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秋的一天， 湖南省常寧市羅橋鎮大楓樹村的中年人鄧友軍（化名）接到一個來自臺灣的電話：「倒子， 戰友們都一個個走了， 剩下我孤單無依， 我想回大陸老家……我沒錢……你愿意接我回去， 給我養老送終嗎？」
電話是遠在臺灣的大伯鄧學貴（化名）打來的。 他是國民黨退伍老兵， 已經96歲高齡， 被阻隔在臺灣70余年， 飽受與大陸親人分離的思念之苦。
鄧友軍會答應大伯的要求嗎？在這位年近百歲的老人身上， 有什麼不同尋常的故事？
1、遠漂異鄉
上世紀八十年代末， 兩岸「三通」政策公布， 海峽兩岸被硬生生割斷聯系長達數十年的骨肉同胞重新取得聯系，
65歲的鄧學貴卻坐在門口， 眼巴巴地看著巷子里的湖南同鄉一個個樂滋滋地收拾東西準備回大陸。 他內心既失落又羨慕——自己來到臺灣已經整整40年了， 早已和湖南老家的親人斷了聯系， 他摩挲著一張辨認不出臉來的黑白照片， 陷入了對家人的深深思念之中。
鄧學貴1923年出生于湖南省常寧市羅橋鎮大楓樹村， 他是家里的長子， 要照顧一個弟弟、兩個妹妹， 幼年過得很苦。 因家境貧寒， 四個孩子要養活， 又正值戰亂， 一家六口人的生活很是凄慘。
鄧家每天過著食不果腹的日子， 眼瞅著就要餓死的時候， 碰到了征兵， 于是裹了件破衣服跟著國軍大部隊走了。
戰爭結束后， 鄧學貴想著終于可以回家了， 可是讓他沒想到的是， 不久后， 鄧學貴隨隊伍到了臺灣， 這一走便是數十年。
期間， 鄧學貴根本沒有機會再與家人聯系， 家人的任何消息他都無從得知， 每每想家的時候， 他只能掏出那張父母的黑白合照含著眼淚反復端詳。 因年數已久， 照片上的人臉早已模糊看不清了， 但他仍將其視如珍寶。
唯一讓鄧學貴覺得幸運的是， 他在桃園居住的一條小巷里都是跟隨軍隊過來的大陸人， 鄧學貴和他們既是戰友又是湖南老鄉， 他們經常在一起用臺灣居民聽不懂的湖南方言聊天，
2、母親憾世
另一邊， 湖南常寧老家， 自打1947年母親王愛琴（化名）見到兒子后， 每天都會準時出現在大楓樹村村口眺望遠方， 用常寧方言呼喊：「我的兒啊， 你在哪里呀， 什麼時候才能回來啊？」
這一喊就是40年！
文化程度不高的王愛琴只記得兒子鄧學貴說， 他很快就要回家了， 但仗都打完了， 兒子為什麼還沒有回來呢？而且她也沒有收到鄧學貴的任何消息， 她始終也不愿意去想兒子是否可能在戰場上犧牲的問題， 只是每天不厭其煩地一遍一遍呼喚大兒子的名字， 希望他能聽到， 趕緊回家。
整整40年， 王雪琴因多年未將兒子盼回家， 整天以淚洗面， 直至雙眼哭瞎。
奶奶王雪琴站在村口哭著呼喚大伯的樣子在孫子鄧友軍幼小的心靈里留下了深刻的記憶， 小小年紀的他一直對素未謀面的大伯充滿好奇， 只是從父親鄧學文（化名）的只言片語的講述中了解到這個大伯去了很遠很遠的地方打仗， 再也沒有回來過， 很多年里誰也沒有他的消息。
1987年，母親王愛琴帶著無限遺憾離開了這個世界，病逝前，意識模糊的她嘴里還在不停念叨：「我的兒啊，媽想你啊......」
母親去世后，鄧學文覺得哥哥四十年都杳無音訊，多半是死在了戰爭中，于是，給鄧學貴也「辦了后事」，將其「遺物」埋在了母親墓地附近。
沒到的是，次年，鄧學文從臺灣返回常寧的老鄉口中得知哥哥還活著！而且還知道了鄧學貴的住址——臺灣的桃園市，原來是兩岸長期隔絕才使得一家人多年來互相斷了音訊。
可惜鄧家得知這個消息太晚，多年期盼兒子歸鄉的母親已經帶著無盡遺憾去世了。
