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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工作不上班?數位遊民的理想與現實

文| 波波夫

01 最昂貴的是自由

「到快樂的地方去工作, 你的技能比護照更重要。 」

人才招聘網站Jobbatical 不僅slogan聽起來悅耳動聽, 更關鍵的是, 所提供的就業崗位也深得IT自由職業者的歡心。

這些機會都是全球性的, 遍佈美國、歐洲、亞洲, 大都是為期三到六個月的短期項目, 恰好也是環球旅行者在一個陌生城市新奇感的上限。

比如馬爾他一家客戶行銷網站在招聘首席網路工程師時, 強調可以「住在地中海溫暖的島嶼, 一年四季都有好的天氣」;Uber在科羅拉多州博爾德計畫招聘一個專案軟體經理, 稱這裡的綜合生活成本比三藩市低16%,

不過這聽上去好像並沒有低太多, 但是對於月光族來說, 足夠給晚餐加個雞腿了。

這家網站的擁躉們正是數字遊民(digital nomad), 如果你按照英文的字面, 很容易把這波人誤解為數位時代流浪漢, 生活的棄兒, 或者沉迷在網路世界裡的禦宅族, 被迫離開母國走四方的「迷失的一代」。

恰恰相反, 這是一波擁有強大選擇能力的人, 他們中的大部分年輕而多金, 身懷一技之長, 主動地選擇了做一個地球村的流浪漢, 他們熱愛遠端工作, 賺著第一世界的美元到東南亞的碧海藍天中去低調揮霍。

維琪百科對數字遊民的定義中, 也突出強調了他們「擁有足夠的財務緩衝能力」。 不過, 在美國, 他們也只是屬於這個社會的一小撮。

在熱門的問答社區Quora, digital nomad 內容標籤之下, 關注者只有數百人。

相比英文名裡的邊緣姿態, 在簡體中文世界裡, digital nomad的譯名——數字遊民——顯得如此優美, 包含了中國年輕人對不同于循規蹈矩的生活方式的嚮往, 以至於才會產生類似這樣的大討論:是不是只有碼農才能做數字遊民?

02 他們不是數字遊民

回答這個問題之前, 首先需要澄清數位遊民在中國存在的兩個大誤會。

誤會之一, 數字遊民就是自由職業者。

領英在2015年發佈的《中國自由職業者報告》發現了中國自由職業者有這麼幾個特點:

年齡上, 主要為工作年限不長的年輕群體;

職業上, 上目前可分為三大類:專業人士、銷售代理/無底薪推銷員、個體戶。 其中專業人士主要指包括攝影師、設計師、獨立翻譯在內的擁有專業技能的自由職業者;

在地域上, 他們更廣泛地分佈於中小城市;

在能力上, 他們相較固定職業者, 擁有人脈更廣, 更多的技能, 他們擁有的核心技能大致可分為語言類、設計類、文案行銷類。

顯然, 數字遊民屬自由職業者的一部分, 最大的區別是, 數位遊民的主要收入來源是通過互聯網來獲得。 隨著互聯網在日常生活中的滲透, 未來自由職業者的收入將更多地通過互聯網來獲得。

誤會之二, soho族就是數字遊民。

最早是開發商在中國炒熱了soho 的概念。 在上下班動輒需要數小時的北上廣深, 主張在家辦公的soho, 一度火熱了一陣子, 並且帶動一批loft項目的銷售。 但第一批先鋒很快發現soho生活的弊端。

網友暗夜教主2007年就在豆瓣上吐槽:「自從soho以來, 我漸漸發現上班的意義並不僅僅是賺得工資, 而是還有一個同事的交往空間。 自從一個人soho以來, 生活開始孤單乏味, 這時候才發現, 即使是一個無聊的工作, 錢也並不是它唯一的產品。 」

與在家辦公的soho族不同, 數字遊民尤其忍受不了蝸居一室, 他們志在四方, 當然也有效避免了soho 族社交圈子過窄的問題。 地產界也與時俱進推出了聯合辦公空間的產品, 作為soho 的反覆運算補充。

03 如何成為數字遊民?

