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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仍不免呐喊幾聲， 聊以慰藉那在寂寞裡賓士的猛士， 使他不憚於前驅。
——魯迅《呐喊》自序
“哪裡有統治， 哪裡就有群眾；哪裡有群眾， 哪裡就需要奴性；哪裡有奴性， 哪裡就少有獨立的個人。
——尼采《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
一九一八年五月， 《新青年》四卷五期刊發了一篇名為《狂人日記》的小說， 署名“魯迅”。
1918年5月， 《新青年》刊發了《狂人日記》
這個短篇小說占了兩項“第一”， 其一：這是周樹人首次以“魯迅”為筆名發表作品；另一個“第一”是：《狂人日記》被後世認為是“中國第一篇白話文小說”。 沒說“公認”是因此事略有爭議，
此外還有說《海上花列傳》、《官場現形記》才是“第一”的， 也太過牽強。 以胡適之先生對現代白話文的定義， 劉韻琴的《大公子》在時間上倒可跟《狂人日記》爭上一爭， 只是在文學價值以及對國人思想之影響深遠層面， “大公子”畢竟輸之太遠，
實際上《狂人日記》並非如後人想像中那樣“一石激起千層浪”， 更沒有立刻就讓“舉國之人震驚”， 開始紛紛檢索“皮袍下的小”。 而是沉寂近一年， 直到次年（1919年）二月， 才有記者在《新潮》雜誌的“書報介紹”一欄發了個豆腐塊， “用寫實筆法， 達寄託旨趣， 誠然是中國第一篇好小說”——
這位署名“孟真”的記者就是傅斯年。 同年四月， 傅斯年再次談起《狂人日記》， 他說：“譬如魯迅先生所作《狂人日記》的狂人， 對於人世的見解， 真個透徹極了， 但是世人總不能不說他是狂人。 哼哼！狂人！狂人！耶穌、蘇格拉底在古代， 托爾斯泰、尼采在近代， 世人何嘗不稱他做狂人呢？”較之此前的一句話評論， 傅斯年顯然重讀了這小說，
傅氏之後， 加入評論陣容的更有川人吳虞， 吳先生讀罷“魯迅君”的《狂人日記》後大發感慨：“我們中國人， 最妙是一面會吃人， 一面又能夠講禮教。 吃人與禮教， 本來是極相矛盾的事， 然而他們在當時歷史上， 卻認為並行不悖的， 這真正是奇怪了！”
吳虞
吳氏解讀一出， 幾成定論， 跟風者眾。 時值五四前夜， 新人們隱秘而興奮地躁動著， 循著“中國思想界清道夫”的吳虞（胡適語）的“注腳”， 把個《狂人日記》注來注去， 卻不肯從“封建禮教”的坑沿邊移開半步， 認定“吃人”的正是封建統治階級， 而“禮教”則是前者白森森的尖牙利齒。 自此“狂人”就被“認證”為以一己之力挑戰“封建禮教”的鬥士，
其實魯迅曾經親自闡釋過， 《狂人日記》發表後不久， 他在給許壽裳的信中寫道：
“……後又偶讀《通鑒》， 乃悟中國尚是食人民族。 因成此篇。 此種發見， 關係亦甚大， 而知者尚寥寥也。 ”
遺憾的是， 本該最具權威性的“正主兒”之“創作談”被湮沒， 吳虞和追隨者們的“禮教吃人說”反成主流。 魯迅在《資治通鑒》、或可說是漫長的中國歷史中發現的不加引號的吃人， 盡數被無意或者根本就是有意地忽略掉了， 反正不管是評家還是為人師表的， 對此皆避而不談。 歷代中國學子， 所受的教育， 無不是“四大名著、四大發明，
從易牙把自家幼子扣在籠屜裡蒸熟給齊桓公吃（《狂人日記》中故意錯寫成給桀紂吃）， 到史上歷次戰禍、天災發生時的“易子而食”， 以及就發生在魯迅二十六歲那年的， 徐錫麟被清兵挖出心肝炒食佐酒的真實案例——凡此種種， 講出來當然不夠政治正確， 承認本民族尚未開化， 祖宗裡頗有些食人生番， 實在是與一貫標榜的中華文明有損， 莫不如把真真切切血淋淋的吃人抽象化， 己罪變他罪， 你好我好大家好， 每個人都清白純潔如嬰兒， 所有罪行、暴戾、野蠻悉數扣到禮教的長袍馬褂上， 吃人也就僅余象徵意義，至多是存在於《水滸》、《三國》等虛構文學中，周通與王英取活人心肝做醒酒湯當然就是為博讀家眼球的小說家言，不足為信的。
