柔骨與俠情——淺析《聊齋志異》中的俠義精神
自明代中后期以來，文人在筆記傳奇中為俠客作傳已經成為一種風氣。蒲松齡生在明末，長在清初，為此風氣所熏染；長成之后，又頗有急人之難的任俠之氣，所以雖身為手無縛雞之力的文弱書生，而動手作上幾篇寄情豪俠的小說，便不在意料之外了。
《聊齋志異》中的俠義小說，數量不多，篇幅一般也都比較短小。但正所謂獅子搏兔，力亦在其中，他的個性與才華，即使在這種無大深意的作品中，依然能得以體現。
可以這樣說，自唐傳奇之《紅線》、《隱娘》以來，在文言小說領域，寫得最出色的俠義小說，便當數《聊齋志異》中的《俠女》、《王者》等篇了。
關于第一點，我們可以舉出《老饕》。此篇寫的是綠林豪杰邢德驕傲自滿，結果卻在另一個更厲害的角色老饕那里栽了跟頭！
老饕驅使的一個小小的童仆。他用平生絕技射出的箭，老饕用腳趾就可以輕松地夾住；他號稱譽力過人，結果被小童用一只手抓住，便沒有了任何反抗的力氣。就作品的主題而言，不過是「強中更有強中手，一山還有一山高」而已，這類故事在明清時期頗為流行，如「三言」中的劉東山故事，就與此非常相似。
這篇作品的引人注目之處，在于蒲松齡在其中前無古人地加入了一段俠客游戲人間的筆墨：
邢窺多金，窮睛旁睨，
在以往的俠客小說中，我們已經見到了許多神奇到不可思議的武功描寫，如妙手空空兒、隱娘、紅線等，無不出手驚人。這些描寫好則好矣，然而給人的感覺無非是緊張刺激，令人驚異而已。
但《老饕》不同。它將游戲人間的筆墨引入到本來只有刀光劍影的打斗之中，
這第二點，雖說不是聊齋先生的獨創，但他確乎可以說是使它發揚光大的集大成者。蒲松齡和曹雪芹一樣，是對女性特別關注的作家。正是這種偏愛，使得蒲松齡即使在創作質地剛猛的俠義小說時，也不忘將女子的身影嵌入其中。
如《聊齋志異》中最出色的俠義小說《俠女》中的那個「艷若桃李，冷若冰霜」的絕色女子，便是這樣一位身懷絕技的英雄。
她劍術驚人，當狐貍精幻化的輕佻少年欲以她與顧生的私情要挾她時，她「眉豎頰紅，默不一語，急翻上衣，露一革囊，應手而出，則尺許晶瑩匕首也。少年見之，駭而卻走，追出戶外，四顧渺然。女以匕首望空拋擲，戛然有聲，
又如《武技》中的女尼。面對名聲赫赫，
而《大人》中的那個無名女子，其功夫就更是了得。再也沒有比她更不同凡響的出場方式了：她是背著兩只剛被擊斃的老虎，走進一群被嚇得驚慌失措的男人中的。當她聽說有兩個「高以丈計」的「大人」吃了這些客商的馬，并且差一點把他們也吃掉的時候，這個女子只嘟囔了一句「沒想到這兩個東西竟然如此放肆，我這就去除了他們」，扔掉兩只老虎，摸出一個三四百斤的銅錘，就出門了。也就是「溫酒斬華雄」的工夫，這個女子就回來了，
縱觀《聊齋志異》，寫俠客的作品寥寥可數，而女俠客竟然居其大半，這不能不說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從審美的角度看，如果俠客小說中只有虎背熊腰的大漢比武爭雄，誰的身高力大誰就取勝，確實是沒有什麼好看的。有了女子的加入，情形就大不一樣了。
試想一個嬌小柔弱的女子，竟然具備世間少有的功夫，并能戰粗豪男子而勝之；「艷若桃李，冷若冰霜」的女郎，從行囊中抖落出的竟然是一顆「須發交而血模糊」的人頭，這種由男與女、魁梧與嬌小、想象與常情、美艷與恐怖之間所形成的鮮明對比所帶來的刺激與新奇，確實別具一種動人心魄之力量。
此種奇特之想象，雖不全然出自蒲松齡之首創，但在明清筆記小說中，《聊齋志異》確乎是最突出的。
可能是由于武俠小說在一般人心目當中地位不高的緣故，于是許多論者都竭力從這些小說中發掘微言大義，比如說《王者》中的王者正是當時仍然活躍于海上的反清勢力的象征，故而此篇實際寄托的是作者的民族主義思想；又比如說《聊齋》之所以對俠客感興趣，正如同張良曾寄希望于「椎秦白浪沙」，乃是其將反清復明的希望寄托于身懷絕技的武林豪杰的曲寫，等等。
這些說法雖然有趣，然而畢竟離題太遠；而背后流露出的思想，實際就是對作為通俗文學代表之一的武俠小說的輕視，以及對于這樣一個偉大的天才竟然花費力氣去寫這種不登大雅之堂的東西的費解。這實在是對于蒲松齡的誤解。