不過, 與自由職業者和soho一族類似的是, 成為數位遊民, 還需要跨過關鍵的三道門檻。

第一道門檻:足夠長的一技之長。

除了程式師外, 律師、會計、編劇、音樂製作人、心理諮詢師、自由撰稿人、教育輔導都非常適合做數字遊民,

這些人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突出的專業能力。

遺憾的是, 這些卓越的專業能力, 通常需要經年累月的積累。

就像一萬小時定律所說, 幾乎沒有捷徑可走。 人類腦部確實需要這麼長的時間, 去理解和吸收一種知識或者技能, 然後才能達到大師級水準。 頂尖的運動員、音樂家、棋手, 需要花一萬小時(其實是虛指), 才能讓一項技藝至臻完美。

來自美國的博客作者R.L. Adams就認為, 有志於從事社交網路行銷的同學, 就相當適合做數位遊民, 並且他還給出了極具操作性的建議:包括發佈一部以社交網路行銷主題的電子書, 然後開設一個博客, 如果有可能的話, 再創建一個線上課程直接向用戶收費。

這路數,聽起來和國內的「知識付費」很像,但最關鍵的一點是xx也沒法幫助你的——如何建立專業能力,他說的主要是如何展示這些能力。不過,敢於展示自我並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在基層政府工作了七年多後,西皮士在2017年初決心離職,全身心投入音樂創作,不久,在豆瓣上發佈贊助離職計畫,通過每人500元的網路眾籌,製作和銷售他的音樂專輯。2017年,2017年共有249位聽眾贊助支持他。目前,豆瓣收錄西皮士的武俠風格音樂專輯有8個,曲目近百首。所得收入遠超過他當公務員時的工資。

第二道門檻:足夠寬廣的商業平臺。

成為一個數字遊民,就意味著你將成為自己的老闆、自己的員工、自己的商務經理,對於數字遊民來說,最關鍵的是要找到商業化平臺。

在今天,商業化平臺幾乎是社交網路或類社交網路的同義詞,從海外的Facebook、Twitter、Instagram到國內的微信、微博、豆瓣,都是為數位遊民提供了大量潛在客戶。

在美國,數位遊民的另一主要族群——藝術家、特別是畫家、攝影師都是社交網路行銷高手。

在社交網路出現之前,藝術家們需要通過 種種複雜的管道才能讓自己的作品被更多人看 到。如今,許多藝術家都將 Instagram 作為自己 的“線上作品集”,他們在藝術市場上從被動漸 漸轉變為主動,自己擔任著藝術品的創作者、經 銷者和管理者的角色。 據《Hiscox 線上藝術藝術品交易報告》 ,71% 的收藏者通過互聯網購買藝術品。

這份報告發現,社交媒體不僅幫助重新塑造 了互聯網用戶與藝術家、專業機構之間的關係, 也在影響著藝術的傳播乃至生產方式 。

在中國,類似微博、豆瓣、lofter也發揮著類似作用。

蟲子(網名)在豆瓣九年就經歷了「新用戶-專業達人-創業者」的三次變形。2008年,為了給看過的書和電影分類,她註冊了豆瓣,後來當興趣聚焦在廣告業時,又通過豆瓣的關聯推薦搭建了知識譜系,後來又在興趣小組裡接觸到了圈子裡的專業網友,最後,在2011年創立了自己的小小廣告公司。

「人五」在豆瓣上有4萬多人關注,他的經歷也頗為勵志:從一個二本高校畢業後,專職從事插畫設計,後來去了義大利留學,「上了豆瓣周年首頁廣告位,去年日曆雖然畫不好但賣挺好的,版稅夠我在歐洲一年生活費。」

當然,這聽上去就像「別人的豆瓣」,對於大部分人來說,閒逛和流覽是上網的常態,因為長期浮在資訊平流層的表面,最終也失去深入的能力。這也註定了類似蟲子這樣的用戶是少數的。但也印證了「機會總是留給有準備的人」。

第三道門檻:足夠強大的內心和自律精神。

成為一個數位遊民,要求比「組織中的人」有更高的自律能力。

成為數位遊民,你雖然可以擺脫惱人的辦公室政治和大量無意義的冗長會議,但是你依然無法擺脫遠端雇主那裡的條條框框,可以說官僚主義無處不在,你逃離了集體,但依然還是仍受集體的一些弊端。

特別是對於那些一邊旅行一邊工作的人來說,由於在異國常常給你回面臨語言不通、不靠譜的酒店Wi-Fi、多變的形成的干擾,因此保持心理健康十分重要。

ZestDesk創始人James Moore 經常在中國大陸、香港和新加坡旅行,他認為在陌生的環境,最重要的是要保持心理健康,他給出的建議看上去還比較靠譜:

制定一個睡眠時間表,每天儘量在差不多的睡覺,每天的睡眠時間最好不少於七小時;考慮到大部分數字遊民都是跨時區作業,堅持做到這點十分難得。

創造一個寧靜的環境,外出旅行最好帶上耳塞和眼罩;

