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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5男子本想去印尼多賺點錢,結果現實和承諾并不對板,于是他們逃到了馬來西亞~

“我在肯達里, 我要回家。 ”5名中國男子舉著這張“求助”紙, 試圖尋求一條回家之路。

他們均來自河南, 今年3月通過江蘇某公司前往印尼打工, 本想多掙幾個錢貼補家用, 沒想到“演變成一場噩夢”。

到了印尼后他們發現, 出國前得到的承諾并沒有兌現, 他們不僅沒能拿到足夠的工資, 護照還被收走。 他們想回家, 卻被告知要交7.5萬元的“回國費”。 幸而中國駐印尼大使館干預, 這筆錢才退還給他們。

因要不回護照, 他們鋌而走險偷渡至鄰國馬來西亞, 打算從馬來西亞回國, 卻被馬來西亞警方在海邊抓捕。 因違反移民法律,

當地法院原定對他們提起訴訟, 不過家屬稱, 他們找到一位愿意為他們提供免費幫助的律師, 達成了庭外和解, 在中國駐馬來西亞大使館的幫助下, 這5人將直接進入遣返程序。

11月初, 大河報記者致電中國駐馬來西亞大使館, 工作人員表示, 已接到申請, 需要國內核實他們的身份, 完成即可執行遣返回國程序。 11月14日, 一位家屬表示, 手續已走完, 目前還在馬來西亞移民局, 買到機票就能回國。

● 出國打工, 承諾成空

“這是打工十幾年以來第一次遇見這種事。 我老公平時就舍不得花錢, 我們家兩個孩子還有老人, 他就是想多掙點錢。 ”

說這話的是河南焦作農民工魏鵬杰的妻子張婭杰。

今年3月, 31歲的魏鵬杰通過工友介紹, 決定前往印尼打工。 對方告訴他們, 在印尼肯達里每天工作9個小時, 一個月保底27天工, 每天的薪水是500元人民幣(約合330令吉)。

此外, 每個月會發1萬元人民幣(約合6520令吉)的生活費。 工期是5個月, 他們只需要干滿6個月, 現場結清薪水就可以回國。 對方還告訴他們,

工地休息日每天會補助200元(約合130令吉), 回國隔離14天每天也能補助200元。

算算賬, 出國6個月, 除去吃喝, 怎么也能帶回家大約10萬塊(約合65000令吉)。

張婭杰擔心印尼的疫情, 猶豫是否該讓他去。 魏鵬杰堅持要去。 “他覺得去那邊穩定, 可以一次干半年。 在國內經常只能干三四個月, 就不好找活兒了。 ”張婭杰說。

魏鵬杰十幾歲就開始干工地, 跑過國內二三十個城市, 電焊、起重、吊車, 他都會。 張婭杰在村子周邊的電子廠上班, 家里有兩個兒子, 大的10歲, 小的3歲。

幾年前, 魏鵬杰去過迪拜打工, 有這出國的經歷, 張婭杰也沒太擔心, 由著丈夫去了。

這次去印尼, 是為江蘇“某龍”鎳業公司的外包公司完成工期項目。 張婭杰說, 出國之前, 公司沒有給他們簽訂任何合同,

幾人先是乘坐大巴去了南京, 隔離一周后, 飛往印尼。

抵達印尼工廠后, 他們發現現實和承諾并不對板。 “之前說好的一天工作9小時變成了9個半小時, 而且沒有休息時間。 我們在工地抽根煙休息會被拍照作為扣工資的證據。 ”

據張婭杰說, 只有第一個月他們收到了約定的生活費1萬元,

前三個月工作期間多次要求簽合同都未能簽訂。 在6月初, 項目包工頭拿出“工程勞務合同書”, 他們發現, 本來約定的每個月生活費1萬元成了1000元, 還要求他們“需要等到項目結束才能回國, 不可以中途或者提前回國”。

