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徽派建築， 在秋色的映襯下， 美如一副天生畫卷。 來源@圖蟲創意
在山水， 在村落
在徽商氣度， 在士子風流
幾乎每一個建築系或美術系的學生，
在他們寫生的畫冊裡， 粉牆黛瓦的古屋靜默在小橋流水之間， 這些徽派建築， 仿佛本身就是從水墨丹青中跑出來的， 執筆者要做的只是將之「臨摹」回紙上而已。
雖然「徽派建築」廣為人知， 其名稱卻經常會被理解成「安徽風格的建築」。 實際上， 不管是「徽派建築」的「徽」， 還是「安徽」的「徽」， 都來源于一個正在消逝的古地名——徽州。
那麼， 徽州到底去哪了？
徽州， 只剩下一座黃山？
古徽州在今江西、安徽、浙江三省交界之地。
從北宋末年改「歙（shè）州」為「徽州」， 到辛亥革命之後「廢府存縣」， 除元末曾短暫改稱「興安府」外， 徽州之名先後沿用將近780年之久。
其區域也一直保持著唐朝所奠定的「一府六縣」格局， 下轄歙縣、黟（yī）縣、休甯、祁門、績溪、婺源六縣。
而至近代， 徽州府經歷了行政區劃的變革， 被「掐頭去尾」——先是最南邊的婺源轉隸江西， 後則最北邊的績溪劃歸安徽宣城， 同時撤銷了徽州地區， 主體部分作為今天黃山市存在， 其下僅保留一個徽州區， 面積不過古徽州的百分之三。
對于更名「黃山」這件事， 老徽州們心情頗為複雜：一方面所謂「黃山歸來不看嶽」， 黃山一直是徽州的驕傲， 生活在水墨畫似的黃山腳下， 徽州人對于他鄉的山， 大多是瞧不上的；
然而真要以一座山來作為市名， 本地人卻也不太高興， 套用汪曾祺老先生說高郵鹹鴨蛋的一句話， 「好像我們那窮地方就出石頭似的！」
徽州確實「出石頭」，但遠不止黃山一座。
歷經多次地層的斷裂，徽州地區的中部形成了斷陷盆地，兩側斷塊則隆起成山，因而境內多山地丘陵，自古被稱為「山限壤隔之地」。據《徽州地區簡志》所載，徽州地區在撤銷轄區前面積13403平方公里，其中山地丘陵總面積達到了10578平方公里。
在北部，黃山山脈綿亙東西，為長江水系與錢塘江水系之分水嶺，其蓮花峰海拔1864.8米，在高度上冠絕全省；往東南一帶，白際山與天目山連做一片，作為浙江與安徽二省的界山；到西南，五龍山分隔了婺源與休寧，在撤銷徽州地區後，則成為了贛、皖兩地的分界。從地圖上看，整個徽州四面八方都被群山包圍，連天際峰，飛鳥難度。
正是因為連綿的山，催生出了徽州的新安畫派，多以徽州的黃山、白岳（齊雲山）為題材，其畫風簡淡高古，別開生面。自開創以來，歷朝歷代名家輩出，清初以畫家漸江為首；到近現代，山水畫宗師黃賓虹也受「新安畫派」影響頗深。
而在徽州的「八山一水半分田」的格局中，水的作用同樣不容忽視。
以黃山一脈為界，徽州境內的青弋江往北匯入長江，閶（chāng）江、樂安江則向南流入鄱陽湖。而徽州的母親河新安江，為錢塘江水系之上游，其南支稱為率水，北支喚作橫江，兩者在屯溪大橋之下匯合後始稱新安江，流經休寧、歙縣後，在浙江的淳安縣內蓄水成壩，誕生了有「天下第一秀水」之稱的千島湖。
在連綿起伏的山地中，發源于其間的流水不斷向低處的盆地彙集，歷經長久的沖刷，形成了大小不一、相對平緩的土地。
在溪水匯成河流之後，這些利于農植的沿江盆地，面積小而零碎，如同被江河串起來的珍珠，卻成為了徽州人最初安身立命的根本，因而徽州的村落大多「依山建屋，傍水結村」。
在徽州，山水的作用遠不止觀賞。
四圍的群山如同堅厚的壁障，隔絕了動盪年代戰火的衝擊；蜿蜒的河流則灌溉出肥沃的良田，開闢出人們繁衍生息的空間。
