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尚書》， 眾所周知， 儒家經典， “五經”之一， 《禮記·經解》篇說“疏通知遠， 書教也”。
先說讀音， 《尚書》的“尚”， 應讀作三聲， 歷史年代久遠的意思。
《尚書》， 又稱《書》， 漢代後改稱《尚書》， 是第一部歷史文獻總集。 記錄了堯舜至春秋時期秦穆公前後的各種文獻資料， 特別是西周初期的一些重要史料。 《尚書》相傳由孔子編訂而成， 據說孔子晚年整理編成百篇《尚書》， 但有些篇目是後來儒家補充進去的， 到戰國後期才成書。 而《尚書》這部書， 則是“六經”當中最詰屈聱牙的一部書， 也是命運最崎嶇、最坎坷、最曲折的。 在這裡， 我們簡單聊一聊《尚書》的命運。
《尚書》在戰國成書後不久， 正好遇上秦始皇焚書坑儒（焚書和坑儒不是一回事兒）。 始皇帝焚書坑儒， 想必大家都知道。 燒的重點是六國史書， 就是記載齊、楚、燕、韓、趙、魏的六國史籍。 像《尚書》這樣的書， 必首當其衝， 第一次遭受厄運。
恰在此時， 有個儒生叫做伏生， 冒著生命危險， 把書抄在竹簡上， 藏在夾壁裡， 是為璧藏《尚書》。 藏好了以後， 伏生就逃出去了。 漢代建立以後， 伏生輾轉回到老家， 打來牆壁， 去找他藏在裡面的《尚書》， 書倒是還在裡面， 但是經過這麼多年， 蟲咬鼠啃、雨水浸泡， 璧藏《尚書》已經損失了一大半。 伏生只能憑藉年輕時所下過的苦功得來的記憶， 整理殘書。 伏生回來的時候， 歲數已經不小了， 經過這麼多年的顛沛流離，
到了漢武帝時，
兩漢之時， 學官爭立， 《尚書》的命運又經歷數次波折。 漢代通行官定的隸書是為“今文”， 秦始皇統一之前的古文字叫做“古文”， 用今文寫的經書叫做“今文經”，
第一次爭論即是發生在上述漢哀帝即位時， 結果遭到太常博士的反對， “諸儒皆怨恨”， 遂不得立， 劉歆離開京都。
第二次發生在東漢光武帝建武四年， 尚書令韓歆請立費氏《易》、《春秋左氏傳》為博士， 在廷議中遭到博士范升的強烈反對。
第三次發生在漢章帝時期。 漢章帝本人喜好古文《尚書》、《春秋左氏傳》， 建初元年（西元76年）詔令古文經學大家賈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台。 以賈逵為代表的古文經學， 和以李育所代表的今文經學， 互相作難， 爭論不休。 建初四年（西元79年）， 詔令“太常、將、博士、議郎、郎官及諸生、諸儒會白虎觀， 講議五經異同”， 是為“白虎觀會議”。 會議由魏應負責傳遞皇帝提出的問題， 淳於恭將各家的看法、討論的情形以及最後的結論上奏給皇帝， 爭執不下者， 由漢章帝作出最後的裁決。 將當時的奏章及皇帝的批復編成了一部書， 叫做《白虎奏議》，這是白虎觀會議較早的材料。之後，由班固將會議所達成的共識、皇帝的裁斷等又集中編寫成書，涉及古代社會生活、政治制度、禮制文化、倫理道德等各方面，採用問答體，在設問與應答之間，進行經典的詮釋，即《白虎通義》，“通義”，即為統一、可通行於天下的結論。建初八年（西元83年），章帝下詔，“令群儒選高材生，受學《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以扶微學，廣異議焉。”古文經學在這場“會議”中終於沒有了前兩次的尷尬處境。
第四次發生在漢靈帝時，今文經學家羊弼、何休師徒，與以治古文經學為主、兼采今文經學的經學大家鄭玄，以《春秋三傳》相互進行責難，羊、何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三難之，鄭玄則作《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三責之，何休見之，慨然而歎，“康成（鄭玄的字）入吾室，操吾戈，以伐我乎”，是為“何休之歎”。
