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肅野鵲溝, 12歲的馬百娟笑容純稚, 背著破舊的書包穿行于陡峭的山路去離家幾公里的學校上學。 她在課堂上用蹩腳的普通話朗誦課本, 憧憬著未來的人生。
湖北咸寧, 高考復讀生徐佳再次失利。 成績公布時, 巨大的打擊撕裂著這個十多歲的青年, 輕生的念頭如地頭蛇一般突然冒出, 最終他還是回到那個書籍堆積如山的教室, 開始他第三年的復讀歲月。
北京, 17歲的袁晗寒頂著一頭凌亂的短發, 耷拉著惺忪的眼皮, 她在想今天是先看碟還是先看書, 或者什么都不做, 讓思維走入幻想的天堂。 她從中央美院附中輟學了。
馬百娟、徐佳和袁晗寒是紀錄片《出路》里的三個主角。 他們或許從未想到, 各自看似永無交集的人生會在一部紀錄片中相遇。 導演鄭瓊說, 他們人生的某一部份契合著自己的際遇, 她為此動容。 或許不止導演, 很多人也在他們身上看到了自己成長的影子。
鄭瓊出生在湖北咸寧, 也是紀錄片主角之一徐佳的故鄉。 這是一座臥踞大陸腹地的小城市, 四季分明, 氣候宜人。 二十多年前, 鄭瓊三敗高考, 感覺自己完全被整個社會體系所拋棄。 她說, 當被甩出這個社會機器后, 她才開始獨立思考, 尋求自己的出路——只身闖蕩北京, 成為光線傳媒創始人之一,
二十年后, 高三復讀生徐佳再一次高考失敗, 他卸不下去世父親對他的期望, 也找不到除了高考之外的人生道路。 無路可走的徐佳再次回到學校復讀, 最終考取了武漢的一所二本院校。 大學、畢業、成家、立業, 徐佳努力掙脫底層的桎梏, 卻沒有清醒認識到周圍環境對他的洗腦。
毅然輟學后, 袁晗寒靠看書、看電影、開咖啡館打發漸愈無聊的時間。 家中時常洋溢的藝術氛圍讓袁晗寒很早就有獨立意識, 她喜歡藝術創作, 對應試教育表現出對抗的姿態。 物質的優渥亦讓她有更多選擇, 高考對她來說并不是唯一的出路,
當袁晗寒在對抗無聊時, 馬百娟走了幾公里的山路去一所只有兩個老師五個學生的小學讀書。 她并不知道無聊的人生是什么樣, 因為她永遠有事情做。 她說自己的愿望就是每個月掙一千塊錢幫家里打井買面。 初中輟學后去甘肅打工, 較小的年紀加上身無技能, 馬百娟四處碰壁, 她接下來的人生似乎一望就到了頭——回農村、結婚、生子、干農活, 一輩子出不了這座大山。
馬百娟在農村求得溫飽, 徐佳在縣城改變命運, 袁晗寒在都市對抗空虛。 一個半小時的電影, 三段不同的人生。 人間百態, 參差富貴, 其實所有找尋生命之路的個體都值得深深敬畏。
我不關心真實的問題, 我關心現實的問題
谷雨:是什么原因促使你拍攝這部紀錄片?
鄭瓊:2008年, 我一個做導演的朋友說自己的女兒退學了, 她當時挺痛心的。 后來我去看了她女兒的設計, 覺得是個非常有天賦的孩子。 我覺得北京的孩子有很多機會, 大多數人努力都達不到, 但他們很輕易地就放棄了, 這個點讓我很感興趣。 2009年我回到原來的高中, 想拍一個高三復讀生, 就找到了徐佳。 后來, 我另一個朋友說甘肅野鵲溝有一個小姑娘特別想上學, 拿了那個學校的照片給我看, 就是影片中的馬百娟。
谷雨:這三個人身上的什么特質吸引了你, 讓你把他們作為拍攝對象?還有, 為什么選擇三個人, 而不是只拍攝其中一個人?
