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說一方水土養一方人。 當我們打開一幅世界地圖， 比較中歐在地理上的差異， 也許我們會對中歐之間在文化和制度上的差異多一些理解。
一、兩個文明的誕生地
歐洲的緯度相比於中國來說整體要高一些。 歐洲的西歐平原和波德平原的緯度相比于中國的東北平原也要高一些， 並且這三地的緯度都比較高。 而東歐平原的緯度更高。 整體來說， 緯度越高、氣溫越低。 所以歐洲的這三個平原和中國的東北平原一樣， 都不適合成為人類文明的發源地。
歐洲的文明主要來源於古希臘和古羅馬， 而華夏文明則主要起源于黃河流域的華北平原。
（一）地理上分裂的歐洲
巴爾幹半島南部地勢崎嶇， 曲折的海岸線、山脈、河流和海洋將這一區域分割成一小塊一小塊相對獨立的區域。 在這種地理條件下， 古希臘文明產生了不同于華夏文明的獨特制度——城邦制。 在巴爾幹半島南部和愛琴海及沿岸這樣一個面積不大的地區，
亞平寧半島在地理上相比於巴爾幹半島南部和愛琴海區域要相對完整一些。 除了亞平寧山脈將亞平寧半島整體上分割成東西兩個部分外， 亞平寧半島的土地是比較具有整體性的， 並不像巴爾幹半島南部和愛琴海上的島嶼那樣過於碎片化。
再把目光投向整個歐洲大陸。 阿爾卑斯山脈將亞平寧半島與歐洲大陸其它地方阻隔開；比利牛斯山脈則把伊比利亞半島與歐洲大陸其它地區相隔離；英吉利海峽使大不列顛島遠隔歐洲大陸；萊茵河和蘇台德山脈則將西歐平原與波德平原相隔離；多瑙河隔離了巴爾幹半島；多瑙河和喀爾巴阡山脈則合圍了多瑙河中游平原……
（二）地理上統一的中國
我們將目光投向華夏大地。 五千年文明一脈相承、從未中斷。 早在西元前二十世紀的夏朝， 中國的政治中心就已經在華北平原上了。 黃河水養育的華北平原氣候溫潤、土地肥沃、雨水充沛、地勢平坦， 是華夏文明的起源和中心。 在農業文明時代， 華北平原是群雄逐鹿的必爭之地。 任何勢力只有控制了華北平原， 才能以華北平原這一中原之地向四周輻射， 進而控制天下！即使在秦、漢、隋、唐等定都關中平原的王朝， 也必須牢牢掌控華北平原。 控制了華北平原， 則北據長城可拒草原威脅， 西經關中平原和河西走廊可震懾西域，
也許華北平原的溫潤氣候、肥沃土地、充沛雨水和平坦地勢並不一定形成統一的政治體制， 但是蜿蜒萬里的黃河卻逼迫了華北平原的整合而非分裂。 黃河是中華民族的母親河， 但是她卻也是一位脾氣暴躁的母親。 黃河之水時常氾濫， 導致了黃河流域時常的災難， 所以必須對黃河進行治理。 但是華北平原縱橫千里， 只要黃河有一處決口， 則必定水淹千里。 以抗戰時期的“花園口決堤”為例， 僅這一次決堤導致的黃河氾濫就致使黃河南岸約三十萬平方公里的面積受害， 數十萬百姓死亡， 上千萬人流離失所。 故而對黃河的治理必須是對黃河中下游全河段的治理，
二、地形與政權
比較歐洲與中國的地形， 以工業文明以前的生產力水準為背景來看， 歐洲自然而然地被地理隔離成一塊一塊的破碎區域， 但是中國卻由於自然條件的允許和要求而整合成一個整體。 歐洲的地理隔離所導致的碎片化使得各地區都難以積蓄起足夠的力量來統一其它地區， 而整個華北平原卻足以積蓄起磅礴的力量去統一周邊。 歐洲邦國林立而中國天下一統， 這種差異主要就是因為當時生產力水準下的地形差異及由地形影響下的文化差異。
（一）歐洲政權的分裂
希臘半島的小碎片區域形成了獨特的城邦制，而各個城邦人口稀少、小國寡民的狀態又使得早期民主制的出現成為可能。但是人總是充滿私欲，城邦之間的互相攻伐使得城邦所控制的面積和人口不斷增長，卻又使得民主制走向衰落。最終，古希臘被北方相對集權的馬其頓帝國所滅。但古希臘被滅亡的只是民主制度，其民主思想和理念卻得到了保留和流傳。
羅馬城和雅典都建於西元前八、九世紀，兩者建立的時間相隔並不遙遠。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由於亞平寧半島的相對整體性，羅馬在西元前510年統一了亞平寧半島，並以全亞平寧半島集聚起的實力在西元一世紀前後將羅馬帝國擴張成為一個橫跨亞歐非、稱霸地中海的強大帝國。但是在西元395年，羅馬帝國分裂為東西兩個羅馬帝國。並在西元476年，西羅馬帝國滅亡。從此，地中海歐洲沿岸在持續了短短數百年時間的相對統一後就再度分裂了，並再也沒有實質統一過。
羅馬帝國在歐洲創造了無與倫比的輝煌，但是如果我們以時間為背景，再看看全盛時期的羅馬帝國的地圖，我們似乎可以看到羅馬帝國分裂滅亡的某種必然。羅馬帝國在統一亞平寧半島後並沒有越過阿爾卑斯山脈去向歐洲大陸的北部擴張，而是將目光瞄準了地中海南岸的迦太基，並最終統一了地中海沿岸。畢竟以當時的生產力水準，越過海拔超過4500米的阿爾卑斯山脈去控制歐洲大陸另一邊廣袤的、寒冷且開發價值較低的平原，實在是比不上通過便捷的水路、並以西西里島為跳板去控制溫潤的地中海沿岸。整個羅馬帝國就像是一個不規則的環，而亞平寧半島上的羅馬城就是這個環的中心。羅馬帝國的地理結構是一個內部虛化的地理結構，羅馬城通過地中海與沿岸各地聯繫，而水路的聯繫畢竟不如平坦陸地的連接緊密。如果不改變當地的氣候，僅僅把地中海換作是平原，那將是一副完全不同的景象。亞平寧半島與地中海沿岸的其它地區也並沒有太多的地理優勢，一旦地中海沿岸其它地區的發展差距縮小到一定水準，在當時的交通和通信條件下，羅馬帝國很容易分崩離析。
