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職貢圖》
近代以前， 東亞地區的國際秩序， 即中國古籍中所說的「天下」， 始終是由中國創始的所謂「封貢體系」所塑造的。
在這一體系中，
這樣一種「天下秩序」的維系， 需要兩個維度的支撐， 第一是中國中央王朝的綜合實力， 第二則是所謂「華夷之辯」的價值體系， 即中國中央王朝的文化和文明程度優于周邊政權。
縱觀古代中國與周邊的朝鮮、日本、越南、琉球之間的關系， 便從屬于這一體系。 但是， 「天命無常」， 一旦中國中央王朝衰落， 或陷于分裂之中， 其實力與武力均有不逮時， 便容易被周邊更有野心的政權覬覦或模仿。
而這種潛在的覬覦或模仿， 又可以分為兩種不同的態勢：
一種是逐漸取代原有的中央王朝， 將自己塑造為唯一的朝貢中心， 另一種則是在小范圍內復制這一體系， 并將中國中央王朝勢力暫時顧及不到的其他弱勢政權納入以自己為中心的微縮版「朝貢體系」之中， 圈地自嗨， 唐朝中后期以來，
日本將朝鮮半島視為自己的朝貢國可謂處心積慮、由來已久， 為此， 不惜在其摻雜了大量神話的荒誕不經的所謂史書《日本書記》中極力虛構了神功皇后征服「三韓」的傳說。
所謂「三韓」是指公元200年左右朝鮮半島上出現的馬韓、辰韓、弁韓三國， 當時， 正值東漢末年， 中原正處于三國鼎立的時代， 之后， 魏晉南北朝進一步分裂， 削弱了中原王朝對于朝鮮半島上各屬國的統治。
南朝劉宋元嘉十五年（438年）， 日本倭王珍向宋文帝請封， 自稱「使持節都督倭 、百濟 、新羅、任那、秦韓 、慕韓六國諸軍事， 安東大將軍倭國王（百濟、新羅、任那、秦韓、慕韓均為當時朝鮮半島上的割據勢力）」， 希望由中國為其統治朝鮮背書，
此前， 宋武帝劉裕便封朝鮮半島上的百濟王為「鎮東大將軍」， 高句麗王為「征東大將軍」， 二者的地位均高于倭王的「安東將軍」， 由此可見， 在當時中國中央王朝的心目中，
后來， 朝鮮半島南部的新羅開始膨脹， 并一度與劉宋王朝交惡， 宋文帝干脆改封倭王為「安東大將軍」， 都督除原百濟之外的倭、新羅、 任那、秦韓、慕韓五國軍事， 事實上， 劉宋王朝部分默許了倭王對朝鮮半島的統治， 當然， 這一切更有可能出于「以夷制夷」的權宜之計。
但是， 卻令倭王的野心愈發膨脹， 如此一來， 日本便對朝鮮半島的覬覦始終賊心不死， 屢屢妄圖吞并朝鮮半島， 將其納入自己的勢力范圍， 并因此不惜與朝鮮半島自古以來的宗主國中國之間展開了三次著名的海戰：唐朝時的白江口之戰、明朝萬歷朝鮮之役以及清末甲午海戰。
二《漢書》記載， 「海中有倭人， 分為百余國。 」試想一下，偌大的中國，魏、吳三足鼎立，都被視為分裂，日本這一彈丸之地上「分為百余國」，可不就是一盤散沙嗎？
但是，唐朝時期，日本開始學習、效仿中國，逐漸整合為以「天皇」為中心的中央集權國家，之所以稱為「天皇」，便是妄自尊大的表現，意淫與中國皇帝的對等關系。
經常看韓劇的朋友大概都清楚一點，韓國古裝劇中始終只敢稱朝鮮君主為「王」，而絕對不敢僭稱為「皇」。但是，日本——中原王朝鞭長莫及的蕞爾小邦——不同，他們孜孜以求地妄圖復制和建立一個以日本為中心的「天下」，一個和中國同為「中華文化」多元中心的世界，在這一虛構的「圈地自嗨」的游戲中，日本人始終將朝鮮半島視為自己的「禁臠」。
