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今天抗戰勝利一周年的現象， 想想去年今天滿城狂歡慶祝的行列， 我因高興流下的眼淚， 以及我親手點放的那五串鞭炮， 我就不能不感到受了他們的騙， 現在后悔已來不及了。 "
趙師傅發著“牢騷”。 他曾是某兵工廠工人， 造過千萬只捷克式機關槍， 為抗戰獻過力， 抗戰勝利后卻流浪在上海， 無事可做。
抗戰以前， 趙師傅和其他大部分流浪的工人都在上海工作。 抗戰開始后， 在勞動協會協助下， 他們到后方支援抗戰。 為了加速最后勝利， 他們在敵人的轟擊下， 在黝黑漆黑的山洞里面每天工作12至14小時，
八年的抗戰， 趙師傅和其他工人忍饑受餓走在荊棘崎嶇的上坡路上， 等到他們爬到“勝利”的絕頂， “勝利”卻把他們從陡峭的懸崖上推下來。 叫他們怎樣不對“勝利”發牢騷呢？
上海失業工人代表團負責人謝小康說， 從1946年1月到8月， 從抗戰后方來上海的失業工人至少有6千人， 已在代表團登記的有2400多人。 他們多半是重慶二十一、二十四、四十一、四十二、五十、五十一兵工廠制造手榴彈、中正式步槍、捷克式機關槍迫擊炮的軍火工人， 以及順昌、渝鑫周恒順、上川等機器工廠制造“造紙”“紡織”機器的工人。
勝利的炮聲一響， 政府當局停止訂貨， 民營工廠出品的軍火沒有銷路， 只好關門大吉， 趙師傅和工人們便宣告失業了。 至于兵工廠， 并不知道當局當時預備打內戰， 所以也毫不猶豫地關門或縮小規模。 因此， 軍火工人也和民營工廠的工人走在一個行列里， 向當局者請求救濟。
在鬧得不可開交的時候， 有關當局組建了一個所謂“復員”性質的委員會， 預備把工人們送到上海復員。 可所有的交通工具都在運送、接收大員， 沒有工人們的份兒， 一直拖到1946年1月。 當局看他們有功于抗戰， 給予特別“優待”， 給他們發了幾條又老又破的木船和幾輛老爺汽車， 作為復員專用的交通工具。 工人們帶著勞協發的六千元路費、每日四百元的伙食費，
然而， 那些木船， 太不成器， 剛到三斗坪就觸了礁， 以至有一百來人遇難。 逃過厄運的趙師傅滿以為到了上海就有工作， 所以對那些受苦八年、好不容易迎來勝利卻葬身于海水的同胞感到無限惋惜。 可是， 現在他倒開始羨慕那些死去的“同胞”
趙師傅到上海時， 接收大員正忙著貼封條， 被接收的敵人的工廠正忙著解散工人， 發遣散費。 當他和一群工人向當局要求“復員”時， 當局怪他們有意“湊熱鬧”， 但礙于他們是“重慶客”， 不得不管， 于是開了四個招待所招待他們， 并且給每人每日發2斤面粉和一百元的菜錢。 四個招待所僅招待了一千余人， “多余”的工人從二月就開始在赫德路海寧路的道路旁露宿乘涼。
“我只想工作， 不要政府救濟。 ”趙師傅說。 許多工人也只有這個要求。 可是， 當局者卻大罵他們“固執”， 有“工作戀”， 并且為他們不滿足政府的“殷勤”招待而感到憤怒。
工人們叫嚷著：“我們不要救濟， 我們需要工作！”盡管嗓子已經喊啞了， 工廠依舊被封條封著， 任由里面一座座大機器靜靜地生銹。 到1946年6月份， 工人們再也受不住了， 竟到社會局不大不小地“鬧”了一場， 害得當局相關負責人朱學范拿著板斧流著眼淚訴說著困難。 最后， 工人們在當局善意的勸導下， 寫了悔過書， 回到招待所， 聽候復工。
到8月11日， 總共有260名復工了， 然而六千名工人恐怕希望比較渺茫。 這兩個月來，