在工業革命以前，由於生產力的限制，歐洲的眾多山脈、河流、海峽將歐洲分割成了眾多的碎片化區域。就像有人說湖南是十裡不同音一樣，這些地理隔離使得各碎片化區域也形成了獨立的行政體系和獨特的文化。但是這些地理隔離能夠限制跨區域的行政管理，卻不能隔絕各區域間的相互交流。這種交流也使得各區域間找到了某種共同的東西，那就是信仰。畢竟行政對社會的管理是直接的，而宗教信仰卻超脫世俗。
（二）中國政權的統一
在華夏文明，早期的三皇五帝均是部落的首領，並不是整個華夏文明的其他所有部落的首領。堯舜禹的禪讓、夏商周的更迭，代表華夏文明的首領或政權從來就沒有直接涉足過整個文明各地區的治理。周的分封，實在是生產力限制下的必然。天子領九州，而諸侯治邦國，卿大夫管封地。周天子為天下共主，靠的是號召力，而不是實力與權力。
人總是充滿私欲，而各分封國的諸侯亦如此。征服與被征服，這個人類歷史的永恆主題就如實地在諸侯國之間上演著。據《荀子•儒效》記載：“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三十五人”。從西周分封的七十一國到東周時期的戰國七雄，這期間發生了太多的戰爭與兼併。各諸侯國之間生死存亡的較量逼迫著各國不斷想方設法去提升自己的實力。在這個過程中，鐵犁牛耕取代了青銅農具、土地私有制取代了井田制、封建制度取代了奴隸制度，生產力得到了極大的提升。
除了生產力的提升，還有就是思想文化的繁榮。在那樣一個戰亂的年代，人們不斷反思這個世界，想要提出自己的解決方案。由於開始誰也無法控制天下，所以那些思想先賢總能使自己的思想在某個地方得以留存、弘揚乃至實踐。以儒、道、墨、法、兵等為代表的諸子百家，開創了一個百家爭鳴的時代。直到今天，我們仍在吮吸著當年流傳下來的思想精華。
數百年的紛爭結束了。由於數百年攻伐逼迫下的生產力的提升、華北平原優越的自然條件、黃河氾濫和其他自然災害逼迫下的同心協力、長久攻伐後的人心思定、新的國家治理結構的提出，最終由秦一統中華，開創了中國歷史上大一統的格局。由秦統一中華開始，歷朝歷代都以追求大一統為最高目標，大一統的思想深入人心。雖然其後也有過楚漢相爭、三國鼎立、南北朝大分裂，以及其它一些時期的分裂，但互相的攻伐卻更使得大一統的觀念深入骨髓！畢竟是甯為太平犬，不為亂世人。
三、地形、政權與宗教
人類是需要宗教的，尤其是在人類難以科學解釋各種自然現象的時候，在人類還那樣懵懂的時代。並且，宗教信仰相比於行政管理，宗教信仰受地形限制的影響要小得多。
（一）歐洲宗教一統
從西元一世紀基督教在今天的巴勒斯坦、以色列和約旦這一地區誕生，到西元五世紀基督教傳到了希臘、羅馬區域。西元476年，西羅馬帝國滅亡，歐洲進入了漫長的中世紀。歐洲的地中海沿岸在失去了政治上的統一之後，又迎來了宗教信仰的統一。
我們無法否認，世俗的王權與神聖的神權是存在著某種程度的較量的。雖然有時王權皈依于神權，有時神權匍匐在王權的腳下，但是王權與神權的較量確實時常進行著。王權通過直接的管理，涉入到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而神權卻通過信仰的號召力去超然地影響世人。正是神權這種超脫世俗的特性，還由於歐洲大陸難以在世俗王權上形成統一的力量去與神權相抗爭，所以使得基督教成為了歐洲的全民信仰，王權也皈依於神權。但是，強大的基督教卻自己使自己陷入了困境。
西元1054年，基督教分裂為羅馬公教（天主教）和希臘正教（東正教）。西元1096年，羅馬公教發起了共計八次、持續近兩百年的十字軍東征。十字軍東征針對的主要是伊斯蘭勢力，但第四次東征針對的卻是信奉東正教的拜占庭帝國。八次十字軍東征，除第一次取得勝利外，其餘七次均失敗了。
十字軍東征加速了歐洲的人員流動，使得阿拉伯數字、火藥、羅盤等傳入歐洲。同時，東征的失敗也削弱了人們對基督教的信仰，消耗了基督教的實力。第八次東征在1291年失敗後不久，隨著資本主義萌芽的產生，歐洲掀起了文藝復興的浪潮，開始了轟轟烈烈的思想解放運動。
（二）中國宗教的弱勢
反觀中國的信仰，從盤古開天地、後羿射日、女媧補天、精衛填海等神話故事中，我們就可以看出人對自然的反抗。後又有神農嘗百草、愚公移山、大禹治水等諸多主張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的、對中華民族早期文明的塑造具有深刻影響的傳說。華夏文明中的人從來就不甘於屈服於神！
華北平原是優良的農業文明發源地，塑造了高度發達的農業文明。社稷，這一貫穿華夏文明、被統治者高度重視的概念，其實所指的就是土神和穀神，是以農為本的華夏文明最重要的原始崇拜。而華夏文明的另一個重要信仰，則是由宗法制影響下的祖先崇拜。對社稷和祖先的崇拜與信仰，都不是宗教信仰。起源於中國並比較有影響力的宗教是道教，但是道教在華夏文明中的影響力卻始終比不上王權。
經過滅秦和楚漢相爭的動亂與分裂之後，西漢王朝的早期，為了休養生息，漢尊崇來源於道教的黃老之學，採取了無為而治的國策。而至漢武帝時期，為了統一協調國家力量，為了抗擊北方的匈奴，漢武帝則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及至唐朝，為了維護王朝的正統性，博取百姓的擁護，李家王朝則尊崇道家先師老子（李耳）為先祖，並尊道教為國教。待到宋朝時，宋真宗甚至為昊天上帝加尊號曰：“太上開天執符禦曆含真體道昊天玉皇上帝”。至此道教才打起了“玉皇大帝”的旗號。