也就是說, 哪怕干滿6個月, 也無法回家。 于是他們決定不簽署合同, 幾人有了回國的念頭。

項目甲方某龍鎳業11月接受大河報采訪時稱, 這些人員屬于外包公司, 與其無關。 而外包公司榮誠環保工程有限公司一陸姓負責人則稱, 5名工人在說謊。 記者提出可提供相關證據做出具體解釋, 該負責人表示現在不想具體說, 沒有提供任何證據。

介紹幾人一起去印尼的工友則稱, 自己也是受害者,來之前并不知道這里的情況,和他們5人一起去印尼的工友還有22個,所承諾的工資的確沒有兌現,很多人被降低了工資。但承諾的生活費自己收到了。工期說的6個月現在已經沒有期限。大家都想回國。

該工友表示,某龍鎳業在當地項目有三期,大約有二三十個外包隊,粗略估計有中國工人三四千人。

工作環境

多名在印尼工作過的工人說,他們前往印尼該工廠工作,辦的都是商務簽證,沒有合法工作身份,無法獲得印尼當地法律的保護。

他們想回國,卻需要等公司“安排名額”,有的外包隊活兒少,工人就閑著等,等三四個月的也有。如果罷工或者鬧事,公司會派他們聘請的保安把人帶走控制起來,所以不敢鬧事。

工人們稱,工地醫療條件很差。“平常感冒都是拿點藥片,針劑都沒有,外出看病也很麻煩,需要開出門證,找翻譯,到醫院起碼需要三個多小時,如果有疾病會耽誤。”

大河報記者得知,7月底,56歲的江蘇勞工張廣永在印尼這座工廠里死亡,公司告訴他國內的兒子張超,是由于糖尿病搶救無效死亡,而張超懷疑,父親是感染了新冠肺炎沒有得到及時救助而死。父親的真實死因和遺體去向成謎,張超至今走在尋找真相的路上。11月初,張超父親印尼打工死亡的故事被國內多家媒體報道。

居住環境

● 鋌而走險,偷渡鄰國被抓

6月11號,魏鵬杰等人向公司提出辭職申請。

這之前,他們的護照在3月份抵達印尼做核酸檢測時被統一收走,之后護照再沒回到自己手里。工業園區門口有內保持槍把守,需要相關部門的便條才可以走出工業園區。

他們的家屬曾向中國駐印尼大使館尋求領事協助,家屬說,中國駐印尼大使館立即給該公司發了信函,向其施壓。魏鵬杰等人在求助信中說,收到大使館信函后,老板向他們發火,工人們害怕,只好買了水果和煙向其鞠躬道歉。老板告訴他們,回國需要交7.5萬人民幣的費用。

場面陷入僵局。這時,某龍鎳業公司旗下另一個外包公司的老板找到他們,說5萬就可以回國了,還幫助他們聯系退護照事宜。

他們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提出愿意支付這5萬塊。國內的家人們通過借貸湊齊了錢,支付了共計25萬的回國款,他們便一直在等護照,做夢都想快點回國。

工人張強的妻子王蘭說,當時他們打電話回來時信誓旦旦,家人心中都充滿了希望。然而他們在肯達里等了七八天,每天在詢問護照在哪里,沒有音訊。在等待的時間里,他們每天給家里打電話,精神越來越焦慮,他們每天只能吃方便面,無法走出廠外,不會說任何外語。

隨后,他們又被告知需要再交2萬元才能回國。回家的希望更渺茫了。于是他們向社會發送了求救信,通過自媒體“印尼那些事兒”發布在微信公眾號上。求救信的圖片中,5人每人舉著一張紙,上面寫著“我在肯達里,我想回家”。