為解決問題， 朱學范主張舉辦合作工廠。 這時， 工商局開始向政府請愿發廠， 目前還在走著公文流程， 短期內不可能開廠， 更別說雇傭工人！總之， 工人希望復工的愿望是微乎其微， 只能依靠救濟。
可是， 從上個月起， 當局宣布停發勞工救濟面粉， 失業工人救濟委員會也宣告將不日結束。 更雪上加霜的是， 西摩路第四招待所房主不停催逼， 讓工人們“喬遷”。
“聽說當局政府投資八千萬的經費， 開始積極修建臨時安置房。 ”趙師傅說。
可是修建完的臨時安置房只能住一千多人，還剩一千四百多人無住所。實際上，這二千四百多人都還有一個老婆、一個孩子，加起來還有六千余人住所沒有著落。當局怎么安排，這也是技術問題了。
住所沒著落，政府隨時有可能斷絕救濟糧。經歷一系列變故，趙師傅已經不再抱有更多希望，更不像前些時候那樣焦慮。他和其他工人一樣，看得很清楚，未來的命運都是失業，心理已經有了打算。
在政府斷絕救濟時，工人們打算開展“游擊戰”：哪里做好飯，就死皮賴臉地跑到哪里吃。如果被吃得主人報警，把他們送到警察局或者法院，那正合了他們的意思——那時吃住都不成問題了。如果沒有機會搞“游擊”，他們就用鋪路的石子砸商人店鋪的玻璃，以讓警察把他們抓去監獄，達到吃住的目的。
工人們為什么這樣愛“開玩笑”呢。原來在四個月前，有一部分失業工人申請疏散，幾個當局負責人就冒領了行總發放的遣散費共計200多萬元，結果被發現而逮捕入獄。貪污入獄的七人中有一個骨瘦如柴的人，被判有期徒刑四個月，目前已經刑滿出獄。經過四個月的“修養”，這個人變得又白又胖，工人們無不羨慕，由此知道了獄中的營養較招待所好很多。因此，他們對監獄產生了興趣。
假設六千多人都對監獄發生“興趣”，當局者是不是有這么多的監獄容納他們呢？《上海文匯報》報道了此事，并提醒當局者，別不把工人們的“玩笑”不當“玩笑”。
愛歷史特約作者 萵筍面包 獨家稿件
”趙師傅說。可是修建完的臨時安置房只能住一千多人，還剩一千四百多人無住所。實際上，這二千四百多人都還有一個老婆、一個孩子，加起來還有六千余人住所沒有著落。當局怎么安排，這也是技術問題了。
住所沒著落，政府隨時有可能斷絕救濟糧。經歷一系列變故，趙師傅已經不再抱有更多希望，更不像前些時候那樣焦慮。他和其他工人一樣，看得很清楚，未來的命運都是失業，心理已經有了打算。
在政府斷絕救濟時，工人們打算開展“游擊戰”：哪里做好飯，就死皮賴臉地跑到哪里吃。如果被吃得主人報警，把他們送到警察局或者法院，那正合了他們的意思——那時吃住都不成問題了。如果沒有機會搞“游擊”，他們就用鋪路的石子砸商人店鋪的玻璃，以讓警察把他們抓去監獄，達到吃住的目的。
工人們為什么這樣愛“開玩笑”呢。原來在四個月前，有一部分失業工人申請疏散，幾個當局負責人就冒領了行總發放的遣散費共計200多萬元，結果被發現而逮捕入獄。貪污入獄的七人中有一個骨瘦如柴的人，被判有期徒刑四個月，目前已經刑滿出獄。經過四個月的“修養”，這個人變得又白又胖，工人們無不羨慕，由此知道了獄中的營養較招待所好很多。因此，他們對監獄產生了興趣。
假設六千多人都對監獄發生“興趣”，當局者是不是有這么多的監獄容納他們呢？《上海文匯報》報道了此事，并提醒當局者，別不把工人們的“玩笑”不當“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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