歷史上由於道教的影響力過大，或者是為了鞏固統治的其它原因，隋文帝楊堅、周女帝武則天、清雍正帝胤禛都大力扶持過佛教在中國的傳播。更有甚者，梁武帝蕭衍和清順治帝福臨都皈依了佛教。但是由於佛教徒不事生產、影響力太大、對王權統治產生威脅等原因，歷史上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三位皇帝都發起過轟轟烈烈的滅佛運動，史稱“三武滅佛”。
宗教信仰在中國的歷史上與王權統治相比一直處於弱勢的地位，只要宗教不影響王權統治、或有利於王權統治，則往往不限制或支持宗教的發展。宗教在中國，一直就是王權統治百姓的工具之一，往往採取的是“利則用，不利則廢”的實用主義態度。不過這也導致各種宗教都能在中國共存。
在中國，宗教屈服于王權，一方面是由於華夏文明基因中人不甘於屈服於神的精神內核，另一方面也是由於地理條件下形成的大一統的王權統治有足夠的實力去打壓或限制宗教。當然，王權在一定程度上通過“天人感應”和“天子”的概念也為自己賦予了一定的神權。
四、不同地理環境下的較量與發展
（一）歐洲地理限制下的較量
在西羅馬帝國滅亡後，王權雖然皈依於神權，但王權也並非無所作為。國家之間在神權的允許和限制下，通過競爭、鬥爭乃至戰爭，也建立過幾個比較大的國家。比如神聖羅馬帝國、保加利亞帝國、匈牙利王國等。但是這些帝國就像是今天的聯邦制國家一樣，是由更小的附屬單位組成的。其中有侯國、公國、郡縣、自由城市等。這些帝國並不是一個中央高度集權的國家。之所以如此，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歐洲在地理上並沒有一個“中原”的概念。在各地相差不大的發展水準下，大家都偏安一隅，難以凝聚起磅礴的力量去跨越地理的限制、去徹底碾碎其它地區已有的政治權力體系。在這樣的情況下，拉攏盟友、爭奪霸權、取得象徵性的統治權往往比通過殘酷的戰爭徹底打垮對方後的直接治理來得實際。這就有些類似於中國的春秋爭霸時期。並且與中國的春秋爭霸相比較，歐洲王國的領土變更有時是通過和平的婚姻和財產分割來完成的。
王權之間的較量時刻在進行著。無可否認，曠日持久的戰爭雖然對身處其中的廣大人民來說是一種災難，但是它對文化的交融、生產力的發展、科技的進步、思想的繁榮確實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十字軍東征給歐洲帶來了阿拉伯數字、火藥和羅盤等；十字軍東征的失敗則削弱了基督教，推動了文藝復興。以文藝復興為開始的思想解放運動在削弱神權的同時，王權的影響力也上升了。在小國林立的歐洲，國家之間的較量也加劇了。就像在中國的春秋戰國時戰爭推動了文明的發展一樣，歐洲也發生了巨大的改變。比如：火器被用於戰爭、冶煉技術得到大幅提升、軍事理論得到巨大的發展、人們對社會的反思加深等。戰爭激發了人的私欲，培養了人的冒險精神、釋放了人的天性。一切為了生存，一切為了財富。為了財富，甘冒奇險跨過重洋踏上美洲；為了財富，奴役黑人、殺絕印第安人；為了財富，殖民全世界。
每一個王國都需要商貿。在歐洲的大陸上，地理的限制始終存在。碎片化的地區不能夠做到自給自足，也不能夠忽視外界的威脅。地理限制了政權的統一，但卻不能限制商貿的流通。畢竟商貿可以越過中亞的高原和荒漠，還越不過歐洲那些山川、河流和海灣嗎？於是，伴隨著國家間較量的加劇、伴隨著思想解放的浪潮、伴隨著王權相對於神權上升的是商人階層的成長，是資產階級的形成。
在碎片化的地理條件和碎片化的政治結構下，難以完全自給自足就迫使不同地區間的交流一直存在，而這種交流也使得歐洲各國始終處於相差不太大的發展水準，也就使得歐洲各主要國家之間難以徹底消滅對方，並進一步使得各國之間的較量一直持續著。這種難以互相摧毀的較量還使得各國把獲取歐洲外部世界的資源作為發展的途徑，也就推動了瘋狂的殖民。終於，在各國間競爭的逼迫、商人利益的驅使、思想解放運動下的理性思考等諸多原因的推動下，西元1640年，工業革命在英國爆發。這開啟了新世界的大門，開創了人類文明的新紀元。
（二）中國地理限制下的發展
事物總是具有兩面性。華北平原的優良氣候和平坦地勢成就了大一統的中國，但是卻也讓中國失去了對周邊地區的野心。天下（東亞地區）似乎再也沒有比華北平原和長江中下游平原更適合發展農業的地方了。南蠻、北狄、東夷、西戎都是一群“未開化”的人，他們生活的地方也不過就是一片“蠻荒”之地。這些地方並不值得去統治，只有中原才是富庶安康之地。中原王朝對周邊“蠻荒”之地的統治在很大程度上是出於軍事安全的考慮，並不全是野心膨脹的結果。
中國歷史上經過了好幾次的政權更迭。更迭的原因除了我們常知的朝廷腐敗、皇帝昏庸外，其實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土地兼併。無論是朝廷腐敗、皇帝昏庸、土地兼併，還是什麼其它的原因，每一次地方武裝力量的崛起，他的最終目標往往不是向中國以外的地方擴張，而是將目光投向了華北平原。他們通過在中國內部對權力和財富的再分配來達到新的穩定。沒辦法，畢竟中原太過誘人。並且由於地形的限制，向中國以外的地方擴張確實有些困難。正是華北平原的優沃使得中華民族將目光始終聚焦在華北平原。