獨特的地理環境，使得徽州成為了一方「桃花源」式的秘境，使之寬容地接納著漂泊無定的他鄉之客，讓這裡成為他們新的故鄉。
在徽州，聽見歷史的迴響
徽州是一處廣納天下遊子的溫柔鄉。當我們尋找徽州的時候，會發現她既是許多故事的「歸處」，也是新的起點，如同參天大樹，枝葉繁茂，記錄著「歷史的迴響」。
西元904年，大唐早已陷入風雨飄搖之中。
天下藩鎮割據，權臣朱溫逼迫唐昭宗遷都洛陽，在途經陝州（在今河南三門峽）的時候，皇后何氏誕下一子，因前路未蔔、生死難料，故將幼子轉交給了親信婺源人胡三。
胡三不辱使命，把這個孩子帶回家鄉，易姓為胡，取名「昌翼」。至後唐同光三年（925年），弱冠後的胡昌翼考中明經科進士，胡三才將其身世一一相告。
這本來或許是一個「哈姆雷特」式的復仇故事。然而胡昌翼卻選擇了終身不仕，一生隱居于婺源考水，治經授業。他的後人在宋代元豐年間遷至黟縣的西遞村，開枝散葉，「紅頂商人」胡雪巖、著名學者胡適，都是這支李唐血脈的後代。
因避難而到來，並紮根此地的，胡昌翼既不是第一個，也不是最後一個。唐代「安史之亂」爆發後，曾有數十個大姓遷至徽州，在這片山水田園安居下來。而在這之前與之後，歷史上赫赫有名的兩次「衣冠南渡」——「永嘉之亂」後的晉南渡與「靖康之難」後的宋南渡時期，都有大規模的北方士族陸續避禍而來。
龐大的移民群體裹挾著歷史的碎片，在這片土地上歸于雲淡風輕，只剩下些許舊跡——至今，西遞村的追慕堂中，依舊供奉著先祖李世民的塑像，兩廂繪有豐腴肥碩的「昭陵六駿圖」，讓人不時想起唐人的審美；
而歙縣的唐模村，得名于唐末時汪氏子孫對于盛世繁華的追憶，他們的祖先正是唐越國公汪華，村中那株五代時栽種的銀杏樹，則早已見證了百代的興衰。
由于徽州人多系中原士族的後裔，厚重的血脈傳承，使得他們特別看重宗族關係；加上作為「程朱理學」開創者程顥、程頤及集大成者朱熹的故鄉，理學中森嚴的宗法制度，在這片土地上盛行。
因而徽州人往往按照姓氏，聚族而居形成「一姓之村」，並在井然有序之中，規模日益壯大。
然而，人口的增加也使得原本多丘陵而少平地的徽州，難以養活這片土地上的千門萬戶，因而大量的徽州人只能走出家園，明朝王世貞曾言：「大抵徽歙，人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說的就是徽州人大半都在外頭打拼。
此時，曾經庇護著這方「世外桃源」的群山，成為了阻攔「徽駱駝」們的絆腳石。為了走出去，經歷數代的篳路藍縷，徽州人在崇山峻嶺間開闢了通向四方的古道。
而四通八達的水系，則成為了徽州商人們先天的地理優勢。往東沿新安江而下，經富春江、錢塘江，即可抵達杭州，進入浙江最富庶的杭嘉湖一帶；向北入長江，順流而下則可至南京、鎮江、揚州，經京杭大運河溝通各地。
所謂「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歲，往外一丟」，正是這些早早背負著家族使命的徽州人，或在外經營，成為了富甲一方的名商巨賈；或有一技之長，是遠近馳名的能工巧匠；而留守在家的，發掘出家鄉的特色物產，通過水陸交通供向各地；更多的，則潛心治學，參與科舉考試，走上了仕途。
他們同心協力創造出來的物質、文化財富，支撐起整個徽州的興盛繁榮，而人們記憶裡的徽州，同樣隱藏在這些人留下的痕跡之中。
士農工商，全面發展
徽州到底給我們留下了什麼？
假如把歷史比作一個大班級，那徽州一定是班裡最優秀的學生。這位「優等生」交出的「作業」，涵蓋了「士農工商」的方方面面；並有著「特長學科」，在商業上具有突出成就，打通了「商」與「士」之間的隔閡，形成徽州人的「儒商」模式。