這是一種結構性矛盾，并最終演化為日本和朝鮮這兩個民族共有的一種集體無意識，始終糾纏，卻又始終無法解開的魔咒。
一旦日本內部完成整合、統一之時，這一潛意識就將死灰復燃，比如豐臣秀吉結束戰國亂世，統一日本之后，便迫不及待地發起萬歷壬辰倭亂，后來，韓國人還將這段歷史加以篡改之后，拍成電影《鳴梁海戰》。
其實，吞并朝鮮半島，像是日本的一種頑癥，隔一段時間，就要發作一次，至于發作之后的破壞力大小，又端賴于中國中央王朝的實力強弱和約束力大小，否則，一旦失控，甚至有噬臍之悔，而危及中國。
日本明治維新
明治維新時期，日本同樣豎起「尊王攘夷」、「王政復古」的大旗，企圖重塑「天皇」的權威，于是，1930年代日本發起全面侵華戰爭，所謂「大東亞共榮圈」，便是上述日本妄圖構筑以自己為中心的「天下秩序」的翻版。
當然，在這一方面，我們的另一近鄰越南與日本堪稱一丘之貉，其對中南半島的覬覦，和日本如出一轍。
三隋、唐建國之后，將徹底臣服朝鮮半島，重新恢復漢代疆域，再造以隋、唐為中心的「天下秩序」，作為塑造其政權的正統性與合法性的題中應有之義。
此前，西漢武帝平定衛氏朝鮮，在東北以及朝鮮半島設置樂浪、玄菟、臨屯、真番四郡，將朝鮮半島徹底郡縣化，但南北朝以來，中原紛爭，高句麗趁勢崛起于中國東北地區，并一度擴張、建都于平*壤。
高句麗是由中國境內的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它和后來主要源于朝鮮半島的王氏高麗，不可混為一談，王氏之所以立國，顯然是想借因襲高麗之名，以覬覦高句麗領土的野心之所在。
為最終臣服高句麗，隋煬帝在山東半島大造戰船，率百萬大軍，東征高句麗，結果一敗涂地，其本人也因此一蹶不振。
唐太宗延續了隋煬帝征伐高句麗，重建「天下秩序」的既定戰略，但同樣未果，對此，史學家陳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論》中說，「隋煬帝承文帝統一富盛之后，唐太宗藉內安外攘之威，傾中夏全國之力，以攻高（句）麗之小邦，終于敗退。煬帝竟坐是覆其宗社，而唐太宗亦遺恨無窮。」
此時，中國遼東地區與朝鮮半島上從北至南依次分布著高句麗、百濟、新羅三個政權，這一時期，也被稱為朝鮮的「三國」時期，唐太宗進攻高句麗，卻在遼東受阻，此時，夾在中間的百濟渾水摸魚，攻略新羅。
新羅較早納入唐朝宗藩體系內，是唐朝的藩屬國，但百濟勾結高句麗，對抗新羅，為此，唐高宗決定從海路突襲百濟，由此，實現和新羅的聯兵，從而，北上牽制高句麗，為唐軍主力從北方陸上南下突破遼東防線，南北夾擊、滅亡高句麗創造機會。
當然，在朝鮮半島的復雜格局中，新羅也心懷鬼胎，想借唐朝之力，吞滅百濟，實現擴張，甚至于統一朝鮮半島。
由此，當新羅與渡海登陸的唐軍聯合攻滅百濟時，新羅與唐朝的目標是一致的，一旦攻滅百濟，新羅在和唐軍夾擊高句麗時，便開始和唐軍貌合神離，以致于唐朝大將李勣，對高句麗發起總攻時，再次功虧一簣。
當然，這一點，也很容易理解，一旦唐朝滅掉高句麗，新羅就將不得不直面一個更為強大的唐朝，難保自己不會成為下一個高句麗？