管理好焦慮等負面情緒,比如可以在睡前專門空出二十分鐘來冥想。

除去心理健康之外,保持身體健康也相當重要。由於大量數位遊民都是從事的腦力勞動,工作時大部分都需要對著螢幕,因此,一些久坐帶來的疾病也不可避免。數位遊民網站Proxyrack創始人薩姆克羅斯說,「桌椅糟糕的人體工程學和由此產生的背部和頸部疼痛影響了我的睡眠,情緒和生產力。」而他的解決方案,買一張可擕式站立式辦公桌,工作時儘量站著。

在生活方式上最好還是極簡主義的信徒。做了三年數字遊民的Cecilia Haynes 在一篇播客文章中寫道,成為一個數字遊民的好處之一是,極簡主義帶來了巨大快感,她的全部家當就是兩個巨大的行李箱和一隻錢包。

04 大勢所趨,及早準備

即便再有吸引力,任何一種曾經令人怦然心動的生活方式,也存在保鮮期。

旅遊博客作者Matthew Karsten,過去七年,在享受了邊旅遊邊靠寫遊記博客賺錢生涯之後,他認為這不是一種可持續的健康生活方式,於是決定搬回到美國。為此,他專門寫篇文章反思數字遊民生活方式給他帶來的困擾:

讓人感到了寂寞,遠離家人、錯過無數的朋友聚會,旅行中難以建立有意義的人際關係;

比起邊旅行邊工作,soho式的工作方式也許效率更高;

在50多個國家旅行之後,對於不斷地從一個地方趕往另外一個地方的生活已經感到厭倦。

不過,真正讓結束流浪漢生活,其實是他2015年在墨西哥遇上的一個名叫安娜的女孩,從而產生找一個窩、安一個家的衝動。而且他反復重申他並不後悔七年前的選擇——成為一個數字遊民。

另一位退出者Mark Manson 2013年寫作《數字遊民陰暗面》一文寫道「經濟學家說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在我看來,天下也沒有毫無代價的自由生活。作為數字遊民,我們只不過選擇了另一幅更輕的枷鎖而已。」

但未來更多人可能會主動或被動選擇這樣一副枷鎖。

美國研究機構Gartner近日則表示,到2020年,人工智慧將導致180萬個工作崗位被淘汰,但屆時也將創造230萬個工作崗位。這些被創造的新崗位,大部分要求更高的技能,更高的藝術感知和溝通能力,與當前數位遊民所從事的職業類似。

與其踏上被機器奴役之路,不如早做打算。

這路數,聽起來和國內的「知識付費」很像,但最關鍵的一點是xx也沒法幫助你的——如何建立專業能力,他說的主要是如何展示這些能力。不過,敢於展示自我並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在基層政府工作了七年多後,西皮士在2017年初決心離職,全身心投入音樂創作,不久,在豆瓣上發佈贊助離職計畫,通過每人500元的網路眾籌,製作和銷售他的音樂專輯。2017年,2017年共有249位聽眾贊助支持他。目前,豆瓣收錄西皮士的武俠風格音樂專輯有8個,曲目近百首。所得收入遠超過他當公務員時的工資。

第二道門檻:足夠寬廣的商業平臺。

成為一個數字遊民,就意味著你將成為自己的老闆、自己的員工、自己的商務經理,對於數字遊民來說,最關鍵的是要找到商業化平臺。

在今天,商業化平臺幾乎是社交網路或類社交網路的同義詞,從海外的Facebook、Twitter、Instagram到國內的微信、微博、豆瓣,都是為數位遊民提供了大量潛在客戶。

在美國,數位遊民的另一主要族群——藝術家、特別是畫家、攝影師都是社交網路行銷高手。

在社交網路出現之前,藝術家們需要通過 種種複雜的管道才能讓自己的作品被更多人看 到。如今,許多藝術家都將 Instagram 作為自己 的“線上作品集”,他們在藝術市場上從被動漸 漸轉變為主動,自己擔任著藝術品的創作者、經 銷者和管理者的角色。 據《Hiscox 線上藝術藝術品交易報告》 ,71% 的收藏者通過互聯網購買藝術品。