然而徽州人取得的斐然成績，是被環境逼出來的。
古徽州在萬山環抱之中，山嶺間水流湍急，不易蓄水，儘管土地肥沃，卻缺少灌溉條件。《歙縣誌》中稱其「十日不雨，則仰天而呼」，而「一朝雨過，山漲暴出，其糞壤之苗又蕩然空矣」，因此當地居民深受洪澇之災。
為了保留僅有的耕地，徽州人不斷地開闢池塘、修築堤壩，將水引入農田之中，不僅解決了灌溉問題，還將湍急的河流改造成了利于行船的航道。
被稱作「江南第一都江堰」的漁梁壩，幾百年前就成為了新安江上商賈往來的碼頭，以至于被視為徽商興起的源頭。直至今日，這座歷經滄桑的水利工程仍保存完好，向世人展示著古代勞動人民的智慧。
可是就算解決了農田，土地的稀缺依然是徽州的大麻煩，今天形勢依然嚴峻的「住房問題」，在當時也困擾著「地少人多」的徽州，尤其是徽州人多遷自中原一帶，住慣了北方閉合式的大院子，難以適應當地的條件。
因此，徽州的匠人們彙集了南北之長，在北方院落的基礎上融入了南方人架樓而居的特點，將寬闊的庭院逐步縮減成集採光、取水、通風、裝飾等功效于一體的「天井」，並在屋頂上架設昂然挺立的「馬頭牆」，解決了緊湊院落間火災易于蔓延的問題。
本是在解決住房問題中產生的「徽派建築」，卻在徽州人匠心之下，成為了文化元素符號之一，粉牆黛瓦，驚豔了世人。近在無數人夢中江浙一帶的「小橋流水人家」，遠在貴州大山深處的屯堡裡，都有著「四水歸堂」的天井、馬頭牆和粉牆黛瓦這些徽派建築元素的痕跡。
如果說徽派建築的誕生是為了解決「住房難」，那麼房屋間裝飾的「徽派三雕」——磚雕、石雕和木雕則體現了精緻的徽州人對于審美的追求。從山水人物到鳥獸蟲魚，皆在徽州人的一室之內。而隨著徽商的崛起，「徽派三雕」的技藝，也走向了大江南北。
僅明朝嘉靖41年，徽州官定註冊的工匠就有3066人。這些徽州匠人將徽州工藝帶向全國各地，在揚州的園林中，隨處可見他們的印記，連古今儒生的聖地——曲阜孔廟的修建，也有他們的參與，其大成殿前栩栩如生的石雕龍柱，正是徽派匠人的手筆。
而徽州人的「士農工商」之路，又以徽商最為人所稱道。最開始徽商的崛起，可謂兼具天時、地理與人和的功勞。
由于耕地稀少，徽州人經商的風氣早就開始流行，唐人白居易在《琵琶行》中所言「商人重利輕別離，前月浮梁買茶去」的浮梁，即在當時徽州的祁門縣，可見祁門一帶在唐朝已有茶葉生意往來。徽州人的商業頭腦，早早就開始形成。到今天，祁門紅茶早已成為了中國十大名茶之一。
而從南宋遷都臨安（今杭州）開始，經濟中心逐漸南移，到明清時期，徽州不遠處的長江三角洲，已成為了全國經濟最發達、人口最稠密的市場。徽商的發展不再受到本地的制約，經營范圍也不再局限于藥材、茶葉、紙墨等故鄉物產，而發展為食鹽、當鋪等高利潤的產業，此為地利之便。
人和，則在于徽州人深重的宗族觀念。由于遷來之時，就多以家族為單位，徽州人的骨子裡傳承著中原帶來的宗族文化，出門做生意，自然而然形成了同姓的徽州商幫；而這樣的文化使得他們對于同鄉的情誼也尤為看重，無論走到哪，徽州籍商人大多會守望相助。
因而到明清，徽商的影響力達到了全盛時期。當時最繁華的揚州，被戲稱為「徽州人的殖民地」（語出《五石脂》），徽州籍的名商巨賈幾乎個個「腰纏十萬貫」、「富以千萬計」，甚至「百萬以下者，皆謂之小商」。
當時徽商的步伐遍佈全國各地，以揚州為核心，北至幽燕（北京一帶），南及閩、粵，西通關、隴，東居蘇、杭，更佔據了重要港口，做起了海上生意。
家大業大的徽商，回過頭來不遺餘力地反哺家鄉，除了賑濟災民、興修水利 、建造宗祠，最重要的在于「投資」興辦了大量的書院，扶持同宗族的學子參與科舉考試，使得「天下書院最盛者，無過東林、江右、關中、徽州」。
