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 是一個怎樣的年份？
這一年， 中國舉辦了共產黨成立70周年大會；美國入侵伊拉克， 海灣戰爭爆發；英國首相約翰.梅傑正式訪問中國；德國議會決定將首都從波恩遷往柏林； 歐共體和歐洲自由貿易聯盟在盧森堡就建立歐洲經濟區達成協議……這一年， 各國之間還沒有達成和平與發展的長久共識， 強國與弱國之間還在開戰與停戰中殊死搏殺， 結盟與合作漸漸成為經濟體與貿易區國家的關鍵字。 整個世界都在為過去的倒退而付出代價， 又在為當下的前進而絞盡腦汁， 在這一點上， 這一年與歷史上任何一個年代都沒有太多的不同。
但當我們把目光投向北半球那個受到上帝垂詢的民族——蘇聯， 彼時正遭受著20世紀以來最殘酷最黑暗的政治恐怖與思想壓迫， 蘇聯在三天內由共和走向解體， 推翻了共產階級領導下的烏托邦體制， 導致世界經濟格局瞬間重塑， 美國正式以獨霸者的姿態佔領歷史舞臺， 偉大的共產主義帝國頃刻崩塌， 隨之崩塌的還有蘇聯人民心中那輪永不破滅的紅太陽。
在這一年， 克里姆林宮上空的三色旗取代了鐮刀與斧頭， 戈巴契夫將“核按鈕”正式移交給葉利欽政府， 共產主義為資本主義讓路， 蘇聯被無情地割裂成前後兩種樣子， 人民創造的輝煌過去被強行洗刷， 當權允諾的美好未來卻遲遲沒有出現；國家的滅亡，
時間充當著最公正的書寫者和療愈師， 以旁觀者的姿儀見證著苦難之下的蘇聯和苦難之後的俄羅斯；到了21世紀的今天， 活在新舊俄國之間的人們， 好像已經在被更多的人遺忘。 為了還原兩個時代下的民眾心聲， 探尋他們對自由、信仰以及幸福的解讀， 白俄羅斯女作家阿列克謝耶維奇花了20年時間， 走訪搜集了俄羅斯當地各個階層和背景的普通人在蘇聯解體前後所經歷的震動與創傷，
拆解的自由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馬佐夫兄弟》之《宗教大法官》一章中說道：“為什麼非要弄清楚善與惡， 這麼做真的值得嗎， 但是人總是在不斷面臨選擇， 要自由還是幸福？自由時常與痛苦相伴， 幸福卻往往失去自由。 而大多數人都選擇了第二條路。 “
二戰勝利之初， 前蘇聯人民曾有過一段自由富足的“廚房文化”生活， 當時， 每個人都會喝上一杯伏特加， 圍在一起探討文學，
然而， 解體後的蘇聯社會並沒有迎來他們曾經歷和憧憬過的自由時代， 他們漸漸認同不講實話有其社會合理性與個體無奈性。
坍塌的信仰
蘇聯元帥阿赫羅梅耶夫在蘇聯解體當天，選擇了與奮鬥一生的國家共同赴死。臨死之前，他留下了四張不那麼重要的便條以及一張頗具解釋性的文字：“當我的祖國即將滅亡，當我視為生命意義的一切都在毀滅，我已經無法繼續活下去。年齡和過去的生活賦予了我放棄生命的權力。我已經鬥爭到底。”
阿赫羅梅耶夫出生在莫爾多瓦一個偏僻貧困的鄉村，與其他擁有顯赫背景的將領不同，他一生中所有的榮耀都憑藉為國效忠而獲得，從最普通的學員一路升到軍隊金字塔的最頂端，蘇維埃政權給了他所有的一切。他深信“共產主義之巔“的存在，他相信戰鬥民族就應該以戰爭的方式實現繁榮與富強。他也是唯一一個在國家陷入危機的時刻，隻身回到莫斯科堅持政變的將領。在面對整個國家被資本主義全面侵吞，黨政幹部與精英倉皇出逃，被一一槍斃，領導人戈巴契夫猶疑搖擺，向西方力量傾斜之時，阿赫羅梅耶夫誓死都要保全他與其他無數位蘇維埃人用鮮血換來的民主與自由。