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創始及曆辦經過
遠在明朝萬曆年間， 杭州西湖先有一個“紫陽崇文書院”；到清康熙四十二年(1703)， 兩浙鹽運使高熊征， 捐錢購地， 建另一個書院於城內太廟巷， 因為地點靠近紫陽山的左邊， 就定名為“紫陽別墅”。 而“紫陽崇文書院”則去掉“紫陽”兩字， 改叫“崇文書院”。 “紫陽別墅”的開辦費及其後一段時間的經常歲費， 都出於在杭取得商籍的安徽鹽商們的捐款。 因為他們取得了商籍， 其子弟可以就近在杭州進書院讀書和應各項考試， 他們感到對自己個人家族有些便利， 所以肯破私囊， 輸財於書院。 當時鹽商中捐資較多者有兩人，
藏詩牆
乾隆年間， “紫陽別墅”費用增加， 單靠商捐不夠開支， 才在兩浙鹽務項下撥給官款， 以資應用。 因此， 開始設置監院人員， 經理諸務。 咸豐之末， 院舍毀於兵火。 同治四、五年間(1865—1866)撥用官款修建， 並買地增屋20楹；同治七年(1868)戊辰， 又拓造樓廳齋房38間；而監院陸宗翰于同治四年(1865)呈請更定名稱曰“紫陽書院”， 至是新宇落成， 即揭“紫陽書院”四字匾額於門楣， 與“崇文”、“敷文”及“詁經精舍”並稱為當時浙江的四大書院。
紫陽書院舊址
2
職員和肄業生徒
過去書院制度下所設置的工作人員， 有院長、監院等人。
監院是院中提調人員， 管理一切事務， 大多由做過府學或州縣學教官者充當。 紫陽書院自從設置監院後， 歷任的人， 據我所知， 有如余姚張潛亭羲年、仁和車半林向榮(以上2人，
肄業生徒， 平日上講堂聽院長課， 每逢朔課(在每月初二日)由撫、藩、臬、運四個官府命題， 限一日一夜繳卷；望課(在每月16日)由山長命題， 限兩日兩夜繳卷。 擇其文字較優者， 評定甲乙， 並分超等、特等、壹等三種；超等最優， 特等次之， 考列此兩等者， 各有一定之獎金， 名曰膏火， 惟有多少之不同。 若官府朔課， 則超等前數名， 官府自出私財， 於膏火之外， 另有獎齎名曰加獎， 亦以名次先後而分多少。
根據乾隆三十八年(1773)所立的紫陽別墅碑記說：“武林三書院(指紫陽、崇文和敷文)， 惟紫陽在城， 為地較近， 士肄業其中者亦較盛”。 嘉慶八年(1803)所立的碑記又說：“生徒有三百二十八人。 ”同治六年(1867)紫陽書院課藝序說：“當時外郡學者， 往往來省垣， 三書院學舍不能容。紫陽在城內，尤為多士所輳，每朔望考校閱卷，無慮六七百篇。”由此可見，院中學生後增于前的情況(我另寫有《紫陽書院肄業生調查錄》)。
桂花園
3
改辦學堂後的點滴遺聞
光緒二十七年(1901)辛醜八月，清政府命令各省書院改辦學堂，於是紫陽書院院長王同，稟經仁和縣知縣蕭治輝，詳報上級政府，將院舍改辦仁和縣學堂，於光緒二十八年(1902)五月二十八日成立，經費由原有院款撥充，每年計6200餘元。光緒三十一年(1905)八月，與錢塘縣學堂合併(錢塘縣學堂原由崇文書院改辦)，稱仁錢縣學堂。光緒三十二年(1906)，又分為兩校，此稱仁和縣高等小學堂，彼稱錢塘縣高等小學堂，兩堂經費，開始歸藩司統籌支配。仁和縣高等小學堂，辦到宣統三年(1911)為止，每年向藩司支領經費5000餘元。
辛亥革命後，杭州軍政分府汪嶔，將它改為杭縣第一高等小學校。1923年8月，與縣立第一國民學校(這是原仁和縣第一初等小學堂)合併為完全小學，稱杭縣縣立第一小學校，每年額支經費計3514元。1927年8月，歸國民黨杭州市政府接管，改稱杭州市立城區第一小學校。1928年春天，奉浙江大學令(時行大學區制，大學兼管普通教育行政)將名稱去掉“校”字。1932年春天，奉國民黨杭州市政府令改為杭州市立太廟巷小學，直到解放為止。