華北平原、長江中下游平原及兩個平原的周邊地區地域寬廣、物產豐富，能夠完成農業文明時期的各種分工，達到自給自足的效果，無需從外部獲取資源，所以使得“閉關鎖國”的政策能夠施行。這切斷了中國同外界的聯繫。商貿的發展將帶動人員的流動，並且使人們擺脫土地的束縛。這不利於社會的穩定，不便於管理，並有可能危急王權的統治，所以歷朝都實行“重農抑商”的政策，將商業規模嚴格限制，也抑制了資本主義的產生。正是中國自己自足的優點和天下一統的王權統治使得閉關鎖國和過度的重農抑商成為可能，斷絕了與外界的交流、抑制了資產階級的形成。
五、工業文明的時代
工業革命的到來漸漸打破了地理的限制，人類對自然的適應能力也在加強，生產力得到了巨大的發展。於是，雄心壯志的拿破崙在十九世紀初開始了他一統歐洲的壯麗事業。可惜，長期形成的文化和政治差異與團結的反法同盟使得拿破崙最終失敗。這是一場以統一歐洲為宏願的大戰，其後更是爆發了兩場波及全世界的大戰。兩場世界大戰雖然有著其它方面的原因，但是統一歐洲確實是目標之一。
工業文明時代的到來除了打破地理的限制，還極大地促進了資產階級的發展。終於，王權的另一個競爭者——資產階級登上了歷史舞臺。以1688年的英國光榮革命為開端，轟轟烈烈的資產階級革命爆發了。資產階級以古希臘的民主、基督教的平等、長期商貿和國際競爭形成的契約精神（法治）、追求利益的堅定決心（自由）將王權統治砸得粉碎！
中國正在熟睡，當他醒來時，世界將為之震驚！
六、新時代的較量
中華民族在一百多年的血火洗禮後終於覺醒了。重生的代價是巨大的！今天的中國，重新又回到了東方大國的歷史地位。
工業化和資訊化極大地削弱了地理限制的影響，有些以前難以跨越的地理限制已經可以忽略。歐洲在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後痛定思痛，走向了歐洲一體化的進程。今天的歐洲，雖然內部有著一些利益的糾紛，但是整體上已經緩和，並保持著步調一致。美國憑藉兩次世界大戰崛起，他在吸收歐洲燦爛文明的精華後又糅合了世界文明並加以創新。但是美國主體上仍是一個“歐洲國家”，並成為了西方世界的領頭羊。
歐美所具有的共通性文化一起面臨著中華文明的較量，同時中華文明也開始了等量文明之間的較量。但是這種較量是理性的較量，良性的較量，並不是生死的較量。中西之間的較量直接體現在中美之間的較量。
美國的主體民族畢竟是來源於歐洲，美國也難以在歐洲文明繁盛的情況下擺脫歐洲文化的影響。於是，美國不考慮美國地理與歐洲地理的差異，在一張沒有地理限制及沒有由地理限制產生的文化隔閡的白紙上人為制訂了聯邦制。由於歐洲的政權是資產階級從王權手中奪過來的，所以美國在制度設計時效仿歐洲，將資本與公權力嚴重對立，並嚴格限制了公權力，但是對資本的力量卻任其所為。選舉民主作為歐洲資產階級反抗王權的工具從古希臘拿來以後，美國在沒有王權作敵人的情況下憑空設計了選舉民主。
無可否認，美國的制度設計在1787年是有著其絕對的先進性的，尤其是相較于當時的滿清王朝來說。但是美國制度設計是以當時的農業文明和早期工業文明為背景的，雖然其當時具有很強的前瞻性，不過發展到如今也已經有些力不從心了。這種力不從心並不是通過簡單的放寬選舉人資格限制，通過擴大選舉人規模可以解決的。
歐洲歷史上，由於地理的限制以及其他方面的原因，政治權力始終沒有到達過至高無上的地步。而美國延習了這一傳統，並對他嚴加防範。今天歐洲的繁榮，是工業革命推動、資本和市場高效運作的結果，政治權力則被看作是一個邪惡的必須品。而反觀中國的歷史，卻似乎只有政治權力的高度協調。畢竟中國有著數千年王權至高無上的歷史，政治權力在維持國家穩定、保持長治久安、密切協調各方等方面的經驗是最為豐富的。
政治權力並不一定是邪惡的，只要它能始終反映最廣大人民的根本意願（民主的本質要求）。政治權力使用好了，也能極大地促進社會的發展繁榮。曾經的歐洲，憑藉著工業革命的強大實力，並有著高效的市場和龐大的資本支撐，將睡獅中國打得落花流水。而重生後的中國，在重新建立起反映民意且高效的政治體制後，通過政治權力的調配，努力積累資本、積極推動工業革命、不斷健全市場，以全球眼光立足長遠，創造了一個史無前例的中國奇跡。現今的中國，已經站在新的科技革命的前沿，擁有龐大的資金和高效的市場，並擁有民主高效的政治體制。
政治權力能極大地團結民眾，能比資本更客觀理性地調節資源，並擁有全面宏觀且長遠的視角。而這些正是歐美的政治體制相比於中國政治體制所欠缺的。民主高效的政治體制正是中國改革開放後快速崛起的核心。
未來的世界，必將留給大體量的政治體，這是未來產業發展的需要。未來的產業，更加需要科技的支撐、產業鏈將更加複雜龐大、需要更加龐大的市場和資金支援、需要更加龐大的人才隊伍、需要更加長遠和宏觀的眼光，當然還要民主高效的政府引導和協調。沒有發達的交通、高速且覆蓋廣的網路、龐大的消費人群、強大的科技支撐等，就沒有我們如今便捷的網購；沒有西電東送的國家戰略、發達的交通、龐大的勞動力和人才隊伍等，就沒有世界聞名的中國製造；沒有北斗的航太支持、高速且覆蓋廣的網路、強大的科技人才隊伍支持等，就沒有創新業態的共用經濟……而這些產業發展的前提條件，只有中美歐等龐然大物能夠提供。而擁有民主高效的政治體制的中國，在當下無疑更具發展的前景。
