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853年太平天國定都南京之后， 咸豐帝的脾氣變得十分乖戾。 他只是固守定見， 不再考慮下級的實際操作困難， 也不幫助下級解決具體問題。 他的這種苛刻的要求， 有時也能使懈怠的官員振作精神， 一些叫嚷多年的難題輕松化解。 而這種不時出現的效果又使之更為苛刻， 許多官員由此琢磨對策， 以應付咸豐帝催命般的諭旨。 桂良、何桂清都是官場老手， 深諳政治操作之訣竅。 他們已經看出， 咸豐帝雖言“四事”， 實際上“公使駐京”為“第一要事”；而“公使駐京”僅入載《中英天津條約》， 法、美、俄三國條約皆規定“有事進京”；于是，
《中英天津條約》中文本規定：“大英欽差各等大員及眷屬可在京師， 或長行居住， 或能隨時往來， 總候奉本國諭旨遵行。 ”桂良派員解釋， 文中的“或”字表示選擇， 表示可能， 因而希望英國去掉“長行居住”， 改為“隨時往來”。 由于先后出任兩廣總督兼欽差大臣的徐廣縉、葉名琛、黃宗漢對外持強硬態度， 廣州民眾自鴉片戰爭以來與外國人交仇甚久；由于江蘇官員歷來對外主和， 已經設置租界的上海不僅取代廣州， 成為中國最大的對外通商口岸， 而且在眾多方面成為對外交往的“模范區”；桂良為使各國公使不致再在廣州處處磨難，
徐廣縉雕像
葉名琛
桂良的交涉一開始并不順利， 英國專使額爾金明確照會， 《天津條約》一字不易， 北京方面卻不斷傳來廢約再戰的聲音。 桂良婉轉地提醒咸豐帝， 清朝此時尚無與英、法對抗的武力。 何桂清此時也在奏折中反話正說， 其本意是讓咸豐帝盡快批準他們在上海進行的談判， 并曲折地示意咸豐帝， 欲改條約， 須有武力。 他同當時的許多官員一樣， 當遵旨辦事遇到困難時， 行延宕之計， 力求先將事情拖至明年。
僧格林沁
廣東人民出版社委托宣傳
（ 茅海建：《當代學人精品：茅海建卷》， 廣東人民出版社， 2016年版 ）
（ 編輯：南京師范大學中國史碩士研究生 謝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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