當1902年壬寅改辦學堂時，最後一任的院長王同，改任了仁和縣學堂總理。王同之後，到民國時期，繼主校事者，有王煒(同子)、朱作棨(戟臨)、范承祖、駱慶珍等人。
4
略記
紫陽別墅地址的前身，本是杭州人周雯(字雨文)的舊宅，宅裡有園，名叫“山居園”，一作“山響園”。王晫《霞舉堂集》中，有《過周雨文山居園詩序》，據說園裡原有“春草池”、“垂釣磯”、“石芷峰”、“尋詩徑”、“蟾蜍石”、“筆架峰”、“螺泉”、“別有天”、“片月庵”等景。改紫陽別墅後，所謂蟾蜍石、片月庵，沒有人再談起，其他則遺留下來，稍加修整而增築了“樂育堂”作為禮堂，“五雲深處”作為講堂，“南宮舫”、“簪花閣”、“瀛洲榭”作為學生自習閱讀之室，所以當時的碑記中有四字銘文寫道：“鳳山之門，有墅翼然；枕山之麓，江帶其前；清池湧地，古木參天；石門曲徑，屹立盤旋；經之營之，以誦以弦。”其後院宇屢經擴充，景物也時有添設，於是有“看潮台”、“巢翠亭”、“鸚鵡石”、“葡萄石”、“望仁岩”等。嘉慶《兩浙鹽法志》卷二附有紫陽書院圖，這圖是嘉慶八年(1803)以前之作，圖中所載景物之續出者，還有“校經亭”(事見下節)、“石樑”、“牛眠石”等，到嘉慶八年以後，再續建了“淩虛閣”(南宮舫易名)、“近水樓”、“觀瀾樓”(看潮台圯後改建)、“小瞿塘”、“梧桐岡”等，而“景徽堂”和“聽經岩”則是同治年間才有的。所有這些，200年間，引起了四方詩人詞客的吟詠，因有所謂紫陽書院“十景”、“十二景”、“十五景”、“十六景”種種的說法。通過了諸如此類的筆墨藻飾，好像成為西湖地區以外的杭州另一名勝點，其實都是隨興所至，任意品題，無關宏旨，有的在當時似乎有一定意義，後來事過情遷，陳跡也無足言了。我想只有那觀瀾樓和巢翠亭，並位在紫陽山頂，是當年出於勞動人民群眾的傑構，也可說是書院古跡中的突出部分。據稱昔日於此登臨者，可以俯瞰城市，遠眺江湖；今人過其遺址，或許還會追憶及之吧。
樂育堂
觀瀾樓
5
餘話雜摭
盧文弨先生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來到杭州。先做崇文書院掌教，次年調任紫陽，後又移長他省書院，中間相隔十餘年，重來舊地主講，時在紫陽手校明刊本漢王充原著《論衡》。這書校本，曾經歸入南京前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收藏，卷中鈐有兩顆圖章，一是“文弨校正”，一是“抱經堂印”，其末冊尾，還有“乾隆五十八年八月二十八日七十七翁盧文弨細校竟”的朱筆手記。這是乾隆五十八年(1793)的事情。
嘉慶年間，浙江巡撫阮元，曾經邀同臧在東鏞堂(江蘇武進縣人)、顧千里廣圻(江蘇舊元和縣人)共事校勘書籍于紫陽書院。那時院裡新建一亭，即在亭上工作，並因此用“校經”二字作為亭的名稱。當時挑選書院學生30名，在楊書巢監院率領下，共襄其事，書巢有詩紀之。
王轂塍山長在紫陽書院時，借得盧召弓手校本黃虞稷《千頃堂書目》，手加複校於觀瀾樓上，冊尾有“丁卯五月初九日燈下畢、晚聞居士記”的題識，丁卯是嘉慶十二年，即1807年。