“四千年來時時吃人的地方，今天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丁聰 繪）
依此立論解讀，“狂人”踹了古久先生的陳年流水簿子，斷然不會真的被吃，最多是被當作異端排斥一番罷了。而狼子村發生的食人事件，也不過是愚夫愚婦的道聼塗説，未必就真的分食了。至於徐錫麟和蘸人血饅頭云云，也都可歸因於魯迅作為文學家為抨擊禮教的創作之必要——如此推演下去，“狂人”就真的是個誤以為人人想吃他的“迫害狂”了。
某些對吃人事實顧左右而言他的人，未必讀不出文中之意，多是感到了冒犯，就如故事中“狂人”的大哥，“一到說破他們的隱情，那就滿臉都變成青色了”。
美國作家金斯利·艾米斯說過，“If you can’t annoy somebody, There is little point in writing.”大意是作為寫作者，要是不去冒犯誰，那你的寫作就毫無意義可言。如你所知，魯迅先生就從來不是個世俗意義上的老好人，專注冒犯三十年，雖然說也一直為年輕的友朋“肩住閘門”，但到底是金剛怒目的時候多，否則又怎麼會“讓他們怨恨去，我也一個都不寬恕。”也難怪魯迅成了中國最被誤讀的作家，有限於認知誤讀的，亦有怨恨者有意誤讀的，因此大先生的“發見”，也就順理成章地“知者寥寥”了。
好在鐵屋中還有一兩個清醒的，被打了臉的，是那些感覺被冒犯卻不肯反躬自省、存心引人誤讀的評家。有關中國歷史上的食人事件，不光記載於歷史通鑒中，另有一本出版於九四年的專著，書名為《中國古代的食人——人吃人行為透視》，作者是韓裔美國學者鄭麟來。能找到，且內心足夠強大的，不妨找來讀讀。此外，錢理群先生也撰文重新闡釋《狂人日記》，在他舉出的若干硬梆梆實據裡，吃人事件就重演在廣西、湖南等地，本著“吃哪兒補哪兒”的理論，老嫗為治療眼疾，親手去剜被處死者的眼球；而不遠處，幾個老翁把鋼管砸進“壞分子”的顱腔，嘬住鋼管吸食，為的是補補不大活絡的大腦；還有抱著嬰兒前來欲割塊人肉來為孩子治療百日咳的年輕母親……
“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葉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裡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 ” （張懷江 繪）
上述慘劇，距魯迅辭世才不過二三十年。“中國果然尚是食人民族”，因此《狂人日記》所寫，實在不僅僅是生理與倫理學意義上的食人，清醒而痛苦的“狂人”，更多的是指向整個民族靈魂層面的野蠻、骨子裡的獸性，思想、行止的距離現代文明之遠。清醒而痛苦而孤憤的魯迅，也終於忍不住，藉“狂人”之口喊出了那句刺向整個中國文化的反詰：
“從來如此，便對嗎？”
尚未成為“魯迅先生”的周樹人實在是“見過”了太多的同類相食，才痛心疾首發此一問。就在他寫下《狂人日記》的一個月前，軍閥張敬堯率軍開進平江，宣佈“三天不封刀”，沿途所見壯年男子皆視為南軍細作屠殺之，其部屬燒殺搶掠姦淫，多有婦女逃無可逃投井自殺者。這樁人道主義災難就發生在眼皮底下，魯迅不可能不知，“其實革命是並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這話中已多有無奈與沉甸甸的無力感，而大先生筆下的狂人又何嘗不是戚戚然地絕望，“這吃人的人比不吃人的人，何等慚愧。怕比蟲子的慚愧猴子，還差得很遠很遠——”