雄厚的教育實力，使得本就身為「程朱理學」之鄉的徽州科名更盛。明清時期，徽州的進士人數位居各府前列，以至盛傳了許多「科舉佳話」，有「連科三殿撰，十裡四翰林」，有「兄弟九進士、四尚書者」、「一榜十九進士者」，這些金榜題名之人，有不少後來都入朝為官，尤其是歙縣人許國，在明萬曆年間獲封武英殿大學士，死諡「文穆」。至今在其家鄉，還立有一座「不合禮制」的八柱牌坊。
而這股「亦賈亦儒」的風氣，同樣反過來使得徽商在商、政二界左右逢源。在鼎鼎大名的「紅頂商人」胡雪巖之前，乾隆時期的「揚州八大商」之首江春，就曾「以布衣上交天子」，成為兩淮鹽業的總商。
徽州人似乎總具有某種超前的意識，他們「讀書是功業，經商也是功業」的思想，在那個時代遙遙領先。
徽州確實「出石頭」，但遠不止黃山一座。
歷經多次地層的斷裂，徽州地區的中部形成了斷陷盆地，兩側斷塊則隆起成山，因而境內多山地丘陵，自古被稱為「山限壤隔之地」。據《徽州地區簡志》所載，徽州地區在撤銷轄區前面積13403平方公里，其中山地丘陵總面積達到了10578平方公里。
在北部，黃山山脈綿亙東西，為長江水系與錢塘江水系之分水嶺，其蓮花峰海拔1864.8米，在高度上冠絕全省；往東南一帶，白際山與天目山連做一片，作為浙江與安徽二省的界山；到西南，五龍山分隔了婺源與休寧，在撤銷徽州地區後，則成為了贛、皖兩地的分界。從地圖上看，整個徽州四面八方都被群山包圍，連天際峰，飛鳥難度。
正是因為連綿的山，催生出了徽州的新安畫派，多以徽州的黃山、白岳（齊雲山）為題材，其畫風簡淡高古，別開生面。自開創以來，歷朝歷代名家輩出，清初以畫家漸江為首；到近現代，山水畫宗師黃賓虹也受「新安畫派」影響頗深。
而在徽州的「八山一水半分田」的格局中，水的作用同樣不容忽視。
以黃山一脈為界，徽州境內的青弋江往北匯入長江，閶（chāng）江、樂安江則向南流入鄱陽湖。而徽州的母親河新安江，為錢塘江水系之上游，其南支稱為率水，北支喚作橫江，兩者在屯溪大橋之下匯合後始稱新安江，流經休寧、歙縣後，在浙江的淳安縣內蓄水成壩，誕生了有「天下第一秀水」之稱的千島湖。
在連綿起伏的山地中，發源于其間的流水不斷向低處的盆地彙集，歷經長久的沖刷，形成了大小不一、相對平緩的土地。
在溪水匯成河流之後，這些利于農植的沿江盆地，面積小而零碎，如同被江河串起來的珍珠，卻成為了徽州人最初安身立命的根本，因而徽州的村落大多「依山建屋，傍水結村」。
在徽州，山水的作用遠不止觀賞。
四圍的群山如同堅厚的壁障，隔絕了動盪年代戰火的衝擊；蜿蜒的河流則灌溉出肥沃的良田，開闢出人們繁衍生息的空間。
獨特的地理環境，使得徽州成為了一方「桃花源」式的秘境，使之寬容地接納著漂泊無定的他鄉之客，讓這裡成為他們新的故鄉。
在徽州，聽見歷史的迴響
徽州是一處廣納天下遊子的溫柔鄉。當我們尋找徽州的時候，會發現她既是許多故事的「歸處」，也是新的起點，如同參天大樹，枝葉繁茂，記錄著「歷史的迴響」。
西元904年，大唐早已陷入風雨飄搖之中。
天下藩鎮割據，權臣朱溫逼迫唐昭宗遷都洛陽，在途經陝州（在今河南三門峽）的時候，皇后何氏誕下一子，因前路未蔔、生死難料，故將幼子轉交給了親信婺源人胡三。
胡三不辱使命，把這個孩子帶回家鄉，易姓為胡，取名「昌翼」。至後唐同光三年（925年），弱冠後的胡昌翼考中明經科進士，胡三才將其身世一一相告。
這本來或許是一個「哈姆雷特」式的復仇故事。然而胡昌翼卻選擇了終身不仕，一生隱居于婺源考水，治經授業。他的後人在宋代元豐年間遷至黟縣的西遞村，開枝散葉，「紅頂商人」胡雪巖、著名學者胡適，都是這支李唐血脈的後代。