四次論證，除了白虎觀會議以外，探討經學的本質問題極少，重點多放在立不立官學上，問題大致集中在《春秋左氏傳》是否立為學官上，實際上是那些作為既得利益的今文經學者不願意共用利祿。整體觀之，尊今文而抑古文。古文《尚書》未得到應有的重視，因而未得立於學官，此為《尚書》第二次經歷劫難。
東漢經學大家馬融尤長古文經學，設帳授徒，門人有幾千人之多，取賈逵等人之學說，注《尚書》。其弟子鄭玄，從事第五元先學習今文經學，又從師張恭祖學習古文經學，再跟隨古文經學大家馬融受業多年，是以古文經學為宗，兼及今文經學的大家。
據說鄭玄在馬融門下，三年不得相見，馬融只讓他的一個學得比較好的弟子來教鄭玄而已。一次，馬融計算渾天不合數理，問他的弟子們，但沒有一個能算出來的。有個弟子說鄭玄能算。馬融立馬把鄭玄找來讓他算，一轉眼的工夫，鄭玄就算出來了，大家都既感到吃驚又佩服。馬融感歎地說：“詩書禮樂，鄭玄都精通了。”心中也暗暗產生殺機。等到鄭玄學成後辭別老師返回故里時，馬融果然用蔔具推算出他離去的方位，帶領人去追殺鄭玄。鄭玄懷疑有人追趕他。於是坐在一座橋的下面，將穿著木屐的腳放在水面上。馬融派去的人看見鄭玄後，對跟他一起來追殺鄭玄的人說：“鄭玄在土下水上而依靠著木（古人認為人在土下水上，即在棺木之中），這回他必定得死。”於是便不殺鄭玄，轉身離去。鄭玄方才免於一死。當然，馬融是不可能害鄭玄的，《世說新語》的記載只是筆記雜談罷了。歷史的真實是，鄭玄走了以後，馬融喟然而歎，“鄭生去矣，吾道東矣。”當年，馬融便在家病逝了。千載之後，觀者不禁唏噓感慨。
鄭玄綜合百家、博覽群經，考辨源流，遍注群經，打破了今古文經的限制，將今古文經融為一體，成為了兩漢經學的集大成者。鄭玄以古文注《尚書》，兼及今文，與馬融不同。而東漢大儒馬融、鄭玄等注的《尚書》，僅及今文部分，未注古文，是為《尚書》第三次遭受劫難。
到了西晉末年，社會動盪，五胡亂華，永嘉之亂，衣冠南渡，東晉偏安，《尚書》又一次散失了。東晉初年，豫章內史梅賾進獻了一部尚書，其中包括《尚書》和《尚書孔氏傳》（傳，訓詁術語，解釋經書的著作），東晉群臣信以為真，如此便流傳了下來。梅賾所獻《尚書》凡五十八篇，包括分拆伏生今文《尚書》二十九篇為三十三篇，又偽造撰寫了古文二十五篇，欺世千載。這二十五篇，宋吳棫《書裨傳》（已失）、朱熹《朱子語類》、蔡沈等開始懷疑，認為從文字上看不像周秦時的文詞。元吳澄撰寫《書纂言》，不選這二十五篇於其中，明梅鷟《尚書考異》，專辯其偽，清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惠棟作《古文尚書考》，二十五篇之偽造，已成定論。加之，“清華簡”中古文《尚書》的發現，更加證實了梅賾所獻是偽作。此是《尚書》第四次經歷磨難。
唐初，大規模整理群經，貞觀十二年（西元638年），唐太宗詔國子監祭酒孔穎達與諸位儒生撰寫“五經義疏”，統一經義，其中《尚書正義》的本子，用的便是梅賾所獻今古文真假回合的本子，採用偽孔安國《尚書傳》，而不用經學大家馬融、鄭玄的注，這是《尚書》第五次經歷坎坷。
到了唐玄宗時期，天寶年間，玄宗下詔改字，其中，命衛包改《尚書》古文（唐代時的古文指“漢隸”）為今文（唐代當時流行的文字），也就是說改偽古文《尚書》隸定本為唐代通行楷書（也稱“真書”），是為“天寶改字”，此乃《尚書》第六次經歷磨難。
隋唐年間，陸德明因漢魏以來對經典注音現象大為混亂，舊音太過簡單且不統一，微言大義已經久絕且經常違背經典的原義，以及穿鑿附會、望文生義的現象，於是從注音入手，博採眾長，兼及百家，考證古音、統一注音，不僅為原文注音，還為注本注音，兼及義訓，對經典的文字也做了校勘、訓詁（解釋詞語），以一人之力，彙集漢魏六朝二百三十餘家各種切音方式和諸家訓詁，而成《經典釋文》一書。該書以“釋音”為主的方式，解決了因為時間、空間的阻隔所導致的經書文字上的異文和讀音、訓詁的差異。