後續
其實不僅是從中歐可以看到地理條件對文化和制度的影響，從其它文明也可以看到。古埃及和古巴比倫文明均起源于溫潤的河流沖積平原，但因地處歐亞非的三地交匯之處，又沒有山脈、高原、河谷等的阻隔作為屏障，所以在民智未起、且血腥屠殺的時代終被滅亡。古印度文明起源於印度河流域，又發展到恒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和恒河流域實在是最理想的農業文明發源地，糧食作物可以做到一年三熟甚至四熟，以致在富足的條件下養成了安逸馬虎的民族性格，並培育了世代輪回、不重當下的印度教。波斯則由於自然條件下不太適合生產，所以做起了國際貿易，經絲綢之路跨越東西、聯通中歐。大食則由於黃沙漫漫、日光炙烤下穿起了長袍，圍起了頭巾。
匹夫無罪，懷璧其罪。中國由於中原地區的肥沃和優越，周邊各民族都將目光瞄準了中原，也給自己帶來了許多的災難。北方的遊牧民族由於自然環境的惡劣，中原富足的吸引，且由於掌握了農業文明時的機動力量——馬，所以時常南下襲擾中原，並在元清兩朝入主中原。日本則由於本土資源匱乏、且四面靠海，所以歷史上就海盜猖獗。這培育了日本的極端性格。並且日 本知道中原的肥沃且長久覬覦，終於在清末時付諸實踐。而在清末時，由於日本的財資底蘊不夠深厚，在甲午時不得不傾全國之力以賭國運，並取得了成功。這也培育了日本政治上的賭徒心理。
（一）歐洲政權的分裂
希臘半島的小碎片區域形成了獨特的城邦制，而各個城邦人口稀少、小國寡民的狀態又使得早期民主制的出現成為可能。但是人總是充滿私欲，城邦之間的互相攻伐使得城邦所控制的面積和人口不斷增長，卻又使得民主制走向衰落。最終，古希臘被北方相對集權的馬其頓帝國所滅。但古希臘被滅亡的只是民主制度，其民主思想和理念卻得到了保留和流傳。
羅馬城和雅典都建於西元前八、九世紀，兩者建立的時間相隔並不遙遠。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由於亞平寧半島的相對整體性，羅馬在西元前510年統一了亞平寧半島，並以全亞平寧半島集聚起的實力在西元一世紀前後將羅馬帝國擴張成為一個橫跨亞歐非、稱霸地中海的強大帝國。但是在西元395年，羅馬帝國分裂為東西兩個羅馬帝國。並在西元476年，西羅馬帝國滅亡。從此，地中海歐洲沿岸在持續了短短數百年時間的相對統一後就再度分裂了，並再也沒有實質統一過。
羅馬帝國在歐洲創造了無與倫比的輝煌，但是如果我們以時間為背景，再看看全盛時期的羅馬帝國的地圖，我們似乎可以看到羅馬帝國分裂滅亡的某種必然。羅馬帝國在統一亞平寧半島後並沒有越過阿爾卑斯山脈去向歐洲大陸的北部擴張，而是將目光瞄準了地中海南岸的迦太基，並最終統一了地中海沿岸。畢竟以當時的生產力水準，越過海拔超過4500米的阿爾卑斯山脈去控制歐洲大陸另一邊廣袤的、寒冷且開發價值較低的平原，實在是比不上通過便捷的水路、並以西西里島為跳板去控制溫潤的地中海沿岸。整個羅馬帝國就像是一個不規則的環，而亞平寧半島上的羅馬城就是這個環的中心。羅馬帝國的地理結構是一個內部虛化的地理結構，羅馬城通過地中海與沿岸各地聯繫，而水路的聯繫畢竟不如平坦陸地的連接緊密。如果不改變當地的氣候，僅僅把地中海換作是平原，那將是一副完全不同的景象。亞平寧半島與地中海沿岸的其它地區也並沒有太多的地理優勢，一旦地中海沿岸其它地區的發展差距縮小到一定水準，在當時的交通和通信條件下，羅馬帝國很容易分崩離析。
在工業革命以前，由於生產力的限制，歐洲的眾多山脈、河流、海峽將歐洲分割成了眾多的碎片化區域。就像有人說湖南是十裡不同音一樣，這些地理隔離使得各碎片化區域也形成了獨立的行政體系和獨特的文化。但是這些地理隔離能夠限制跨區域的行政管理，卻不能隔絕各區域間的相互交流。這種交流也使得各區域間找到了某種共同的東西，那就是信仰。畢竟行政對社會的管理是直接的，而宗教信仰卻超脫世俗。
（二）中國政權的統一
在華夏文明，早期的三皇五帝均是部落的首領，並不是整個華夏文明的其他所有部落的首領。堯舜禹的禪讓、夏商周的更迭，代表華夏文明的首領或政權從來就沒有直接涉足過整個文明各地區的治理。周的分封，實在是生產力限制下的必然。天子領九州，而諸侯治邦國，卿大夫管封地。周天子為天下共主，靠的是號召力，而不是實力與權力。
人總是充滿私欲，而各分封國的諸侯亦如此。征服與被征服，這個人類歷史的永恆主題就如實地在諸侯國之間上演著。據《荀子•儒效》記載：“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三十五人”。從西周分封的七十一國到東周時期的戰國七雄，這期間發生了太多的戰爭與兼併。各諸侯國之間生死存亡的較量逼迫著各國不斷想方設法去提升自己的實力。在這個過程中，鐵犁牛耕取代了青銅農具、土地私有制取代了井田制、封建制度取代了奴隸制度，生產力得到了極大的提升。
除了生產力的提升，還有就是思想文化的繁榮。在那樣一個戰亂的年代，人們不斷反思這個世界，想要提出自己的解決方案。由於開始誰也無法控制天下，所以那些思想先賢總能使自己的思想在某個地方得以留存、弘揚乃至實踐。以儒、道、墨、法、兵等為代表的諸子百家，開創了一個百家爭鳴的時代。直到今天，我們仍在吮吸著當年流傳下來的思想精華。