因避難而到來，並紮根此地的，胡昌翼既不是第一個，也不是最後一個。唐代「安史之亂」爆發後，曾有數十個大姓遷至徽州，在這片山水田園安居下來。而在這之前與之後，歷史上赫赫有名的兩次「衣冠南渡」——「永嘉之亂」後的晉南渡與「靖康之難」後的宋南渡時期，都有大規模的北方士族陸續避禍而來。
龐大的移民群體裹挾著歷史的碎片，在這片土地上歸于雲淡風輕，只剩下些許舊跡——至今，西遞村的追慕堂中，依舊供奉著先祖李世民的塑像，兩廂繪有豐腴肥碩的「昭陵六駿圖」，讓人不時想起唐人的審美；
而歙縣的唐模村，得名于唐末時汪氏子孫對于盛世繁華的追憶，他們的祖先正是唐越國公汪華，村中那株五代時栽種的銀杏樹，則早已見證了百代的興衰。
由于徽州人多系中原士族的後裔，厚重的血脈傳承，使得他們特別看重宗族關係；加上作為「程朱理學」開創者程顥、程頤及集大成者朱熹的故鄉，理學中森嚴的宗法制度，在這片土地上盛行。
因而徽州人往往按照姓氏，聚族而居形成「一姓之村」，並在井然有序之中，規模日益壯大。
然而，人口的增加也使得原本多丘陵而少平地的徽州，難以養活這片土地上的千門萬戶，因而大量的徽州人只能走出家園，明朝王世貞曾言：「大抵徽歙，人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說的就是徽州人大半都在外頭打拼。
此時，曾經庇護著這方「世外桃源」的群山，成為了阻攔「徽駱駝」們的絆腳石。為了走出去，經歷數代的篳路藍縷，徽州人在崇山峻嶺間開闢了通向四方的古道。
而四通八達的水系，則成為了徽州商人們先天的地理優勢。往東沿新安江而下，經富春江、錢塘江，即可抵達杭州，進入浙江最富庶的杭嘉湖一帶；向北入長江，順流而下則可至南京、鎮江、揚州，經京杭大運河溝通各地。
所謂「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歲，往外一丟」，正是這些早早背負著家族使命的徽州人，或在外經營，成為了富甲一方的名商巨賈；或有一技之長，是遠近馳名的能工巧匠；而留守在家的，發掘出家鄉的特色物產，通過水陸交通供向各地；更多的，則潛心治學，參與科舉考試，走上了仕途。
他們同心協力創造出來的物質、文化財富，支撐起整個徽州的興盛繁榮，而人們記憶裡的徽州，同樣隱藏在這些人留下的痕跡之中。
士農工商，全面發展
徽州到底給我們留下了什麼？
假如把歷史比作一個大班級，那徽州一定是班裡最優秀的學生。這位「優等生」交出的「作業」，涵蓋了「士農工商」的方方面面；並有著「特長學科」，在商業上具有突出成就，打通了「商」與「士」之間的隔閡，形成徽州人的「儒商」模式。
然而徽州人取得的斐然成績，是被環境逼出來的。
古徽州在萬山環抱之中，山嶺間水流湍急，不易蓄水，儘管土地肥沃，卻缺少灌溉條件。《歙縣誌》中稱其「十日不雨，則仰天而呼」，而「一朝雨過，山漲暴出，其糞壤之苗又蕩然空矣」，因此當地居民深受洪澇之災。
為了保留僅有的耕地，徽州人不斷地開闢池塘、修築堤壩，將水引入農田之中，不僅解決了灌溉問題，還將湍急的河流改造成了利于行船的航道。
被稱作「江南第一都江堰」的漁梁壩，幾百年前就成為了新安江上商賈往來的碼頭，以至于被視為徽商興起的源頭。直至今日，這座歷經滄桑的水利工程仍保存完好，向世人展示著古代勞動人民的智慧。
可是就算解決了農田，土地的稀缺依然是徽州的大麻煩，今天形勢依然嚴峻的「住房問題」，在當時也困擾著「地少人多」的徽州，尤其是徽州人多遷自中原一帶，住慣了北方閉合式的大院子，難以適應當地的條件。