宋太祖開寶年間，命陳鄂、周惟簡刪定陸德明的《經典釋文》，其中就有《尚書釋文》。陳鄂等人所刪定，改漢隸為當時的真書（即楷書），認為當世人比較容易讀通，所以簡省《經典釋文》中注音的字，解釋詞義的文字也隨之刪減，改換底本（如《尚書·舜典》篇，唐鈔本以王肅注為底本，宋人改底本為偽孔傳），調整《釋文》內容，補入唐代《切韻》等內容，後又將《釋文》附於某部經典的末尾（如《周易正義》），或散在附于某部經書的注疏之中。這是《尚書》第七次遭到劫難。
此七者完備，古文幾近消亡。故而清代段玉裁在《古文尚書撰異》中說：
經惟《尚書》最尊，《尚書》之離厄最甚。秦之火，一也。漢博士之抑古文，二也。馬、鄭不注古文逸篇，三也。魏、晉之有偽古文，四也。唐《正義》不用馬、鄭，用偽孔，五也。天寶之改字，六也。宋開寶之改《釋文》，七也。七者備而古文幾亡矣。
《尚書》的坎坷命運告訴我們，我們的文化自信從哪裡來，就從這些傳統文化典籍的命運中來。對待我們的傳統文化，要百般珍惜。一部書流傳下來，經過了千年的戰火、磨難，歷經艱辛，多麼的艱難，多麼的不容易。所以，摧殘傳統文化典籍是一種罪孽。
叫做《白虎奏議》，這是白虎觀會議較早的材料。之後，由班固將會議所達成的共識、皇帝的裁斷等又集中編寫成書，涉及古代社會生活、政治制度、禮制文化、倫理道德等各方面，採用問答體，在設問與應答之間，進行經典的詮釋，即《白虎通義》，“通義”，即為統一、可通行於天下的結論。建初八年（西元83年），章帝下詔，“令群儒選高材生，受學《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以扶微學，廣異議焉。”古文經學在這場“會議”中終於沒有了前兩次的尷尬處境。第四次發生在漢靈帝時，今文經學家羊弼、何休師徒，與以治古文經學為主、兼采今文經學的經學大家鄭玄，以《春秋三傳》相互進行責難，羊、何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三難之，鄭玄則作《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三責之，何休見之，慨然而歎，“康成（鄭玄的字）入吾室，操吾戈，以伐我乎”，是為“何休之歎”。
四次論證，除了白虎觀會議以外，探討經學的本質問題極少，重點多放在立不立官學上，問題大致集中在《春秋左氏傳》是否立為學官上，實際上是那些作為既得利益的今文經學者不願意共用利祿。整體觀之，尊今文而抑古文。古文《尚書》未得到應有的重視，因而未得立於學官，此為《尚書》第二次經歷劫難。
東漢經學大家馬融尤長古文經學，設帳授徒，門人有幾千人之多，取賈逵等人之學說，注《尚書》。其弟子鄭玄，從事第五元先學習今文經學，又從師張恭祖學習古文經學，再跟隨古文經學大家馬融受業多年，是以古文經學為宗，兼及今文經學的大家。
據說鄭玄在馬融門下，三年不得相見，馬融只讓他的一個學得比較好的弟子來教鄭玄而已。一次，馬融計算渾天不合數理，問他的弟子們，但沒有一個能算出來的。有個弟子說鄭玄能算。馬融立馬把鄭玄找來讓他算，一轉眼的工夫，鄭玄就算出來了，大家都既感到吃驚又佩服。馬融感歎地說：“詩書禮樂，鄭玄都精通了。”心中也暗暗產生殺機。等到鄭玄學成後辭別老師返回故里時，馬融果然用蔔具推算出他離去的方位，帶領人去追殺鄭玄。鄭玄懷疑有人追趕他。於是坐在一座橋的下面，將穿著木屐的腳放在水面上。馬融派去的人看見鄭玄後，對跟他一起來追殺鄭玄的人說：“鄭玄在土下水上而依靠著木（古人認為人在土下水上，即在棺木之中），這回他必定得死。”於是便不殺鄭玄，轉身離去。鄭玄方才免於一死。當然，馬融是不可能害鄭玄的，《世說新語》的記載只是筆記雜談罷了。歷史的真實是，鄭玄走了以後，馬融喟然而歎，“鄭生去矣，吾道東矣。”當年，馬融便在家病逝了。千載之後，觀者不禁唏噓感慨。