數百年的紛爭結束了。由於數百年攻伐逼迫下的生產力的提升、華北平原優越的自然條件、黃河氾濫和其他自然災害逼迫下的同心協力、長久攻伐後的人心思定、新的國家治理結構的提出，最終由秦一統中華，開創了中國歷史上大一統的格局。由秦統一中華開始，歷朝歷代都以追求大一統為最高目標，大一統的思想深入人心。雖然其後也有過楚漢相爭、三國鼎立、南北朝大分裂，以及其它一些時期的分裂，但互相的攻伐卻更使得大一統的觀念深入骨髓！畢竟是甯為太平犬，不為亂世人。
三、地形、政權與宗教
人類是需要宗教的，尤其是在人類難以科學解釋各種自然現象的時候，在人類還那樣懵懂的時代。並且，宗教信仰相比於行政管理，宗教信仰受地形限制的影響要小得多。
（一）歐洲宗教一統
從西元一世紀基督教在今天的巴勒斯坦、以色列和約旦這一地區誕生，到西元五世紀基督教傳到了希臘、羅馬區域。西元476年，西羅馬帝國滅亡，歐洲進入了漫長的中世紀。歐洲的地中海沿岸在失去了政治上的統一之後，又迎來了宗教信仰的統一。
我們無法否認，世俗的王權與神聖的神權是存在著某種程度的較量的。雖然有時王權皈依于神權，有時神權匍匐在王權的腳下，但是王權與神權的較量確實時常進行著。王權通過直接的管理，涉入到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而神權卻通過信仰的號召力去超然地影響世人。正是神權這種超脫世俗的特性，還由於歐洲大陸難以在世俗王權上形成統一的力量去與神權相抗爭，所以使得基督教成為了歐洲的全民信仰，王權也皈依於神權。但是，強大的基督教卻自己使自己陷入了困境。
西元1054年，基督教分裂為羅馬公教（天主教）和希臘正教（東正教）。西元1096年，羅馬公教發起了共計八次、持續近兩百年的十字軍東征。十字軍東征針對的主要是伊斯蘭勢力，但第四次東征針對的卻是信奉東正教的拜占庭帝國。八次十字軍東征，除第一次取得勝利外，其餘七次均失敗了。
十字軍東征加速了歐洲的人員流動，使得阿拉伯數字、火藥、羅盤等傳入歐洲。同時，東征的失敗也削弱了人們對基督教的信仰，消耗了基督教的實力。第八次東征在1291年失敗後不久，隨著資本主義萌芽的產生，歐洲掀起了文藝復興的浪潮，開始了轟轟烈烈的思想解放運動。
（二）中國宗教的弱勢
反觀中國的信仰，從盤古開天地、後羿射日、女媧補天、精衛填海等神話故事中，我們就可以看出人對自然的反抗。後又有神農嘗百草、愚公移山、大禹治水等諸多主張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的、對中華民族早期文明的塑造具有深刻影響的傳說。華夏文明中的人從來就不甘於屈服於神！
華北平原是優良的農業文明發源地，塑造了高度發達的農業文明。社稷，這一貫穿華夏文明、被統治者高度重視的概念，其實所指的就是土神和穀神，是以農為本的華夏文明最重要的原始崇拜。而華夏文明的另一個重要信仰，則是由宗法制影響下的祖先崇拜。對社稷和祖先的崇拜與信仰，都不是宗教信仰。起源於中國並比較有影響力的宗教是道教，但是道教在華夏文明中的影響力卻始終比不上王權。
經過滅秦和楚漢相爭的動亂與分裂之後，西漢王朝的早期，為了休養生息，漢尊崇來源於道教的黃老之學，採取了無為而治的國策。而至漢武帝時期，為了統一協調國家力量，為了抗擊北方的匈奴，漢武帝則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及至唐朝，為了維護王朝的正統性，博取百姓的擁護，李家王朝則尊崇道家先師老子（李耳）為先祖，並尊道教為國教。待到宋朝時，宋真宗甚至為昊天上帝加尊號曰：“太上開天執符禦曆含真體道昊天玉皇上帝”。至此道教才打起了“玉皇大帝”的旗號。
歷史上由於道教的影響力過大，或者是為了鞏固統治的其它原因，隋文帝楊堅、周女帝武則天、清雍正帝胤禛都大力扶持過佛教在中國的傳播。更有甚者，梁武帝蕭衍和清順治帝福臨都皈依了佛教。但是由於佛教徒不事生產、影響力太大、對王權統治產生威脅等原因，歷史上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三位皇帝都發起過轟轟烈烈的滅佛運動，史稱“三武滅佛”。
宗教信仰在中國的歷史上與王權統治相比一直處於弱勢的地位，只要宗教不影響王權統治、或有利於王權統治，則往往不限制或支持宗教的發展。宗教在中國，一直就是王權統治百姓的工具之一，往往採取的是“利則用，不利則廢”的實用主義態度。不過這也導致各種宗教都能在中國共存。
在中國，宗教屈服于王權，一方面是由於華夏文明基因中人不甘於屈服於神的精神內核，另一方面也是由於地理條件下形成的大一統的王權統治有足夠的實力去打壓或限制宗教。當然，王權在一定程度上通過“天人感應”和“天子”的概念也為自己賦予了一定的神權。
四、不同地理環境下的較量與發展
（一）歐洲地理限制下的較量