為了盡快見到哥哥，鄧學文立刻委托了那位老鄉帶了一封家書給鄧學貴。
3、泣血相見
聽著老戰友念著弟弟寫的家書，鄧學貴早已熱淚盈眶，獨自在臺灣生活的他，沒什麼文化，多年來未成家，只能靠著每月幾十塊錢的補助生活，日子最窘迫的時候連一包五毛錢的煙都買不起，更別提去醫院治療自己的眼疾。
日子雖然苦，但他一想到家人，咬咬牙還是挺了過來，沒想到有生之年還真讓他等到了家人的好消息——家里地址一直沒變，想必也是希望戰爭結束后，他能早日歸來，不過最讓他高興的是，這麼多年過去母親依然「健在」。
想到這里，鄧學貴再也忍不住了，他想要趕緊回到家鄉，看看自己的親人，于是迅速準備起回鄉的事宜。
返回家鄉的過程并不簡單——
1、車費很貴。當時兩岸連接的交通工具只有船和飛機，票價大幾百甚至上千塊錢，對于一個月收入僅有幾十元的老兵來說，價格實在過于昂貴。
2、路途遙遠。鄧學貴已是六、七十歲的老人，從臺灣到大陸距離遙遠，再轉車回湖南老家的小村莊還需要一天左右的時間，實在過于勞累辛苦。
3、手續繁瑣。當時雖然準許兩岸來往，但是辦理通行證件的過程十分繁瑣，需要身份證、居住證、海峽對岸親人的各種詳細信息等，辦下來需要十多天，除此，每次想要回鄉探親都需要再次走同樣的流程，十分麻煩。
鄧學貴本就認識的字不多，辦理手續登記信息時只能找識字的老鄉幫忙，前前后后跑了許多趟才辦下來。
另外，他雖然每月的收入不多，但一人獨居花費并不多，這麼多年來摳摳搜搜地過著，也攢了一些錢。
終于，1988年，鄧學貴踏上了回鄉的旅途，一路上他的臉上的笑容沒有停止過，這樣的好心情使得他忘記了一路的舟車勞頓。
當鄧學貴回到湖南老家，高興地喊著「媽」卻沒有人回應，他心一沉，邁著蹣跚的腳步，尋邊整個房子后卻怎麼也沒有看見思念許久的母親，這時他才注意到站在一旁弟弟和侄子都低著頭不敢看他，才恍然大悟——弟弟信中說母親健在，是在騙他。
氣憤、悲傷交加的鄧學貴朝著弟弟揚起了手中的拐杖，又嘆息地放了下來，也不能怪弟弟，都是自己離開家鄉太久，沒能給母親盡孝。
后來，據鄧友軍描述，大伯在奶奶的墳前一邊哭一邊磕頭，把頭磕得血淋淋的。
闊別家鄉數十載，雖然母親已不在世上，但再次看到四十年未見的弟弟，以及素未謀面的侄子，鄧學貴仍覺得十分親切。
看著侄子已經到了談婚論嫁的年齡，卻還和父母住在低矮的土坯小平房里住著，鄧學貴直接掏出錢幫他們蓋了一棟兩層的磚瓦房。他還告訴弟弟、妹妹一定要讓孩子多讀書，沒錢供他們讀書就找自己，他來想辦法贊助學費。
這一趟回鄉，鄧學貴待了快一個多月，他每天過著幫弟弟妹妹們做點輕松的農活，聊聊天的日子，十分快樂。
從第一次探親到上世紀末，鄧學貴一共返鄉4次，每次來他都帶著錢和各種用品給弟弟妹妹以及老家的鄉鄰們，還出錢重新修繕村里破舊的小學。那個年代缺衣少食，能有這樣的幫助，大家都十分感激這個「大富豪」，每次鄧學貴來，鄉鄰們無不殺雞宰羊地盛情款待。
4、葉落歸根
鄧學貴一生未結婚，無兒無女，所有的親戚都在大陸，只有他一人獨自在臺灣生活，因此，弟弟鄧學文總是勸他留在湖南生活，但鄧學貴不愿意，一直借口說，老家的生活條件不好，只有旱廁，他不習慣。
然而實際上，有兩個問題困擾著他，讓他無法下定決心回到家人身邊——
第一個問題，他沒有村民們想象中的富有，資助的錢都是自己一點點省下來的，害怕自己又老又窮還有眼疾，只會拖累家人，被大家嫌棄。
另一個便是他放心不下臺灣相處幾十年的老戰友們。在臺灣孤苦無依，無親無故的時候，是這些老戰友照顧著他，腿腳不便的時候，只會講常寧方言的他都沒辦法和臺灣賣菜的商販交流，都是這些老戰友幫他買來一日三餐所需食材。在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朝夕相處和互相照顧中，他們建立了堪比骨肉的友情和親情。