鄭玄綜合百家、博覽群經，考辨源流，遍注群經，打破了今古文經的限制，將今古文經融為一體，成為了兩漢經學的集大成者。鄭玄以古文注《尚書》，兼及今文，與馬融不同。而東漢大儒馬融、鄭玄等注的《尚書》，僅及今文部分，未注古文，是為《尚書》第三次遭受劫難。
到了西晉末年，社會動盪，五胡亂華，永嘉之亂，衣冠南渡，東晉偏安，《尚書》又一次散失了。東晉初年，豫章內史梅賾進獻了一部尚書，其中包括《尚書》和《尚書孔氏傳》（傳，訓詁術語，解釋經書的著作），東晉群臣信以為真，如此便流傳了下來。梅賾所獻《尚書》凡五十八篇，包括分拆伏生今文《尚書》二十九篇為三十三篇，又偽造撰寫了古文二十五篇，欺世千載。這二十五篇，宋吳棫《書裨傳》（已失）、朱熹《朱子語類》、蔡沈等開始懷疑，認為從文字上看不像周秦時的文詞。元吳澄撰寫《書纂言》，不選這二十五篇於其中，明梅鷟《尚書考異》，專辯其偽，清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惠棟作《古文尚書考》，二十五篇之偽造，已成定論。加之，“清華簡”中古文《尚書》的發現，更加證實了梅賾所獻是偽作。此是《尚書》第四次經歷磨難。
唐初，大規模整理群經，貞觀十二年（西元638年），唐太宗詔國子監祭酒孔穎達與諸位儒生撰寫“五經義疏”，統一經義，其中《尚書正義》的本子，用的便是梅賾所獻今古文真假回合的本子，採用偽孔安國《尚書傳》，而不用經學大家馬融、鄭玄的注，這是《尚書》第五次經歷坎坷。
到了唐玄宗時期，天寶年間，玄宗下詔改字，其中，命衛包改《尚書》古文（唐代時的古文指“漢隸”）為今文（唐代當時流行的文字），也就是說改偽古文《尚書》隸定本為唐代通行楷書（也稱“真書”），是為“天寶改字”，此乃《尚書》第六次經歷磨難。
隋唐年間，陸德明因漢魏以來對經典注音現象大為混亂，舊音太過簡單且不統一，微言大義已經久絕且經常違背經典的原義，以及穿鑿附會、望文生義的現象，於是從注音入手，博採眾長，兼及百家，考證古音、統一注音，不僅為原文注音，還為注本注音，兼及義訓，對經典的文字也做了校勘、訓詁（解釋詞語），以一人之力，彙集漢魏六朝二百三十餘家各種切音方式和諸家訓詁，而成《經典釋文》一書。該書以“釋音”為主的方式，解決了因為時間、空間的阻隔所導致的經書文字上的異文和讀音、訓詁的差異。
宋太祖開寶年間，命陳鄂、周惟簡刪定陸德明的《經典釋文》，其中就有《尚書釋文》。陳鄂等人所刪定，改漢隸為當時的真書（即楷書），認為當世人比較容易讀通，所以簡省《經典釋文》中注音的字，解釋詞義的文字也隨之刪減，改換底本（如《尚書·舜典》篇，唐鈔本以王肅注為底本，宋人改底本為偽孔傳），調整《釋文》內容，補入唐代《切韻》等內容，後又將《釋文》附於某部經典的末尾（如《周易正義》），或散在附于某部經書的注疏之中。這是《尚書》第七次遭到劫難。
此七者完備，古文幾近消亡。故而清代段玉裁在《古文尚書撰異》中說：
經惟《尚書》最尊，《尚書》之離厄最甚。秦之火，一也。漢博士之抑古文，二也。馬、鄭不注古文逸篇，三也。魏、晉之有偽古文，四也。唐《正義》不用馬、鄭，用偽孔，五也。天寶之改字，六也。宋開寶之改《釋文》，七也。七者備而古文幾亡矣。
《尚書》的坎坷命運告訴我們，我們的文化自信從哪裡來，就從這些傳統文化典籍的命運中來。對待我們的傳統文化，要百般珍惜。一部書流傳下來，經過了千年的戰火、磨難，歷經艱辛，多麼的艱難，多麼的不容易。所以，摧殘傳統文化典籍是一種罪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