因此，徽州的匠人們彙集了南北之長，在北方院落的基礎上融入了南方人架樓而居的特點，將寬闊的庭院逐步縮減成集採光、取水、通風、裝飾等功效于一體的「天井」，並在屋頂上架設昂然挺立的「馬頭牆」，解決了緊湊院落間火災易于蔓延的問題。
本是在解決住房問題中產生的「徽派建築」，卻在徽州人匠心之下，成為了文化元素符號之一，粉牆黛瓦，驚豔了世人。近在無數人夢中江浙一帶的「小橋流水人家」，遠在貴州大山深處的屯堡裡，都有著「四水歸堂」的天井、馬頭牆和粉牆黛瓦這些徽派建築元素的痕跡。
如果說徽派建築的誕生是為了解決「住房難」，那麼房屋間裝飾的「徽派三雕」——磚雕、石雕和木雕則體現了精緻的徽州人對于審美的追求。從山水人物到鳥獸蟲魚，皆在徽州人的一室之內。而隨著徽商的崛起，「徽派三雕」的技藝，也走向了大江南北。
僅明朝嘉靖41年，徽州官定註冊的工匠就有3066人。這些徽州匠人將徽州工藝帶向全國各地，在揚州的園林中，隨處可見他們的印記，連古今儒生的聖地——曲阜孔廟的修建，也有他們的參與，其大成殿前栩栩如生的石雕龍柱，正是徽派匠人的手筆。
而徽州人的「士農工商」之路，又以徽商最為人所稱道。最開始徽商的崛起，可謂兼具天時、地理與人和的功勞。
由于耕地稀少，徽州人經商的風氣早就開始流行，唐人白居易在《琵琶行》中所言「商人重利輕別離，前月浮梁買茶去」的浮梁，即在當時徽州的祁門縣，可見祁門一帶在唐朝已有茶葉生意往來。徽州人的商業頭腦，早早就開始形成。到今天，祁門紅茶早已成為了中國十大名茶之一。
而從南宋遷都臨安（今杭州）開始，經濟中心逐漸南移，到明清時期，徽州不遠處的長江三角洲，已成為了全國經濟最發達、人口最稠密的市場。徽商的發展不再受到本地的制約，經營范圍也不再局限于藥材、茶葉、紙墨等故鄉物產，而發展為食鹽、當鋪等高利潤的產業，此為地利之便。
人和，則在于徽州人深重的宗族觀念。由于遷來之時，就多以家族為單位，徽州人的骨子裡傳承著中原帶來的宗族文化，出門做生意，自然而然形成了同姓的徽州商幫；而這樣的文化使得他們對于同鄉的情誼也尤為看重，無論走到哪，徽州籍商人大多會守望相助。
因而到明清，徽商的影響力達到了全盛時期。當時最繁華的揚州，被戲稱為「徽州人的殖民地」（語出《五石脂》），徽州籍的名商巨賈幾乎個個「腰纏十萬貫」、「富以千萬計」，甚至「百萬以下者，皆謂之小商」。
當時徽商的步伐遍佈全國各地，以揚州為核心，北至幽燕（北京一帶），南及閩、粵，西通關、隴，東居蘇、杭，更佔據了重要港口，做起了海上生意。
家大業大的徽商，回過頭來不遺餘力地反哺家鄉，除了賑濟災民、興修水利 、建造宗祠，最重要的在于「投資」興辦了大量的書院，扶持同宗族的學子參與科舉考試，使得「天下書院最盛者，無過東林、江右、關中、徽州」。
雄厚的教育實力，使得本就身為「程朱理學」之鄉的徽州科名更盛。明清時期，徽州的進士人數位居各府前列，以至盛傳了許多「科舉佳話」，有「連科三殿撰，十裡四翰林」，有「兄弟九進士、四尚書者」、「一榜十九進士者」，這些金榜題名之人，有不少後來都入朝為官，尤其是歙縣人許國，在明萬曆年間獲封武英殿大學士，死諡「文穆」。至今在其家鄉，還立有一座「不合禮制」的八柱牌坊。
而這股「亦賈亦儒」的風氣，同樣反過來使得徽商在商、政二界左右逢源。在鼎鼎大名的「紅頂商人」胡雪巖之前，乾隆時期的「揚州八大商」之首江春，就曾「以布衣上交天子」，成為兩淮鹽業的總商。
徽州人似乎總具有某種超前的意識，他們「讀書是功業，經商也是功業」的思想，在那個時代遙遙領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