道光二十一年(1841)，我祖父曾任北京國子監琉球官學教習，有琉球國人向朝儀克秀、阮勤院宣詔、鄭以宏學楷、東子祥國興等4人來留學。其後事隔20多年，到同治四年(1865)十一月，東子祥以奉使來中國，道經杭州，聞知我祖父在紫陽書院，即來訪晤，因此繪了一幅《重談沄海圖》，並為作記。同治六年(1867)夏，阮勤院繼以奉使到中國來，也路過杭州，又得相見于紫陽書院，他以琉球出產的摺扇等物相贈，我祖父有詩紀事，時人並有和作。
淩虛閣
我祖父在紫陽書院時，曾經批校過清畢沅校本《呂氏春秋》及宋黃庭堅《山谷集》、葉適《水心集》、明歸有光《震川集》、清王士禎選《古詩抄》、姚鼐選《古今體詩抄》等書，各有筆記，見於玉海樓舊藏本。
同治六年(1867)，浙江官書局開辦，照章以紫陽、崇文兩院長兼為書局總辦，即由我祖父和薛慰農時雨(安徽全椒縣人)任之。局中設總分校各員。總校4人中，有杭州譚複堂獻，是紫陽書院學生；分校8人中，有杭州陳藍洲豪、陸春江元鼎、汪洛雅鳴皋、胡肖梅鳳錦、張子虞預、王松溪麟書，6人是紫陽書院學生。當書局初開時，曾借用書院為辦事處所。
尋夢石
文章原名為《浙江紫陽書院簡述》
三書院學舍不能容。紫陽在城內，尤為多士所輳，每朔望考校閱卷，無慮六七百篇。”由此可見，院中學生後增于前的情況(我另寫有《紫陽書院肄業生調查錄》)。桂花園
3
改辦學堂後的點滴遺聞
光緒二十七年(1901)辛醜八月，清政府命令各省書院改辦學堂，於是紫陽書院院長王同，稟經仁和縣知縣蕭治輝，詳報上級政府，將院舍改辦仁和縣學堂，於光緒二十八年(1902)五月二十八日成立，經費由原有院款撥充，每年計6200餘元。光緒三十一年(1905)八月，與錢塘縣學堂合併(錢塘縣學堂原由崇文書院改辦)，稱仁錢縣學堂。光緒三十二年(1906)，又分為兩校，此稱仁和縣高等小學堂，彼稱錢塘縣高等小學堂，兩堂經費，開始歸藩司統籌支配。仁和縣高等小學堂，辦到宣統三年(1911)為止，每年向藩司支領經費5000餘元。
辛亥革命後，杭州軍政分府汪嶔，將它改為杭縣第一高等小學校。1923年8月，與縣立第一國民學校(這是原仁和縣第一初等小學堂)合併為完全小學，稱杭縣縣立第一小學校，每年額支經費計3514元。1927年8月，歸國民黨杭州市政府接管，改稱杭州市立城區第一小學校。1928年春天，奉浙江大學令(時行大學區制，大學兼管普通教育行政)將名稱去掉“校”字。1932年春天，奉國民黨杭州市政府令改為杭州市立太廟巷小學，直到解放為止。
當1902年壬寅改辦學堂時，最後一任的院長王同，改任了仁和縣學堂總理。王同之後，到民國時期，繼主校事者，有王煒(同子)、朱作棨(戟臨)、范承祖、駱慶珍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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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記
紫陽別墅地址的前身，本是杭州人周雯(字雨文)的舊宅，宅裡有園，名叫“山居園”，一作“山響園”。王晫《霞舉堂集》中，有《過周雨文山居園詩序》，據說園裡原有“春草池”、“垂釣磯”、“石芷峰”、“尋詩徑”、“蟾蜍石”、“筆架峰”、“螺泉”、“別有天”、“片月庵”等景。改紫陽別墅後，所謂蟾蜍石、片月庵，沒有人再談起，其他則遺留下來，稍加修整而增築了“樂育堂”作為禮堂，“五雲深處”作為講堂，“南宮舫”、“簪花閣”、“瀛洲榭”作為學生自習閱讀之室，所以當時的碑記中有四字銘文寫道：“鳳山之門，有墅翼然；枕山之麓，江帶其前；清池湧地，古木參天；石門曲徑，屹立盤旋；經之營之，以誦以弦。”