魯迅發“人蟲”之慨歎，其思想源頭正出自尼采，《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中有這樣一句：
“你們經歷了從蟲豸到人的道路，你們身上多少還擁有蟲豸的成分。你們以前是猴子，現在也比任何一隻猴子更像猴子。”然而即使蟲與猴也不會如蠻愚的人類那樣輕視他人與自身的生死，那些以革命之名鐵血赴死的年輕人或許更令大先生痛心——
“一個懂得死屍的沉重的民族才是有希望的……”
魯迅先生
奈何如你所知，不惟魯迅活著的時代，直至今日在某些所謂的強國論壇上，粉紅色的愛國志士們，依然手持U形鎖聲嘶力竭地喊著：寧可死去千萬人，也要怎樣怎樣的萬能句式，而與之同時，志士們的父輩與祖輩則啜飲著壯腰強腎的大補藥酒，輕如鴻毛地死著。
如今百年過去，“沒有吃過人的孩子或許還有？”也許沒有人能給出確切的答案。百年後的現實，義人依然稀缺，“獅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這片土地上，也仍舊蠕動著與魯迅筆下別無二致的萬千生靈——“他們——也有給知縣打枷過的，也有給紳士掌過嘴的，也有衙役占了他妻子的，也有老子娘被債主逼死的；他們那時候的臉色，全沒有昨天這麼怕，也沒有這麼凶。”自身的事，大可以忍。忍不了的，是鐵屋中先醒來並試圖喚醒昏眾的，那麼昏眾也會暫時醒上一醒，狠狠教訓前者一番再睡。一百年的事，大抵如此。
可以肯定並稍稍樂觀的是，狂人的意識依然在這片土地上流動，鐵屋中或許也有醒來的，雖然TA只是微微抬了抬眼皮又隨即裝睡，但畢竟是醒了。
“救救孩子……”，也不知這句發聲於整整一個世紀前的話，尚且倖存於世的“狂人們”還要呼喊多久。
僅以此文紀念《狂人日記》發表一百周年，大先生安息。
魯迅《狂人日記》原文，請移步二條。
吃人也就僅余象徵意義，至多是存在於《水滸》、《三國》等虛構文學中，周通與王英取活人心肝做醒酒湯當然就是為博讀家眼球的小說家言，不足為信的。“四千年來時時吃人的地方，今天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丁聰 繪）
依此立論解讀，“狂人”踹了古久先生的陳年流水簿子，斷然不會真的被吃，最多是被當作異端排斥一番罷了。而狼子村發生的食人事件，也不過是愚夫愚婦的道聼塗説，未必就真的分食了。至於徐錫麟和蘸人血饅頭云云，也都可歸因於魯迅作為文學家為抨擊禮教的創作之必要——如此推演下去，“狂人”就真的是個誤以為人人想吃他的“迫害狂”了。
某些對吃人事實顧左右而言他的人，未必讀不出文中之意，多是感到了冒犯，就如故事中“狂人”的大哥，“一到說破他們的隱情，那就滿臉都變成青色了”。
美國作家金斯利·艾米斯說過，“If you can’t annoy somebody, There is little point in writing.”大意是作為寫作者，要是不去冒犯誰，那你的寫作就毫無意義可言。如你所知，魯迅先生就從來不是個世俗意義上的老好人，專注冒犯三十年，雖然說也一直為年輕的友朋“肩住閘門”，但到底是金剛怒目的時候多，否則又怎麼會“讓他們怨恨去，我也一個都不寬恕。”也難怪魯迅成了中國最被誤讀的作家，有限於認知誤讀的，亦有怨恨者有意誤讀的，因此大先生的“發見”，也就順理成章地“知者寥寥”了。
好在鐵屋中還有一兩個清醒的，被打了臉的，是那些感覺被冒犯卻不肯反躬自省、存心引人誤讀的評家。有關中國歷史上的食人事件，不光記載於歷史通鑒中，另有一本出版於九四年的專著，書名為《中國古代的食人——人吃人行為透視》，作者是韓裔美國學者鄭麟來。能找到，且內心足夠強大的，不妨找來讀讀。此外，錢理群先生也撰文重新闡釋《狂人日記》，在他舉出的若干硬梆梆實據裡，吃人事件就重演在廣西、湖南等地，本著“吃哪兒補哪兒”的理論，老嫗為治療眼疾，親手去剜被處死者的眼球；而不遠處，幾個老翁把鋼管砸進“壞分子”的顱腔，嘬住鋼管吸食，為的是補補不大活絡的大腦；還有抱著嬰兒前來欲割塊人肉來為孩子治療百日咳的年輕母親……