然而，隨著時間的流逝，身邊的戰友也一個個相繼離世，自己的年紀越來越大，身體越來越差，走路的步伐越來越不穩當，顫顫巍巍，而身邊卻沒有一個人陪伴，更別談照顧。
獨自住在小平房里的鄧學貴，經常望著以前滿是戰友，如今卻空蕩蕩的小巷發呆，內心感到十分無助。
父母在時，人生尚有來處；父母走后，人生只剩歸途。
終于，2019年秋的一天，望著秋風中一片片凋零的黃葉，96歲的鄧學貴拿起電話，抱著「侄子真的會愿意來臺灣接一把老骨頭回家養老嗎」的疑問，忐忑不安地撥通了海峽對岸的電話，鼓起勇氣向侄子鄧友軍說出了內心的想法，于是便出現了開頭那一幕。
「好！」
鄧學貴沒有想到，自己剛忐忑不安地講完，電話那頭的侄子竟毫不猶豫地答應了。
鄧學貴心頭一暖，頃刻之間，老淚流了一臉。
鄧友軍不僅一口答應，他記下了大伯說不習慣「旱廁」的樣子，還細心地計劃著如何改造老家的房子，方便大伯的日常起居。之前，家里人已經在大伯父的幫助下住上了兩層的磚瓦房，空間足夠大。鄧友軍挑了一間陽光好的大房間，裝上了空調，并規劃著把房間旁邊的谷倉改成一個廁所，這樣可以讓大伯住得更舒服。
除此之外，鄧友軍還和家人商量好了，接下來大伯交給他和妻子來輪番照顧，伯父來湖南后一定能安享晚年。
很多年里誰也沒有他的消息。1987年，母親王愛琴帶著無限遺憾離開了這個世界，病逝前，意識模糊的她嘴里還在不停念叨：「我的兒啊，媽想你啊......」
母親去世后，鄧學文覺得哥哥四十年都杳無音訊，多半是死在了戰爭中，于是，給鄧學貴也「辦了后事」，將其「遺物」埋在了母親墓地附近。
沒到的是，次年，鄧學文從臺灣返回常寧的老鄉口中得知哥哥還活著！而且還知道了鄧學貴的住址——臺灣的桃園市，原來是兩岸長期隔絕才使得一家人多年來互相斷了音訊。
可惜鄧家得知這個消息太晚，多年期盼兒子歸鄉的母親已經帶著無盡遺憾去世了。
為了盡快見到哥哥，鄧學文立刻委托了那位老鄉帶了一封家書給鄧學貴。
3、泣血相見
聽著老戰友念著弟弟寫的家書，鄧學貴早已熱淚盈眶，獨自在臺灣生活的他，沒什麼文化，多年來未成家，只能靠著每月幾十塊錢的補助生活，日子最窘迫的時候連一包五毛錢的煙都買不起，更別提去醫院治療自己的眼疾。
日子雖然苦，但他一想到家人，咬咬牙還是挺了過來，沒想到有生之年還真讓他等到了家人的好消息——家里地址一直沒變，想必也是希望戰爭結束后，他能早日歸來，不過最讓他高興的是，這麼多年過去母親依然「健在」。
想到這里，鄧學貴再也忍不住了，他想要趕緊回到家鄉，看看自己的親人，于是迅速準備起回鄉的事宜。
返回家鄉的過程并不簡單——
1、車費很貴。當時兩岸連接的交通工具只有船和飛機，票價大幾百甚至上千塊錢，對于一個月收入僅有幾十元的老兵來說，價格實在過于昂貴。
2、路途遙遠。鄧學貴已是六、七十歲的老人，從臺灣到大陸距離遙遠，再轉車回湖南老家的小村莊還需要一天左右的時間，實在過于勞累辛苦。
3、手續繁瑣。當時雖然準許兩岸來往，但是辦理通行證件的過程十分繁瑣，需要身份證、居住證、海峽對岸親人的各種詳細信息等，辦下來需要十多天，除此，每次想要回鄉探親都需要再次走同樣的流程，十分麻煩。
鄧學貴本就認識的字不多，辦理手續登記信息時只能找識字的老鄉幫忙，前前后后跑了許多趟才辦下來。
另外，他雖然每月的收入不多，但一人獨居花費并不多，這麼多年來摳摳搜搜地過著，也攢了一些錢。
終于，1988年，鄧學貴踏上了回鄉的旅途，一路上他的臉上的笑容沒有停止過，這樣的好心情使得他忘記了一路的舟車勞頓。
