消防等安全的同時，通過“每間最多住8人，人均4平米以上”的標準來提供更多的品質高和價格低的房源。
另外，不得不提的是，租賃型職工集體宿舍的低房租或許可以實現。租賃住房和集體建設用地開發、閒置廠房項目等掛鉤。除了閒置房屋資源的利用外，如果使用集體土地建設租賃住房，相比于商業房，不需要付出高昂的土地出讓金，成本會更加低廉，對房價也有一個平抑作用。
租賃型職工集體宿舍或許還要考慮更多的人性化層面。比如，具體的規劃佈局和位置落地；是否能覆蓋到單位職工以外的人群；社會化租賃型集體宿舍或許也可以發展，讓專業公司運營，以取代“膠囊公寓”、“群租房”，給更多人群一個合理而溫暖的去處。
首爾三種類型的社會住房項目分佈圖 圖源：Seoul Social Housing
城市是一個由不同背景、不同職業、不同收入者組成的有機體，無論是出入高檔寫字樓的白領，還是勞碌於街頭巷尾的快遞哥、農民工。他們在這座城市裡打拼，為這座城市的發展做出了貢獻，就應該在這裡有個安穩體面的“家”。或租或買、或大或小、或獨立或集體，有了家才能心安。
租賃型職工集體宿舍很大程度上聚焦了這些被城市的住房保障和公共福利體系排除在外的離鄉背井的務工者。
本期編輯：陳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