“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葉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裡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 ” （張懷江 繪）
上述慘劇，距魯迅辭世才不過二三十年。“中國果然尚是食人民族”，因此《狂人日記》所寫，實在不僅僅是生理與倫理學意義上的食人，清醒而痛苦的“狂人”，更多的是指向整個民族靈魂層面的野蠻、骨子裡的獸性，思想、行止的距離現代文明之遠。清醒而痛苦而孤憤的魯迅，也終於忍不住，藉“狂人”之口喊出了那句刺向整個中國文化的反詰：
“從來如此，便對嗎？”
尚未成為“魯迅先生”的周樹人實在是“見過”了太多的同類相食，才痛心疾首發此一問。就在他寫下《狂人日記》的一個月前，軍閥張敬堯率軍開進平江，宣佈“三天不封刀”，沿途所見壯年男子皆視為南軍細作屠殺之，其部屬燒殺搶掠姦淫，多有婦女逃無可逃投井自殺者。這樁人道主義災難就發生在眼皮底下，魯迅不可能不知，“其實革命是並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這話中已多有無奈與沉甸甸的無力感，而大先生筆下的狂人又何嘗不是戚戚然地絕望，“這吃人的人比不吃人的人，何等慚愧。怕比蟲子的慚愧猴子，還差得很遠很遠——”
魯迅發“人蟲”之慨歎，其思想源頭正出自尼采，《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中有這樣一句：
“你們經歷了從蟲豸到人的道路，你們身上多少還擁有蟲豸的成分。你們以前是猴子，現在也比任何一隻猴子更像猴子。”然而即使蟲與猴也不會如蠻愚的人類那樣輕視他人與自身的生死，那些以革命之名鐵血赴死的年輕人或許更令大先生痛心——
“一個懂得死屍的沉重的民族才是有希望的……”
魯迅先生
奈何如你所知，不惟魯迅活著的時代，直至今日在某些所謂的強國論壇上，粉紅色的愛國志士們，依然手持U形鎖聲嘶力竭地喊著：寧可死去千萬人，也要怎樣怎樣的萬能句式，而與之同時，志士們的父輩與祖輩則啜飲著壯腰強腎的大補藥酒，輕如鴻毛地死著。
如今百年過去，“沒有吃過人的孩子或許還有？”也許沒有人能給出確切的答案。百年後的現實，義人依然稀缺，“獅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這片土地上，也仍舊蠕動著與魯迅筆下別無二致的萬千生靈——“他們——也有給知縣打枷過的，也有給紳士掌過嘴的，也有衙役占了他妻子的，也有老子娘被債主逼死的；他們那時候的臉色，全沒有昨天這麼怕，也沒有這麼凶。”自身的事，大可以忍。忍不了的，是鐵屋中先醒來並試圖喚醒昏眾的，那麼昏眾也會暫時醒上一醒，狠狠教訓前者一番再睡。一百年的事，大抵如此。
可以肯定並稍稍樂觀的是，狂人的意識依然在這片土地上流動，鐵屋中或許也有醒來的，雖然TA只是微微抬了抬眼皮又隨即裝睡，但畢竟是醒了。
“救救孩子……”，也不知這句發聲於整整一個世紀前的話，尚且倖存於世的“狂人們”還要呼喊多久。
僅以此文紀念《狂人日記》發表一百周年，大先生安息。
魯迅《狂人日記》原文，請移步二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