其後院宇屢經擴充，景物也時有添設，於是有“看潮台”、“巢翠亭”、“鸚鵡石”、“葡萄石”、“望仁岩”等。嘉慶《兩浙鹽法志》卷二附有紫陽書院圖，這圖是嘉慶八年(1803)以前之作，圖中所載景物之續出者，還有“校經亭”(事見下節)、“石樑”、“牛眠石”等，到嘉慶八年以後，再續建了“淩虛閣”(南宮舫易名)、“近水樓”、“觀瀾樓”(看潮台圯後改建)、“小瞿塘”、“梧桐岡”等，而“景徽堂”和“聽經岩”則是同治年間才有的。所有這些，200年間，引起了四方詩人詞客的吟詠，因有所謂紫陽書院“十景”、“十二景”、“十五景”、“十六景”種種的說法。通過了諸如此類的筆墨藻飾，好像成為西湖地區以外的杭州另一名勝點，其實都是隨興所至，任意品題，無關宏旨，有的在當時似乎有一定意義，後來事過情遷，陳跡也無足言了。我想只有那觀瀾樓和巢翠亭，並位在紫陽山頂，是當年出於勞動人民群眾的傑構，也可說是書院古跡中的突出部分。據稱昔日於此登臨者，可以俯瞰城市，遠眺江湖；今人過其遺址，或許還會追憶及之吧。
樂育堂
觀瀾樓
5
餘話雜摭
盧文弨先生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來到杭州。先做崇文書院掌教，次年調任紫陽，後又移長他省書院，中間相隔十餘年，重來舊地主講，時在紫陽手校明刊本漢王充原著《論衡》。這書校本，曾經歸入南京前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收藏，卷中鈐有兩顆圖章，一是“文弨校正”，一是“抱經堂印”，其末冊尾，還有“乾隆五十八年八月二十八日七十七翁盧文弨細校竟”的朱筆手記。這是乾隆五十八年(1793)的事情。
嘉慶年間，浙江巡撫阮元，曾經邀同臧在東鏞堂(江蘇武進縣人)、顧千里廣圻(江蘇舊元和縣人)共事校勘書籍于紫陽書院。那時院裡新建一亭，即在亭上工作，並因此用“校經”二字作為亭的名稱。當時挑選書院學生30名，在楊書巢監院率領下，共襄其事，書巢有詩紀之。
王轂塍山長在紫陽書院時，借得盧召弓手校本黃虞稷《千頃堂書目》，手加複校於觀瀾樓上，冊尾有“丁卯五月初九日燈下畢、晚聞居士記”的題識，丁卯是嘉慶十二年，即1807年。
道光二十一年(1841)，我祖父曾任北京國子監琉球官學教習，有琉球國人向朝儀克秀、阮勤院宣詔、鄭以宏學楷、東子祥國興等4人來留學。其後事隔20多年，到同治四年(1865)十一月，東子祥以奉使來中國，道經杭州，聞知我祖父在紫陽書院，即來訪晤，因此繪了一幅《重談沄海圖》，並為作記。同治六年(1867)夏，阮勤院繼以奉使到中國來，也路過杭州，又得相見于紫陽書院，他以琉球出產的摺扇等物相贈，我祖父有詩紀事，時人並有和作。
淩虛閣
我祖父在紫陽書院時，曾經批校過清畢沅校本《呂氏春秋》及宋黃庭堅《山谷集》、葉適《水心集》、明歸有光《震川集》、清王士禎選《古詩抄》、姚鼐選《古今體詩抄》等書，各有筆記，見於玉海樓舊藏本。
同治六年(1867)，浙江官書局開辦，照章以紫陽、崇文兩院長兼為書局總辦，即由我祖父和薛慰農時雨(安徽全椒縣人)任之。局中設總分校各員。總校4人中，有杭州譚複堂獻，是紫陽書院學生；分校8人中，有杭州陳藍洲豪、陸春江元鼎、汪洛雅鳴皋、胡肖梅鳳錦、張子虞預、王松溪麟書，6人是紫陽書院學生。當書局初開時，曾借用書院為辦事處所。
尋夢石
文章原名為《浙江紫陽書院簡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