鄭瓊:馬百娟身上單純的喜樂, 和一心想上學的勁,
我并不是要做一個人的人物自傳, 這三個人其實都有“我”的成分——小時候在農村, 周圍有很多像馬百娟一樣的女孩;復讀失敗后在北京打拼, 就像徐佳一樣;后來我像袁寒寒, 有了很多選擇。 很多人會把這部影片解讀成階層固化與教育問題, 其實最先是有個體的觸動。 不是你去找一個故事, 是故事找到你。
谷雨:你之前是否會預設一些拍攝場景?有什么意料之外的變化?
鄭瓊:我拍紀錄片是有計劃的,百分之八十吧,都拍到了,當然也有很多變化,但是因為有調研,所以都能應對。當時我去徐佳的高中拍攝,保安要趕我出去,我就打死也不走,走了就拍不了了。然后我就跟保安周旋,他攆我,我就躲就跑,最后托關系得到拍攝機會。我當時是想拍英語課,但是上課的老師因為怕播出來不好,不讓我拍,我就只有拍攝物理課,物理課的老師是我一個親戚,所以相對來說好溝通一些。
谷雨:在看前半部分時,會覺得被攝者和所處環境的其他人有一些扭捏和不自然的“鏡頭感”,沒有表現自己真實的一面。一般導演如何消除這種隔閡?
鄭瓊:前期一定要做調研和溝通,了解你的人物,這樣你才能去拍攝。我最開始跟著袁晗寒時什么都不做,也不帶設備,就看她干什么。這工作得花一些時間,做很深的調研,得到很多細節。
我不關心真實的問題,我關心現實的問題。很多國外紀錄片工作者跟我說,為什么中國還在討論紀錄片是不是真實的?我覺得國內有些紀錄片拍攝并不專業。何為導演?不是拿一個攝影機到處跟拍。你得有取舍。我去武漢拍攝時,要先去學校看什么能拍什么不能拍,有拍攝計劃。我知道徐佳要跟公司簽合約,我就先跟公司聯系,請他們改一下簽約時間(因為原定的簽約時間我來不了),這是制片需要做的。
日常生活不可能短期內就有很多驚心動魄的事,你得主動去找,去聯系。要有精彩的瞬間,可這些瞬間并不能主宰你的電影,一定要有一個大的框架。紀錄片就是電影,怎么拍電影,你就怎么拍紀錄片。我想好了我要的三個人物,表達出差異,我還剪輯出很多荒誕諷刺的場景。
紀錄片還是影像的藝術,應該透過畫面講故事。我雖然換了好幾個攝影,但是風格是統一的,導演的作用就在這里。
谷雨:那如何把握這其中的拍攝尺度呢?比如協調簽約時間這種事。
鄭瓊:我之前說過,我拍攝的紀錄片關注的是現實的問題,你可以將紀錄片進行合理的安排,紀錄片也是講故事,一切都要服務于你的故事。簽約這種事情是真實發生的,不是虛構的,不是表演出來的,這就是拍攝的尺度。還是我前面說的要去尋找重要的點,不能跟著屁股后面拍,必須要有計劃和調研,很多尺度是你做完調研才知道的。其實像更改簽約這種拍攝,前期都要制片人去談的,這是制片人的工作。
對他的苛刻是更深的愛
谷雨:看紀錄片時有種很強烈的時間流逝感,能看到人的改變。聽說時間跨度有六年?
鄭瓊:我并沒有想拍六年,原本想拍到他們結婚就不拍了,但每次剪片子的時候總覺得又得補拍下。也不是六年一直在拍。很多人要我繼續拍,我不會再拍了,我想說的已經說完了。有人說我的鏡頭表現出對馬百娟和袁晗寒的愛,但對徐佳卻很嚴厲,其實這種苛刻是更深的愛,我不希望他變得只是依附于周圍環境而沒有獨立的思考。
谷雨:馬百娟相比其他兩個孩子,似乎對于自我處境沒有很強烈的要改變的意思。
鄭瓊:馬百娟因為環境的原因,自我意識沒有崛起,表達能力弱,也沒有強烈改變的想法,她唯一的愿望就是打工掙錢讓家人吃飽有水喝。徐佳自我認識模糊,但是表達能力不錯。袁晗寒自我認知清晰并且表達能力好,有她自己精神世界的出口。
谷雨:對徐佳高考接連失敗的拍攝比較少,時間跳躍性過大。為什么不把鏡頭更多地放在高考上面?