當鄧學貴回到湖南老家，高興地喊著「媽」卻沒有人回應，他心一沉，邁著蹣跚的腳步，尋邊整個房子后卻怎麼也沒有看見思念許久的母親，這時他才注意到站在一旁弟弟和侄子都低著頭不敢看他，才恍然大悟——弟弟信中說母親健在，是在騙他。
氣憤、悲傷交加的鄧學貴朝著弟弟揚起了手中的拐杖，又嘆息地放了下來，也不能怪弟弟，都是自己離開家鄉太久，沒能給母親盡孝。
后來，據鄧友軍描述，大伯在奶奶的墳前一邊哭一邊磕頭，把頭磕得血淋淋的。
闊別家鄉數十載，雖然母親已不在世上，但再次看到四十年未見的弟弟，以及素未謀面的侄子，鄧學貴仍覺得十分親切。
看著侄子已經到了談婚論嫁的年齡，卻還和父母住在低矮的土坯小平房里住著，鄧學貴直接掏出錢幫他們蓋了一棟兩層的磚瓦房。他還告訴弟弟、妹妹一定要讓孩子多讀書，沒錢供他們讀書就找自己，他來想辦法贊助學費。
這一趟回鄉，鄧學貴待了快一個多月，他每天過著幫弟弟妹妹們做點輕松的農活，聊聊天的日子，十分快樂。
從第一次探親到上世紀末，鄧學貴一共返鄉4次，每次來他都帶著錢和各種用品給弟弟妹妹以及老家的鄉鄰們，還出錢重新修繕村里破舊的小學。那個年代缺衣少食，能有這樣的幫助，大家都十分感激這個「大富豪」，每次鄧學貴來，鄉鄰們無不殺雞宰羊地盛情款待。
4、葉落歸根
鄧學貴一生未結婚，無兒無女，所有的親戚都在大陸，只有他一人獨自在臺灣生活，因此，弟弟鄧學文總是勸他留在湖南生活，但鄧學貴不愿意，一直借口說，老家的生活條件不好，只有旱廁，他不習慣。
然而實際上，有兩個問題困擾著他，讓他無法下定決心回到家人身邊——
第一個問題，他沒有村民們想象中的富有，資助的錢都是自己一點點省下來的，害怕自己又老又窮還有眼疾，只會拖累家人，被大家嫌棄。
另一個便是他放心不下臺灣相處幾十年的老戰友們。在臺灣孤苦無依，無親無故的時候，是這些老戰友照顧著他，腿腳不便的時候，只會講常寧方言的他都沒辦法和臺灣賣菜的商販交流，都是這些老戰友幫他買來一日三餐所需食材。在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朝夕相處和互相照顧中，他們建立了堪比骨肉的友情和親情。
然而，隨著時間的流逝，身邊的戰友也一個個相繼離世，自己的年紀越來越大，身體越來越差，走路的步伐越來越不穩當，顫顫巍巍，而身邊卻沒有一個人陪伴，更別談照顧。
獨自住在小平房里的鄧學貴，經常望著以前滿是戰友，如今卻空蕩蕩的小巷發呆，內心感到十分無助。
父母在時，人生尚有來處；父母走后，人生只剩歸途。
終于，2019年秋的一天，望著秋風中一片片凋零的黃葉，96歲的鄧學貴拿起電話，抱著「侄子真的會愿意來臺灣接一把老骨頭回家養老嗎」的疑問，忐忑不安地撥通了海峽對岸的電話，鼓起勇氣向侄子鄧友軍說出了內心的想法，于是便出現了開頭那一幕。
「好！」
鄧學貴沒有想到，自己剛忐忑不安地講完，電話那頭的侄子竟毫不猶豫地答應了。
鄧學貴心頭一暖，頃刻之間，老淚流了一臉。
鄧友軍不僅一口答應，他記下了大伯說不習慣「旱廁」的樣子，還細心地計劃著如何改造老家的房子，方便大伯的日常起居。之前，家里人已經在大伯父的幫助下住上了兩層的磚瓦房，空間足夠大。鄧友軍挑了一間陽光好的大房間，裝上了空調，并規劃著把房間旁邊的谷倉改成一個廁所，這樣可以讓大伯住得更舒服。
除此之外，鄧友軍還和家人商量好了，接下來大伯交給他和妻子來輪番照顧，伯父來湖南后一定能安享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