在西羅馬帝國滅亡後，王權雖然皈依於神權，但王權也並非無所作為。國家之間在神權的允許和限制下，通過競爭、鬥爭乃至戰爭，也建立過幾個比較大的國家。比如神聖羅馬帝國、保加利亞帝國、匈牙利王國等。但是這些帝國就像是今天的聯邦制國家一樣，是由更小的附屬單位組成的。其中有侯國、公國、郡縣、自由城市等。這些帝國並不是一個中央高度集權的國家。之所以如此，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歐洲在地理上並沒有一個“中原”的概念。在各地相差不大的發展水準下，大家都偏安一隅，難以凝聚起磅礴的力量去跨越地理的限制、去徹底碾碎其它地區已有的政治權力體系。在這樣的情況下，拉攏盟友、爭奪霸權、取得象徵性的統治權往往比通過殘酷的戰爭徹底打垮對方後的直接治理來得實際。這就有些類似於中國的春秋爭霸時期。並且與中國的春秋爭霸相比較，歐洲王國的領土變更有時是通過和平的婚姻和財產分割來完成的。
王權之間的較量時刻在進行著。無可否認，曠日持久的戰爭雖然對身處其中的廣大人民來說是一種災難，但是它對文化的交融、生產力的發展、科技的進步、思想的繁榮確實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十字軍東征給歐洲帶來了阿拉伯數字、火藥和羅盤等；十字軍東征的失敗則削弱了基督教，推動了文藝復興。以文藝復興為開始的思想解放運動在削弱神權的同時，王權的影響力也上升了。在小國林立的歐洲，國家之間的較量也加劇了。就像在中國的春秋戰國時戰爭推動了文明的發展一樣，歐洲也發生了巨大的改變。比如：火器被用於戰爭、冶煉技術得到大幅提升、軍事理論得到巨大的發展、人們對社會的反思加深等。戰爭激發了人的私欲，培養了人的冒險精神、釋放了人的天性。一切為了生存，一切為了財富。為了財富，甘冒奇險跨過重洋踏上美洲；為了財富，奴役黑人、殺絕印第安人；為了財富，殖民全世界。
每一個王國都需要商貿。在歐洲的大陸上，地理的限制始終存在。碎片化的地區不能夠做到自給自足，也不能夠忽視外界的威脅。地理限制了政權的統一，但卻不能限制商貿的流通。畢竟商貿可以越過中亞的高原和荒漠，還越不過歐洲那些山川、河流和海灣嗎？於是，伴隨著國家間較量的加劇、伴隨著思想解放的浪潮、伴隨著王權相對於神權上升的是商人階層的成長，是資產階級的形成。
在碎片化的地理條件和碎片化的政治結構下，難以完全自給自足就迫使不同地區間的交流一直存在，而這種交流也使得歐洲各國始終處於相差不太大的發展水準，也就使得歐洲各主要國家之間難以徹底消滅對方，並進一步使得各國之間的較量一直持續著。這種難以互相摧毀的較量還使得各國把獲取歐洲外部世界的資源作為發展的途徑，也就推動了瘋狂的殖民。終於，在各國間競爭的逼迫、商人利益的驅使、思想解放運動下的理性思考等諸多原因的推動下，西元1640年，工業革命在英國爆發。這開啟了新世界的大門，開創了人類文明的新紀元。
（二）中國地理限制下的發展
事物總是具有兩面性。華北平原的優良氣候和平坦地勢成就了大一統的中國，但是卻也讓中國失去了對周邊地區的野心。天下（東亞地區）似乎再也沒有比華北平原和長江中下游平原更適合發展農業的地方了。南蠻、北狄、東夷、西戎都是一群“未開化”的人，他們生活的地方也不過就是一片“蠻荒”之地。這些地方並不值得去統治，只有中原才是富庶安康之地。中原王朝對周邊“蠻荒”之地的統治在很大程度上是出於軍事安全的考慮，並不全是野心膨脹的結果。
中國歷史上經過了好幾次的政權更迭。更迭的原因除了我們常知的朝廷腐敗、皇帝昏庸外，其實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土地兼併。無論是朝廷腐敗、皇帝昏庸、土地兼併，還是什麼其它的原因，每一次地方武裝力量的崛起，他的最終目標往往不是向中國以外的地方擴張，而是將目光投向了華北平原。他們通過在中國內部對權力和財富的再分配來達到新的穩定。沒辦法，畢竟中原太過誘人。並且由於地形的限制，向中國以外的地方擴張確實有些困難。正是華北平原的優沃使得中華民族將目光始終聚焦在華北平原。
華北平原、長江中下游平原及兩個平原的周邊地區地域寬廣、物產豐富，能夠完成農業文明時期的各種分工，達到自給自足的效果，無需從外部獲取資源，所以使得“閉關鎖國”的政策能夠施行。這切斷了中國同外界的聯繫。商貿的發展將帶動人員的流動，並且使人們擺脫土地的束縛。這不利於社會的穩定，不便於管理，並有可能危急王權的統治，所以歷朝都實行“重農抑商”的政策，將商業規模嚴格限制，也抑制了資本主義的產生。正是中國自己自足的優點和天下一統的王權統治使得閉關鎖國和過度的重農抑商成為可能，斷絕了與外界的交流、抑制了資產階級的形成。
五、工業文明的時代
工業革命的到來漸漸打破了地理的限制，人類對自然的適應能力也在加強，生產力得到了巨大的發展。於是，雄心壯志的拿破崙在十九世紀初開始了他一統歐洲的壯麗事業。可惜，長期形成的文化和政治差異與團結的反法同盟使得拿破崙最終失敗。這是一場以統一歐洲為宏願的大戰，其後更是爆發了兩場波及全世界的大戰。兩場世界大戰雖然有著其它方面的原因，但是統一歐洲確實是目標之一。
工業文明時代的到來除了打破地理的限制，還極大地促進了資產階級的發展。終於，王權的另一個競爭者——資產階級登上了歷史舞臺。以1688年的英國光榮革命為開端，轟轟烈烈的資產階級革命爆發了。資產階級以古希臘的民主、基督教的平等、長期商貿和國際競爭形成的契約精神（法治）、追求利益的堅定決心（自由）將王權統治砸得粉碎！
中國正在熟睡，當他醒來時，世界將為之震驚！
六、新時代的較量