求救信發出后,他們迅速得到了中國駐印尼大使館和其他社會各界的幫助。隨后,他們收到了“回國款”的退款,25萬元扣除生活費,退了23.5萬元。

國內的親人們曾聽他們說,有人告訴他們可以通過蛇頭組織(即“偷渡”組織者)將他們送回中國。親人們極力阻止,勸他們找正規途徑回國。

然而,9月19日凌晨,5人中有人向家屬發了一個在馬來西亞邊境的地圖截圖,隨后失聯。

家屬后來得知,在認為不可能拿到護照的情況下,幾人聽信了蛇頭的話,交了一萬多元,選擇花錢碰運氣偷渡至馬來西亞,卻不料被守在岸邊的馬來警方抓捕。

所吃食物

● 大使館已接到申請,買到機票即可回國

除了魏鵬杰外,被馬來西亞警方抓住的另外4人是來自安陽和漯河兩地的工人田明鑫、張強、郭培陽和張振杰。

據媒體報道,馬來西亞步兵第三師總部在一份聲明中披露,當地時間9月19日深夜,被捕的偷渡人員共有15人,包括5名中國籍男子、5名印尼籍男子和5名印尼籍婦女。觀察人員首先發現可疑船只,于夜里11時30分進行突襲,逮捕了15名據信藏匿在賈蘭丹瓊巴勞海灘的非法偷渡者。

這個境況讓王蘭非常震驚,她說,這是丈夫打工十幾年里第一次遇見這種事。“有的人會說我們活該,當初為什么要讓他們出去。他們出去打工的目的和所有人一樣,就是掙點錢回家過日子。而且當時他們出國時說是熟人介紹的,印尼確實也有這家工廠還是大企業,他們也不是第一次出國。”

記者注意到,中國勞工已經多次因非法移民身份被印尼執法機構逮捕。在2016年末,印尼移民局拘禁了19名在某龍鎳業從事普工工作的中國勞工。最引起轟動的是印尼空軍逮捕了5名在雅加達哈林機場修建雅萬高鐵的中國工人。

事件發生后,有關方面也在斡旋解決。11月初,幾名工人在馬來西亞的14天隔離期過去,在馬來西亞移民局等候回家。中國駐馬來西亞大使館工作人員透露,收到幾位工人遣返回國的申請后,國內調查核實身份后即可回國。

11月14日,張婭杰表示,大使館的手續已經走完,眼下,買到機票就能回國。

自己也是受害者,來之前并不知道這里的情況,和他們5人一起去印尼的工友還有22個,所承諾的工資的確沒有兌現,很多人被降低了工資。但承諾的生活費自己收到了。工期說的6個月現在已經沒有期限。大家都想回國。

該工友表示,某龍鎳業在當地項目有三期,大約有二三十個外包隊,粗略估計有中國工人三四千人。

工作環境

多名在印尼工作過的工人說,他們前往印尼該工廠工作,辦的都是商務簽證,沒有合法工作身份,無法獲得印尼當地法律的保護。

他們想回國,卻需要等公司“安排名額”,有的外包隊活兒少,工人就閑著等,等三四個月的也有。如果罷工或者鬧事,公司會派他們聘請的保安把人帶走控制起來,所以不敢鬧事。

工人們稱,工地醫療條件很差。“平常感冒都是拿點藥片,針劑都沒有,外出看病也很麻煩,需要開出門證,找翻譯,到醫院起碼需要三個多小時,如果有疾病會耽誤。”

大河報記者得知,7月底,56歲的江蘇勞工張廣永在印尼這座工廠里死亡,公司告訴他國內的兒子張超,是由于糖尿病搶救無效死亡,而張超懷疑,父親是感染了新冠肺炎沒有得到及時救助而死。父親的真實死因和遺體去向成謎,張超至今走在尋找真相的路上。11月初,張超父親印尼打工死亡的故事被國內多家媒體報道。