四中原王朝之外，最關心朝鮮半島局勢的，無疑是島夷日本，因為日本是島國，資源匱乏，對大陸的依賴和向往，是根深蒂固的，而朝鮮半島是其通往大陸的第一落腳點。
南北朝時期，日本的一些勢力，就開始在朝鮮半島最南端的任那，建立起經營東亞大陸的據點，這在倭王珍向劉宋王朝請封時，已經一覽無余。
偏于住那一隅，和新羅為鄰的日本勢力，也習慣于遠交近攻，尤其是隔著新羅，和百濟，高句麗交好，這一點被跨海東征、據守百濟的唐朝指揮官劉仁軌看得一清二楚，「百濟、高麗舊相黨援，倭人雖遠，亦共為影響，若無鎮兵，還為一國。」
在電視劇中，唐高宗往往被視為武則天控制下的病秧子，但是，唐朝的赫赫武功，有一大部分，是在唐高宗時期完成的，此次，唐高宗決定跨海東征百濟時，為保守軍事機密，扣留了當時正在長安的日本使者，卻也因此將日本徹底推向對手——高句麗和百濟——一方。
660年，唐朝一舉滅掉百濟，消息一旦傳至日本，日本國內便迅速整軍備戰，并準備援立流亡日本的百濟王子為新的百濟國王，以號召民眾。但是，日本出師不利，親征的齊明天皇卻在抵達與朝鮮半島隔海相望的福岡后，突然病逝，之后，天智天皇即位，而唐軍也在試圖聯合新羅南北夾擊高句麗時受阻，跨海攻擊百濟的唐朝軍隊，儼然成了一支孤軍。
這一僵持局面，再次給了日本信心和可乘之機， 663年3月，日本軍隊從新羅控制區登陸，一路上，他們只顧著攻城略地，卻忘記了要和高句麗或百濟殘軍匯合，似乎證明了小日本基因里便缺乏大格局，卻又貪婪成性的刻板印象。
或許日本人認為留守新羅的這支唐朝孤軍不足為慮，于是，一路上盡撿便宜了，卻不料唐朝援軍再次從海上趕來，與留守的那支唐朝孤軍匯合一處，關鍵時刻，還是那位見微知著的劉仁軌，以圍點打援的策略，在白江口四次成功伏擊了日本船隊，焚燒掉日本400多搜日本艦船，這便是史上著名的白江口之戰。
更為驚奇的是，那支浮海而來的唐朝援軍，由一位名不見經傳的將軍孫仁師率領，這是一支臨時拼湊起來的軍隊，約7000多人，他們都來自山東半島。
作者：我方特邀作者沈釀川
參考資料：
《近代以前日本的朝鮮觀》（《史學月刊》，郭銳、王簫軻，2004年第9期）
《白江之戰前唐朝與日本、新羅關系的演變》，韓昇，（《中國史研究》2005年第一期）
《崛起國如何與霸權國爭奪小國——基于古代東亞歷史的案例研究》，（《世界經濟與政治》，楊原，2012年第12期）
《壬辰戰爭與東亞國際秩序》（《中山大學研究生學刊》，趙帥，2017年第二期）
《宗藩體系與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國際觀察》，胡禮忠、邢新宇，2011年第六期）
《近代「日本式華夷秩序」的轉型邏輯》（《國際政治科學》，王銘，2016年第一期）
《資治通鑒》（司馬光等，中華書局版）
《南史》（李延壽，中華書局版）
」試想一下，偌大的中國，魏、吳三足鼎立，都被視為分裂，日本這一彈丸之地上「分為百余國」，可不就是一盤散沙嗎？但是，唐朝時期，日本開始學習、效仿中國，逐漸整合為以「天皇」為中心的中央集權國家，之所以稱為「天皇」，便是妄自尊大的表現，意淫與中國皇帝的對等關系。