中華民族在一百多年的血火洗禮後終於覺醒了。重生的代價是巨大的！今天的中國，重新又回到了東方大國的歷史地位。
工業化和資訊化極大地削弱了地理限制的影響，有些以前難以跨越的地理限制已經可以忽略。歐洲在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後痛定思痛，走向了歐洲一體化的進程。今天的歐洲，雖然內部有著一些利益的糾紛，但是整體上已經緩和，並保持著步調一致。美國憑藉兩次世界大戰崛起，他在吸收歐洲燦爛文明的精華後又糅合了世界文明並加以創新。但是美國主體上仍是一個“歐洲國家”，並成為了西方世界的領頭羊。
歐美所具有的共通性文化一起面臨著中華文明的較量，同時中華文明也開始了等量文明之間的較量。但是這種較量是理性的較量，良性的較量，並不是生死的較量。中西之間的較量直接體現在中美之間的較量。
美國的主體民族畢竟是來源於歐洲，美國也難以在歐洲文明繁盛的情況下擺脫歐洲文化的影響。於是，美國不考慮美國地理與歐洲地理的差異，在一張沒有地理限制及沒有由地理限制產生的文化隔閡的白紙上人為制訂了聯邦制。由於歐洲的政權是資產階級從王權手中奪過來的，所以美國在制度設計時效仿歐洲，將資本與公權力嚴重對立，並嚴格限制了公權力，但是對資本的力量卻任其所為。選舉民主作為歐洲資產階級反抗王權的工具從古希臘拿來以後，美國在沒有王權作敵人的情況下憑空設計了選舉民主。
無可否認，美國的制度設計在1787年是有著其絕對的先進性的，尤其是相較于當時的滿清王朝來說。但是美國制度設計是以當時的農業文明和早期工業文明為背景的，雖然其當時具有很強的前瞻性，不過發展到如今也已經有些力不從心了。這種力不從心並不是通過簡單的放寬選舉人資格限制，通過擴大選舉人規模可以解決的。
歐洲歷史上，由於地理的限制以及其他方面的原因，政治權力始終沒有到達過至高無上的地步。而美國延習了這一傳統，並對他嚴加防範。今天歐洲的繁榮，是工業革命推動、資本和市場高效運作的結果，政治權力則被看作是一個邪惡的必須品。而反觀中國的歷史，卻似乎只有政治權力的高度協調。畢竟中國有著數千年王權至高無上的歷史，政治權力在維持國家穩定、保持長治久安、密切協調各方等方面的經驗是最為豐富的。
政治權力並不一定是邪惡的，只要它能始終反映最廣大人民的根本意願（民主的本質要求）。政治權力使用好了，也能極大地促進社會的發展繁榮。曾經的歐洲，憑藉著工業革命的強大實力，並有著高效的市場和龐大的資本支撐，將睡獅中國打得落花流水。而重生後的中國，在重新建立起反映民意且高效的政治體制後，通過政治權力的調配，努力積累資本、積極推動工業革命、不斷健全市場，以全球眼光立足長遠，創造了一個史無前例的中國奇跡。現今的中國，已經站在新的科技革命的前沿，擁有龐大的資金和高效的市場，並擁有民主高效的政治體制。
政治權力能極大地團結民眾，能比資本更客觀理性地調節資源，並擁有全面宏觀且長遠的視角。而這些正是歐美的政治體制相比於中國政治體制所欠缺的。民主高效的政治體制正是中國改革開放後快速崛起的核心。
未來的世界，必將留給大體量的政治體，這是未來產業發展的需要。未來的產業，更加需要科技的支撐、產業鏈將更加複雜龐大、需要更加龐大的市場和資金支援、需要更加龐大的人才隊伍、需要更加長遠和宏觀的眼光，當然還要民主高效的政府引導和協調。沒有發達的交通、高速且覆蓋廣的網路、龐大的消費人群、強大的科技支撐等，就沒有我們如今便捷的網購；沒有西電東送的國家戰略、發達的交通、龐大的勞動力和人才隊伍等，就沒有世界聞名的中國製造；沒有北斗的航太支持、高速且覆蓋廣的網路、強大的科技人才隊伍支持等，就沒有創新業態的共用經濟……而這些產業發展的前提條件，只有中美歐等龐然大物能夠提供。而擁有民主高效的政治體制的中國，在當下無疑更具發展的前景。
後續
其實不僅是從中歐可以看到地理條件對文化和制度的影響，從其它文明也可以看到。古埃及和古巴比倫文明均起源于溫潤的河流沖積平原，但因地處歐亞非的三地交匯之處，又沒有山脈、高原、河谷等的阻隔作為屏障，所以在民智未起、且血腥屠殺的時代終被滅亡。古印度文明起源於印度河流域，又發展到恒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和恒河流域實在是最理想的農業文明發源地，糧食作物可以做到一年三熟甚至四熟，以致在富足的條件下養成了安逸馬虎的民族性格，並培育了世代輪回、不重當下的印度教。波斯則由於自然條件下不太適合生產，所以做起了國際貿易，經絲綢之路跨越東西、聯通中歐。大食則由於黃沙漫漫、日光炙烤下穿起了長袍，圍起了頭巾。
匹夫無罪，懷璧其罪。中國由於中原地區的肥沃和優越，周邊各民族都將目光瞄準了中原，也給自己帶來了許多的災難。北方的遊牧民族由於自然環境的惡劣，中原富足的吸引，且由於掌握了農業文明時的機動力量——馬，所以時常南下襲擾中原，並在元清兩朝入主中原。日本則由於本土資源匱乏、且四面靠海，所以歷史上就海盜猖獗。這培育了日本的極端性格。並且日 本知道中原的肥沃且長久覬覦，終於在清末時付諸實踐。而在清末時，由於日本的財資底蘊不夠深厚，在甲午時不得不傾全國之力以賭國運，並取得了成功。這也培育了日本政治上的賭徒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