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凱風
這一輪樓市調控有些不同於以往。
海南自貿區利好尚未落地， 全域限購就隨之而來， 炒房團瞬間被封殺。
成都、西安剛剛進入搶房大戰， 轉而就被住建部約談， 隨即兩地出臺調控政策。
天津搶人大戰剛剛打響不到96小時， 政策補丁已經打了4個， 嚴防投機落戶。
遼寧丹東一個月內連續多次升級調控， 從限購到限售， 規格堪比一線城市。
佛山被約談， 東莞限價升級， 時間點是在粵港澳大灣區規劃出臺前夕， 調控信號趨於明顯。
這些舉動， 無一例外都說明， 樓市調控已經進入“露頭就打”的新階段。 這些調控，
據中原地產統計， 今年內， 截至5月中旬， 全國各地發佈的房地產調控政策已經多達125次。 平均不到兩天就有一次調控， 範圍從一二線覆蓋到三四線城市。
不僅如此， 不到半年時間， 住建部門連續四次表態， 要求調控不動搖不放鬆。 在5月份， 10天之內， 更是兩度重申， 要求各地堅決遏制投機炒房， 確保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
同時， 調控基調已經上升到政治高度。 住建部門明確指出， “更把做好調控工作上升到牢固樹立“四個意識”的高度”， “政治站位”首度被納入考量， 問責也開始動真格。
調控力度如此之大，
調控決心如此之堅決，
調控手段如此之豐富，
這其實不難理解。
其一， 調控決心並不等於調控現實， 再嚴格的政策都容易被曲意變通。
比如限購圍城之下， 有搶人大戰打開的缺口， 數十萬大學生依靠落戶獲得直達售樓處的房票， 再嚴格的調控都會被瓦解。 所以， 從西安到成都再到天津， 搶人大戰變成“搶房大戰”， 就不令人意外。
其二， 一旦全民陷入狂熱情緒， 調控反而會被作為反向解讀——越是限購的城市， 越證明樓市的火熱， 就越刺激搶房情緒。
所以， 限購一般都是半夜雞叫式發佈， 而且不留任何社會討論空間。 再比如， 多地升級限購政策之際， 離婚率就隨之上升， 當中更有年約七旬的老夫妻以感情不合為由離婚。 政策走向自己的反面，
其三， 某些調控本身就不對症， 強行上馬反而會滋生更多問題。
比如限價與搖號。 限價雖然從數字上讓房價降了下來， 滿足調控政績的需要， 但它扭曲了住房價格， 造成一手房與二手房之間的倒掛， 而搖號又給了所有人以套利機會。 在政策刺激之下， 買到就是賺到的心理成為全民新常識， 刺激著萬人搶房熱潮一波高過一波。
更有甚者， 在杭州某樓盤搖號中簽者中， 竟有一位98歲的老奶奶， “買房用於自住”。
其四， 樓市具有典型的順週期性， 在狂熱期， 所有政策利好就會被理解為炒房信號。
無論是什麼政策利好， 無論著眼的是什麼未來， 在炒房者的眼中， 無一例外都是搶房的信號。 從海南到丹東再到粵港澳大灣區，
於是， 防範性調控就成為必然之舉。 然而， 正如上面所說的， 調控容易被作為反向解讀：越是加碼， 越是預防， 越會強化炒房者的預期。
所以， 樓市進入到這個階段， 部分受地方政府的政策刺激， 部分受自我情緒的催化。 堵住地方政府為炒房大開的方便之門固然重要， 但要扭轉全社會的炒房情緒卻很困難。
在劉鶴主編的《兩次全球大危機的比較研究》一書中， 對這種心態有著極其清晰的描繪：
大眾心理都處於極端的投機狀態， 不斷提出使自己相信可以一夜致富的理由。 兩次危機前的產業神話和收入分配的巨大差距， 往往導致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社會心理狀態出現變異。
改變其社會地位的急切心態，
這段話值得一讀再讀， 如何遏制樓市投機的答案也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