經常看韓劇的朋友大概都清楚一點，韓國古裝劇中始終只敢稱朝鮮君主為「王」，而絕對不敢僭稱為「皇」。但是，日本——中原王朝鞭長莫及的蕞爾小邦——不同，他們孜孜以求地妄圖復制和建立一個以日本為中心的「天下」，一個和中國同為「中華文化」多元中心的世界，在這一虛構的「圈地自嗨」的游戲中，日本人始終將朝鮮半島視為自己的「禁臠」。
這是一種結構性矛盾，并最終演化為日本和朝鮮這兩個民族共有的一種集體無意識，始終糾纏，卻又始終無法解開的魔咒。
一旦日本內部完成整合、統一之時，這一潛意識就將死灰復燃，比如豐臣秀吉結束戰國亂世，統一日本之后，便迫不及待地發起萬歷壬辰倭亂，后來，韓國人還將這段歷史加以篡改之后，拍成電影《鳴梁海戰》。
其實，吞并朝鮮半島，像是日本的一種頑癥，隔一段時間，就要發作一次，至于發作之后的破壞力大小，又端賴于中國中央王朝的實力強弱和約束力大小，否則，一旦失控，甚至有噬臍之悔，而危及中國。
日本明治維新
明治維新時期，日本同樣豎起「尊王攘夷」、「王政復古」的大旗，企圖重塑「天皇」的權威，于是，1930年代日本發起全面侵華戰爭，所謂「大東亞共榮圈」，便是上述日本妄圖構筑以自己為中心的「天下秩序」的翻版。
當然，在這一方面，我們的另一近鄰越南與日本堪稱一丘之貉，其對中南半島的覬覦，和日本如出一轍。
三隋、唐建國之后，將徹底臣服朝鮮半島，重新恢復漢代疆域，再造以隋、唐為中心的「天下秩序」，作為塑造其政權的正統性與合法性的題中應有之義。
此前，西漢武帝平定衛氏朝鮮，在東北以及朝鮮半島設置樂浪、玄菟、臨屯、真番四郡，將朝鮮半島徹底郡縣化，但南北朝以來，中原紛爭，高句麗趁勢崛起于中國東北地區，并一度擴張、建都于平*壤。
高句麗是由中國境內的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它和后來主要源于朝鮮半島的王氏高麗，不可混為一談，王氏之所以立國，顯然是想借因襲高麗之名，以覬覦高句麗領土的野心之所在。
為最終臣服高句麗，隋煬帝在山東半島大造戰船，率百萬大軍，東征高句麗，結果一敗涂地，其本人也因此一蹶不振。
唐太宗延續了隋煬帝征伐高句麗，重建「天下秩序」的既定戰略，但同樣未果，對此，史學家陳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論》中說，「隋煬帝承文帝統一富盛之后，唐太宗藉內安外攘之威，傾中夏全國之力，以攻高（句）麗之小邦，終于敗退。煬帝竟坐是覆其宗社，而唐太宗亦遺恨無窮。」
此時，中國遼東地區與朝鮮半島上從北至南依次分布著高句麗、百濟、新羅三個政權，這一時期，也被稱為朝鮮的「三國」時期，唐太宗進攻高句麗，卻在遼東受阻，此時，夾在中間的百濟渾水摸魚，攻略新羅。
新羅較早納入唐朝宗藩體系內，是唐朝的藩屬國，但百濟勾結高句麗，對抗新羅，為此，唐高宗決定從海路突襲百濟，由此，實現和新羅的聯兵，從而，北上牽制高句麗，為唐軍主力從北方陸上南下突破遼東防線，南北夾擊、滅亡高句麗創造機會。
當然，在朝鮮半島的復雜格局中，新羅也心懷鬼胎，想借唐朝之力，吞滅百濟，實現擴張，甚至于統一朝鮮半島。