在當時，小說的地位已經夠低微的了，既然蒲松齡已經「墮落」到寫小說的地步，那麼，寫上幾篇武俠小說，又有什麼值得奇怪的呢？認為偉大的作家才能對得起偉大的稱號，委實是有些「雅的俗」了。這就好比一個真正優秀的廚師，烹制復雜的大菜固然不在話下，但也絕非就不可以動手去調出幾道別具風味的清爽小菜。
況且，蒲松齡饒有興致地投筆于俠義小說的創作，也并非全然沒有寄托的游戲。人性之中本就有好奇的一面，盡管現實生活平庸委瑣，但人心卻往往不甘于此。俠義小說中的非凡人物與非凡事件，正好給人們提供了一種「借他人之酒杯，澆自己之塊壘」的機會，使得人們在閱讀它們的時候能夠得到一種生命力舒張的快感。
對于蒲松齡這樣的落魄讀書人而言，儒家經典在那個時期所具有的「敲門磚」的功能已經喪失殆盡，而對于自身的道德規范的作用卻潛移默化地成為其人生指導原則。這樣一來，禮教規范的就不僅是他們的行動，并且也包括他們的思想意識，他們的不自由狀態與一般人相比，顯然更甚。
但另一方面，對于個體生命自由狀態的追求卻又是人的本能。俠客與一般人的最大的差別，正在于他們能夠憑借自身的武功，很大程度地擺脫了一般社會規范對他們的束縛，從而達到了一種比較自由的生命狀態。
當他馳騁筆墨于這一片相對自由的天地的時候，內心的快意，想必是不可名狀的。這就是蒲松齡以身為弱質書生而寄意俠情的根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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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種奇特之想象，雖不全然出自蒲松齡之首創，但在明清筆記小說中，《聊齋志異》確乎是最突出的。
可能是由于武俠小說在一般人心目當中地位不高的緣故，于是許多論者都竭力從這些小說中發掘微言大義，比如說《王者》中的王者正是當時仍然活躍于海上的反清勢力的象征，故而此篇實際寄托的是作者的民族主義思想；又比如說《聊齋》之所以對俠客感興趣，正如同張良曾寄希望于「椎秦白浪沙」，乃是其將反清復明的希望寄托于身懷絕技的武林豪杰的曲寫，等等。
這些說法雖然有趣，然而畢竟離題太遠；而背后流露出的思想，實際就是對作為通俗文學代表之一的武俠小說的輕視，以及對于這樣一個偉大的天才竟然花費力氣去寫這種不登大雅之堂的東西的費解。這實在是對于蒲松齡的誤解。
在當時，小說的地位已經夠低微的了，既然蒲松齡已經「墮落」到寫小說的地步，那麼，寫上幾篇武俠小說，又有什麼值得奇怪的呢？認為偉大的作家才能對得起偉大的稱號，委實是有些「雅的俗」了。這就好比一個真正優秀的廚師，烹制復雜的大菜固然不在話下，但也絕非就不可以動手去調出幾道別具風味的清爽小菜。
況且，蒲松齡饒有興致地投筆于俠義小說的創作，也并非全然沒有寄托的游戲。人性之中本就有好奇的一面，盡管現實生活平庸委瑣，但人心卻往往不甘于此。俠義小說中的非凡人物與非凡事件，正好給人們提供了一種「借他人之酒杯，澆自己之塊壘」的機會，使得人們在閱讀它們的時候能夠得到一種生命力舒張的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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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他馳騁筆墨于這一片相對自由的天地的時候，內心的快意，想必是不可名狀的。這就是蒲松齡以身為弱質書生而寄意俠情的根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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