這份報告發現,社交媒體不僅幫助重新塑造 了互聯網用戶與藝術家、專業機構之間的關係, 也在影響著藝術的傳播乃至生產方式 。

在中國,類似微博、豆瓣、lofter也發揮著類似作用。

蟲子(網名)在豆瓣九年就經歷了「新用戶-專業達人-創業者」的三次變形。2008年,為了給看過的書和電影分類,她註冊了豆瓣,後來當興趣聚焦在廣告業時,又通過豆瓣的關聯推薦搭建了知識譜系,後來又在興趣小組裡接觸到了圈子裡的專業網友,最後,在2011年創立了自己的小小廣告公司。

「人五」在豆瓣上有4萬多人關注,他的經歷也頗為勵志:從一個二本高校畢業後,專職從事插畫設計,後來去了義大利留學,「上了豆瓣周年首頁廣告位,去年日曆雖然畫不好但賣挺好的,版稅夠我在歐洲一年生活費。」

當然,這聽上去就像「別人的豆瓣」,對於大部分人來說,閒逛和流覽是上網的常態,因為長期浮在資訊平流層的表面,最終也失去深入的能力。這也註定了類似蟲子這樣的用戶是少數的。但也印證了「機會總是留給有準備的人」。

第三道門檻:足夠強大的內心和自律精神。

成為一個數位遊民,要求比「組織中的人」有更高的自律能力。

成為數位遊民,你雖然可以擺脫惱人的辦公室政治和大量無意義的冗長會議,但是你依然無法擺脫遠端雇主那裡的條條框框,可以說官僚主義無處不在,你逃離了集體,但依然還是仍受集體的一些弊端。

特別是對於那些一邊旅行一邊工作的人來說,由於在異國常常給你回面臨語言不通、不靠譜的酒店Wi-Fi、多變的形成的干擾,因此保持心理健康十分重要。

ZestDesk創始人James Moore 經常在中國大陸、香港和新加坡旅行,他認為在陌生的環境,最重要的是要保持心理健康,他給出的建議看上去還比較靠譜:

制定一個睡眠時間表,每天儘量在差不多的睡覺,每天的睡眠時間最好不少於七小時;考慮到大部分數字遊民都是跨時區作業,堅持做到這點十分難得。

創造一個寧靜的環境,外出旅行最好帶上耳塞和眼罩;

管理好焦慮等負面情緒,比如可以在睡前專門空出二十分鐘來冥想。

除去心理健康之外,保持身體健康也相當重要。由於大量數位遊民都是從事的腦力勞動,工作時大部分都需要對著螢幕,因此,一些久坐帶來的疾病也不可避免。數位遊民網站Proxyrack創始人薩姆克羅斯說,「桌椅糟糕的人體工程學和由此產生的背部和頸部疼痛影響了我的睡眠,情緒和生產力。」而他的解決方案,買一張可擕式站立式辦公桌,工作時儘量站著。

在生活方式上最好還是極簡主義的信徒。做了三年數字遊民的Cecilia Haynes 在一篇播客文章中寫道,成為一個數字遊民的好處之一是,極簡主義帶來了巨大快感,她的全部家當就是兩個巨大的行李箱和一隻錢包。

04 大勢所趨,及早準備

即便再有吸引力,任何一種曾經令人怦然心動的生活方式,也存在保鮮期。

旅遊博客作者Matthew Karsten,過去七年,在享受了邊旅遊邊靠寫遊記博客賺錢生涯之後,他認為這不是一種可持續的健康生活方式,於是決定搬回到美國。為此,他專門寫篇文章反思數字遊民生活方式給他帶來的困擾:

讓人感到了寂寞,遠離家人、錯過無數的朋友聚會,旅行中難以建立有意義的人際關係;

比起邊旅行邊工作,soho式的工作方式也許效率更高;

在50多個國家旅行之後,對於不斷地從一個地方趕往另外一個地方的生活已經感到厭倦。

不過,真正讓結束流浪漢生活,其實是他2015年在墨西哥遇上的一個名叫安娜的女孩,從而產生找一個窩、安一個家的衝動。而且他反復重申他並不後悔七年前的選擇——成為一個數字遊民。

另一位退出者Mark Manson 2013年寫作《數字遊民陰暗面》一文寫道「經濟學家說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在我看來,天下也沒有毫無代價的自由生活。作為數字遊民,我們只不過選擇了另一幅更輕的枷鎖而已。」

但未來更多人可能會主動或被動選擇這樣一副枷鎖。

美國研究機構Gartner近日則表示,到2020年,人工智慧將導致180萬個工作崗位被淘汰,但屆時也將創造230萬個工作崗位。這些被創造的新崗位,大部分要求更高的技能,更高的藝術感知和溝通能力,與當前數位遊民所從事的職業類似。

與其踏上被機器奴役之路,不如早做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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