在那樣的形勢下，個體有限的抗爭顯得尤為單薄與羸弱，更為諷刺的是，他的堅持在國家和人民眼中更像一出笑話。這是最可怕的地方，一位前線老兵，一生為國奉獻，堅守共產偉業，最終含恨而去。世人留給他的卻是將其死因冠以陰謀論的罪名，以及不明人士挖走他墓穴中那件鑲金的將軍服。沒有人關心他為何而死，也沒有人為他的抗爭而動容。我感到困惑，個人信仰之於國家意味著什麼?是可以隨時丟棄與破壞的玩具，還是決定民眾命運的生死狀；是否存在真正的信仰，歷史告誡著我們，信仰往往會使你陷入信與不信的兩難狀況；是否真的只有實用主義才能大行其道，但凡老實本分或固執地違背國家意志，必然付出慘痛的代價；正如克里姆林宮那位匿名官員所言：那個時候，你選擇抗爭，就是頑固不化，只會像一個白癡一樣受人譏笑，然後像垃圾一樣被人遺忘………”
埋葬的幸福
蘇聯解體之前，物質和金錢不是最重要的東西，每個人心裡只有國家和榮譽。當時，革命兵上戰場、年輕人參軍、婦人農民聽黨政宣言、教師傳授共產思想、知識份子議党議政，都是在前往幸福之路上發生的事。作者在書中寫道：“在與一個熟悉的大學老師談話時，他對我說：“九十年代末，學生們個個笑顏逐開。在我回憶蘇聯的時候，他們都堅信一個幸福的未來已經在自己眼前開啟。“可是幸福並沒有照亮蘇聯。從史達林控制民眾，幹個人崇拜，發動肅反運動，全國自上而下的”思想毒瘤“被清洗得一乾二淨，到赫魯雪夫延續崇拜之風，全面監聽民眾言論，陷整個社會的民眾于隨時被揭發的忐忑之中。許多人在赫魯雪夫式的廚房中，只敢打開噪音源討論時事，鄰居舉報鄰居，親友出賣親友。只有極少數人敢於公開與當局作對，大多數人不過是“廚房裡的持不同政見者”，在口袋裡豎起中指。
善良的民眾沒有料到，災難的結束只會引發更多的災難。很多人深陷囹圄，受到難以置信的迫害，並感到前所未有的背叛和恐慌，可惜有更多的人依然選擇信任黨和國家。或許在人性並未得到徹底解放的時候，大多數人並不被允許戰勝愚昧的幻想，他們連選擇是什麼都不知道。尤其是對於見證了史達林和赫魯雪夫一路建設強國的人們來說，最高領導是如同上帝一般的存在，他們的指示就是聖經，即便是錯誤的，也是可以被無條件擁護和原諒的。這是極其可拍的時期，幸福於他們，更像是領導人喂入口中的鴉片，只要活著，不斷吸食，就好像已經擁有了。阿列克謝耶維奇說，解體後的蘇聯人民，過得並不好，他們沒能踏上成功的轉型之路，又失去了曾經的強國之路，他們在過去和現在之間痛苦地反省，迷茫地遊移，久久不知道要在何處落腳。“幸福“二字不知從何時起，已經成為了他們心中最冷僻最陌生的詞彙。
那麼活在蘇聯之外的我們呢，亦是二手時代下微不足道的產物，時代的不斷更新更像是在重複相似的歷史時期，我們都不能在苦難中倖免過來，也無法在幸福中駐足遠眺。任憑苦難的形式如何變幻，幸福的樣子如何呈現，我們依舊是無權過問前路的棋子，無奈又順從地向前跋涉，卻看不到嶄新體面的“未來”。
我們都是思想上的倒退者，我們都只會效仿資本主義國家的一切，我們都對談論自由喪失了耐心和興趣，我們都忙著養活自己，放棄了滋養靈魂，我們都迫不及待地趕在第二條路上不再回頭……坍塌的信仰
蘇聯元帥阿赫羅梅耶夫在蘇聯解體當天，選擇了與奮鬥一生的國家共同赴死。臨死之前，他留下了四張不那麼重要的便條以及一張頗具解釋性的文字：“當我的祖國即將滅亡，當我視為生命意義的一切都在毀滅，我已經無法繼續活下去。年齡和過去的生活賦予了我放棄生命的權力。我已經鬥爭到底。”