由此，當新羅與渡海登陸的唐軍聯合攻滅百濟時，新羅與唐朝的目標是一致的，一旦攻滅百濟，新羅在和唐軍夾擊高句麗時，便開始和唐軍貌合神離，以致于唐朝大將李勣，對高句麗發起總攻時，再次功虧一簣。
當然，這一點，也很容易理解，一旦唐朝滅掉高句麗，新羅就將不得不直面一個更為強大的唐朝，難保自己不會成為下一個高句麗？
四中原王朝之外，最關心朝鮮半島局勢的，無疑是島夷日本，因為日本是島國，資源匱乏，對大陸的依賴和向往，是根深蒂固的，而朝鮮半島是其通往大陸的第一落腳點。
南北朝時期，日本的一些勢力，就開始在朝鮮半島最南端的任那，建立起經營東亞大陸的據點，這在倭王珍向劉宋王朝請封時，已經一覽無余。
偏于住那一隅，和新羅為鄰的日本勢力，也習慣于遠交近攻，尤其是隔著新羅，和百濟，高句麗交好，這一點被跨海東征、據守百濟的唐朝指揮官劉仁軌看得一清二楚，「百濟、高麗舊相黨援，倭人雖遠，亦共為影響，若無鎮兵，還為一國。」
在電視劇中，唐高宗往往被視為武則天控制下的病秧子，但是，唐朝的赫赫武功，有一大部分，是在唐高宗時期完成的，此次，唐高宗決定跨海東征百濟時，為保守軍事機密，扣留了當時正在長安的日本使者，卻也因此將日本徹底推向對手——高句麗和百濟——一方。
660年，唐朝一舉滅掉百濟，消息一旦傳至日本，日本國內便迅速整軍備戰，并準備援立流亡日本的百濟王子為新的百濟國王，以號召民眾。但是，日本出師不利，親征的齊明天皇卻在抵達與朝鮮半島隔海相望的福岡后，突然病逝，之后，天智天皇即位，而唐軍也在試圖聯合新羅南北夾擊高句麗時受阻，跨海攻擊百濟的唐朝軍隊，儼然成了一支孤軍。
這一僵持局面，再次給了日本信心和可乘之機， 663年3月，日本軍隊從新羅控制區登陸，一路上，他們只顧著攻城略地，卻忘記了要和高句麗或百濟殘軍匯合，似乎證明了小日本基因里便缺乏大格局，卻又貪婪成性的刻板印象。
或許日本人認為留守新羅的這支唐朝孤軍不足為慮，于是，一路上盡撿便宜了，卻不料唐朝援軍再次從海上趕來，與留守的那支唐朝孤軍匯合一處，關鍵時刻，還是那位見微知著的劉仁軌，以圍點打援的策略，在白江口四次成功伏擊了日本船隊，焚燒掉日本400多搜日本艦船，這便是史上著名的白江口之戰。
更為驚奇的是，那支浮海而來的唐朝援軍，由一位名不見經傳的將軍孫仁師率領，這是一支臨時拼湊起來的軍隊，約7000多人，他們都來自山東半島。
作者：我方特邀作者沈釀川
參考資料：
《近代以前日本的朝鮮觀》（《史學月刊》，郭銳、王簫軻，2004年第9期）
《白江之戰前唐朝與日本、新羅關系的演變》，韓昇，（《中國史研究》2005年第一期）
《崛起國如何與霸權國爭奪小國——基于古代東亞歷史的案例研究》，（《世界經濟與政治》，楊原，2012年第12期）
《壬辰戰爭與東亞國際秩序》（《中山大學研究生學刊》，趙帥，2017年第二期）
《宗藩體系與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國際觀察》，胡禮忠、邢新宇，2011年第六期）
《近代「日本式華夷秩序」的轉型邏輯》（《國際政治科學》，王銘，2016年第一期）
《資治通鑒》（司馬光等，中華書局版）
《南史》（李延壽，中華書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