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临城下，咸丰帝“缓兵之计”竟成误国之举？

盡管咸豐帝已經在中英、中法《天津條約》朱批“依議”， 但他深受桂良“萬不可作真憑實據”一言的影響， 只是將之當做“緩兵之計”。 而當他認真看過兩國條約后， 尤其是中英條約， 認為不可接受， 決計要求修改。 對自己剛剛批準的條約即刻提出修改， 不太合乎當時的西方今天的世界所通行的慣例， 可咸豐帝等清朝中的一大批人士并不以此為非。

《天津條約》的簽約場景

咸豐帝畫像

綜合四國條約， 其主要內容為：一、公使駐京， 覲見皇帝用西方禮節；二、增開通商口岸， 并約定平定太平天國后， 長江中下游另辟三埠為口岸；三、外國人憑“執照”可往中國內地游歷、通商、傳教，

“執照”由各國領事頒發， 由清朝地方官蓋印；四、修改海關稅則， 減少商船船鈔；五、賠款；六、對于片面最惠國待遇、領事裁判權、協定關稅、清政府保護傳教等項， 各國《天津條約》較之舊條約有更為明細詳備的規定。 若以今日國際準則為標準， 這些不平等條約損害中國利益最為嚴重者， 仍是第四、五、六項， 即片面最惠國待遇、領事裁判權、降低關稅與船鈔、戰爭賠款等內容；損害中國利益較小者是第二、三項， 即增開口岸、允外人內地游歷；至于“公使駐京”， 雖潛含著可直接向清廷施壓的意味， 但畢竟符合國際慣例。 可在咸豐帝和一大批清朝人士的眼中， 情況恰好相反， 他們認為最不可容忍的， 正是“公使駐京”， 其次是內地游歷， 再次是長江通商， 又再次是賠款付清后歸還廣州。 咸豐帝要求將此“四事”從剛剛簽訂的條約中取消。 而對于損害中國權益最大的條款， 無論負責談判的桂良， 還是咸豐帝等人， 都沒有發現任何不妥， 開了一個極大的口子， 漏了過去。

桂良在京與咸豐帝的商談內容， 當時十分保密， 但從后來的奏折、諭旨來看， 確實是一項極大的舉措：派桂良、花沙納、何桂清為關稅談判大臣， 乘上海談判之機， 向英國等國要求取消公使駐京、內地游歷、長江通商、賠款付清前占據廣州之“四事”， 作為此四事的補償， 清朝對英國等國全免關稅！咸豐帝還一如既往一廂情愿地布置了具體的操作辦法：桂良等接見英國等國談判代表時，

首先宣布大皇帝的恩典全免關稅， 嗜利的“夷”人聞此獲利無窮的重典， 必然震懾， 必然感恩不盡， 必然會思回報， 桂良正可要求將“四事”取消。 如此一手做下去， 定能成功。

花沙納

此真為驚人的誤國之舉！當時清朝的海關年收入為銀數百萬兩， 這在財政困難的咸豐朝已是不小的收入。 至清朝后期， 海關年收入為銀兩三千萬兩， 占清朝財政收入的四分之一強。 若此策執行， 清朝的財政至同治朝即已崩潰， 其命脈也不可能維系至二十世紀初， 而中國的商業利益也將在西方列強進逼下喪失殆盡！咸豐帝雖稱挽回“四事”， 但其中也有輕重厚薄， 最重最要仍是“公使駐京”， 后來在上海的談判大臣恐泄漏機密，

上奏時也以“第一要事”來隱喻此事。 也就是說， 咸豐帝打算以今日看來最大的國家利益關稅， 來交換今日看來極為正常的“公使駐京”！

廣東人民出版社委托宣傳

（ 茅海建：《當代學人精品：茅海建卷》， 廣東人民出版社， 2016年版 ）

（ 編輯：南京師范大學中國史碩士研究生 謝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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