阿赫羅梅耶夫出生在莫爾多瓦一個偏僻貧困的鄉村，與其他擁有顯赫背景的將領不同，他一生中所有的榮耀都憑藉為國效忠而獲得，從最普通的學員一路升到軍隊金字塔的最頂端，蘇維埃政權給了他所有的一切。他深信“共產主義之巔“的存在，他相信戰鬥民族就應該以戰爭的方式實現繁榮與富強。他也是唯一一個在國家陷入危機的時刻，隻身回到莫斯科堅持政變的將領。在面對整個國家被資本主義全面侵吞，黨政幹部與精英倉皇出逃，被一一槍斃，領導人戈巴契夫猶疑搖擺，向西方力量傾斜之時，阿赫羅梅耶夫誓死都要保全他與其他無數位蘇維埃人用鮮血換來的民主與自由。在那樣的形勢下，個體有限的抗爭顯得尤為單薄與羸弱，更為諷刺的是，他的堅持在國家和人民眼中更像一出笑話。這是最可怕的地方，一位前線老兵，一生為國奉獻，堅守共產偉業，最終含恨而去。世人留給他的卻是將其死因冠以陰謀論的罪名，以及不明人士挖走他墓穴中那件鑲金的將軍服。沒有人關心他為何而死，也沒有人為他的抗爭而動容。我感到困惑，個人信仰之於國家意味著什麼?是可以隨時丟棄與破壞的玩具，還是決定民眾命運的生死狀；是否存在真正的信仰，歷史告誡著我們，信仰往往會使你陷入信與不信的兩難狀況；是否真的只有實用主義才能大行其道，但凡老實本分或固執地違背國家意志，必然付出慘痛的代價；正如克里姆林宮那位匿名官員所言：那個時候，你選擇抗爭，就是頑固不化，只會像一個白癡一樣受人譏笑，然後像垃圾一樣被人遺忘………”
埋葬的幸福
蘇聯解體之前，物質和金錢不是最重要的東西，每個人心裡只有國家和榮譽。當時，革命兵上戰場、年輕人參軍、婦人農民聽黨政宣言、教師傳授共產思想、知識份子議党議政，都是在前往幸福之路上發生的事。作者在書中寫道：“在與一個熟悉的大學老師談話時，他對我說：“九十年代末，學生們個個笑顏逐開。在我回憶蘇聯的時候，他們都堅信一個幸福的未來已經在自己眼前開啟。“可是幸福並沒有照亮蘇聯。從史達林控制民眾，幹個人崇拜，發動肅反運動，全國自上而下的”思想毒瘤“被清洗得一乾二淨，到赫魯雪夫延續崇拜之風，全面監聽民眾言論，陷整個社會的民眾于隨時被揭發的忐忑之中。許多人在赫魯雪夫式的廚房中，只敢打開噪音源討論時事，鄰居舉報鄰居，親友出賣親友。只有極少數人敢於公開與當局作對，大多數人不過是“廚房裡的持不同政見者”，在口袋裡豎起中指。
善良的民眾沒有料到，災難的結束只會引發更多的災難。很多人深陷囹圄，受到難以置信的迫害，並感到前所未有的背叛和恐慌，可惜有更多的人依然選擇信任黨和國家。或許在人性並未得到徹底解放的時候，大多數人並不被允許戰勝愚昧的幻想，他們連選擇是什麼都不知道。尤其是對於見證了史達林和赫魯雪夫一路建設強國的人們來說，最高領導是如同上帝一般的存在，他們的指示就是聖經，即便是錯誤的，也是可以被無條件擁護和原諒的。這是極其可拍的時期，幸福於他們，更像是領導人喂入口中的鴉片，只要活著，不斷吸食，就好像已經擁有了。阿列克謝耶維奇說，解體後的蘇聯人民，過得並不好，他們沒能踏上成功的轉型之路，又失去了曾經的強國之路，他們在過去和現在之間痛苦地反省，迷茫地遊移，久久不知道要在何處落腳。“幸福“二字不知從何時起，已經成為了他們心中最冷僻最陌生的詞彙。
那麼活在蘇聯之外的我們呢，亦是二手時代下微不足道的產物，時代的不斷更新更像是在重複相似的歷史時期，我們都不能在苦難中倖免過來，也無法在幸福中駐足遠眺。任憑苦難的形式如何變幻，幸福的樣子如何呈現，我們依舊是無權過問前路的棋子，無奈又順從地向前跋涉，卻看不到嶄新體面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