居住環境

● 鋌而走險,偷渡鄰國被抓

6月11號,魏鵬杰等人向公司提出辭職申請。

這之前,他們的護照在3月份抵達印尼做核酸檢測時被統一收走,之后護照再沒回到自己手里。工業園區門口有內保持槍把守,需要相關部門的便條才可以走出工業園區。

他們的家屬曾向中國駐印尼大使館尋求領事協助,家屬說,中國駐印尼大使館立即給該公司發了信函,向其施壓。魏鵬杰等人在求助信中說,收到大使館信函后,老板向他們發火,工人們害怕,只好買了水果和煙向其鞠躬道歉。老板告訴他們,回國需要交7.5萬人民幣的費用。

場面陷入僵局。這時,某龍鎳業公司旗下另一個外包公司的老板找到他們,說5萬就可以回國了,還幫助他們聯系退護照事宜。

他們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提出愿意支付這5萬塊。國內的家人們通過借貸湊齊了錢,支付了共計25萬的回國款,他們便一直在等護照,做夢都想快點回國。

工人張強的妻子王蘭說,當時他們打電話回來時信誓旦旦,家人心中都充滿了希望。然而他們在肯達里等了七八天,每天在詢問護照在哪里,沒有音訊。在等待的時間里,他們每天給家里打電話,精神越來越焦慮,他們每天只能吃方便面,無法走出廠外,不會說任何外語。

隨后,他們又被告知需要再交2萬元才能回國。回家的希望更渺茫了。于是他們向社會發送了求救信,通過自媒體“印尼那些事兒”發布在微信公眾號上。求救信的圖片中,5人每人舉著一張紙,上面寫著“我在肯達里,我想回家”。

求救信發出后,他們迅速得到了中國駐印尼大使館和其他社會各界的幫助。隨后,他們收到了“回國款”的退款,25萬元扣除生活費,退了23.5萬元。

國內的親人們曾聽他們說,有人告訴他們可以通過蛇頭組織(即“偷渡”組織者)將他們送回中國。親人們極力阻止,勸他們找正規途徑回國。

然而,9月19日凌晨,5人中有人向家屬發了一個在馬來西亞邊境的地圖截圖,隨后失聯。

家屬后來得知,在認為不可能拿到護照的情況下,幾人聽信了蛇頭的話,交了一萬多元,選擇花錢碰運氣偷渡至馬來西亞,卻不料被守在岸邊的馬來警方抓捕。

所吃食物

● 大使館已接到申請,買到機票即可回國

除了魏鵬杰外,被馬來西亞警方抓住的另外4人是來自安陽和漯河兩地的工人田明鑫、張強、郭培陽和張振杰。

據媒體報道,馬來西亞步兵第三師總部在一份聲明中披露,當地時間9月19日深夜,被捕的偷渡人員共有15人,包括5名中國籍男子、5名印尼籍男子和5名印尼籍婦女。觀察人員首先發現可疑船只,于夜里11時30分進行突襲,逮捕了15名據信藏匿在賈蘭丹瓊巴勞海灘的非法偷渡者。

這個境況讓王蘭非常震驚,她說,這是丈夫打工十幾年里第一次遇見這種事。“有的人會說我們活該,當初為什么要讓他們出去。他們出去打工的目的和所有人一樣,就是掙點錢回家過日子。而且當時他們出國時說是熟人介紹的,印尼確實也有這家工廠還是大企業,他們也不是第一次出國。”

記者注意到,中國勞工已經多次因非法移民身份被印尼執法機構逮捕。在2016年末,印尼移民局拘禁了19名在某龍鎳業從事普工工作的中國勞工。最引起轟動的是印尼空軍逮捕了5名在雅加達哈林機場修建雅萬高鐵的中國工人。

事件發生后,有關方面也在斡旋解決。11月初,幾名工人在馬來西亞的14天隔離期過去,在馬來西亞移民局等候回家。中國駐馬來西亞大使館工作人員透露,收到幾位工人遣返回國的申請后,國內調查核實身份后即可回國。

11月14日,張婭杰表示,大使館的手續已經走完,眼下,買到機票就能回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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