鄭瓊:我講的是三個人的故事,并不是只講高考。高考是大背景,但沒有必要過分去渲染,故意撕裂這些現實拿出來給人看。有段劇情是徐佳去高考,媽媽在家里,家中只有電風扇的聲音,我覺得這樣的畫面就夠了。
谷雨:你對高考的看法是什么,徐佳對自己三年高考的看法是什么?
鄭瓊:當年我復讀時很懵懂,我跟徐佳一樣想改變命運,但根本不知道高考對我意味著什么,大家去復讀我也去,后來三年高考失敗,當時感覺自己被整個社會體系拋棄了,這時我才開始審視自己:我在哪里?要到哪去?
對于小地方來講高考是唯一體現公平的地方,我問過徐佳。他大學畢業時,我又采訪了一次,他說高考不是唯一出路,還可以創業打工。我問他這種想法什么時候轉變的,他說是讀了大學后。我們吃到一百個餅飽了,并不是這第一百個讓你飽的,是前面的九十九個餅。
用物質定義出路是沒有出路的
谷雨:你有專門拍攝這三家人對孩子的態度,你認為他們的人生跟父母有多大關系?
鄭瓊:他們來自三個不同的地區,有著不同的家庭背景,家庭環境對他們的影響肯定很大。袁晗寒掉了錢包,她媽媽聽說后說太好了,此時馬百娟還在期望著每個月掙1000塊錢為家里打井。徐佳拿到了3000塊工資,他和父母非常詳細地討論著錢該怎么用,怎么節約。把這些放在一起,就能清楚家庭對于他們的影響了。
谷雨:你如何看待家長對一些問題的看法,譬如馬百娟的父親認為女人的最終宿命就是嫁人。
鄭瓊:之所以拍攝這個場景,不是為了讓人憤怒,而是希望去紀錄這些人為什么會這樣想。馬百娟父親說的話,我不認同,但是我能理解他,我知道他為什么說,他經歷了什么。
谷雨:你覺得他們的人生有沒有相似的地方?
鄭瓊: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困境,他們在各自的框架內尋找出路,這就是共性。馬百娟想成為徐佳,徐佳奮斗就是為了到達袁晗寒的生活,但是袁晗寒卻說生活無聊。我覺得單一成功學是很錯誤的,追求物質層面當然讓人絕望,用物質定義出路是沒有出路的。我期望馬百娟生活變得更好,但我希望他們最終都要有精神的出路。
谷雨:你選擇的這三個拍攝對象,分別來自大城市、小縣城、農村,你有想表現出他們的困境是階層、區域發展不平衡等社會原因造成的嗎?
鄭瓊:我當年復讀后有強烈的羞恥感,當我認識到有部分是社會結構的原因,我就放下了很多。我不想去批判這些,這不光是現實的問題,也是歷史的問題。現實社會的問題我并不是故意去表現出來,這些問題都存在,我不用去放大。我關注的是個體,是具體的人怎么活下來。
這三個人是我生命的三段。我們不負責改變或者扭轉一個人的命運,我們要尊重別人命運的軌跡。馬百娟說我改變了她,我覺得不是。我選擇他們三人,不是想造成更大的分裂,而是想促成更多交流,讓大家相互了解。
6月30日起,紀錄片《出路》在全國各地同步首映,點擊“閱讀原文”跳轉購票。
采訪并文 / 羊蔓珺? 供圖 / 鄭瓊? 編輯 / 景旭? 運營編輯 / 張琳悅? 校對 / 阿犁? 運營統籌 / 迦沐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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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瓊:我拍紀錄片是有計劃的,百分之八十吧,都拍到了,當然也有很多變化,但是因為有調研,所以都能應對。當時我去徐佳的高中拍攝,保安要趕我出去,我就打死也不走,走了就拍不了了。然后我就跟保安周旋,他攆我,我就躲就跑,最后托關系得到拍攝機會。我當時是想拍英語課,但是上課的老師因為怕播出來不好,不讓我拍,我就只有拍攝物理課,物理課的老師是我一個親戚,所以相對來說好溝通一些。
谷雨:在看前半部分時,會覺得被攝者和所處環境的其他人有一些扭捏和不自然的“鏡頭感”,沒有表現自己真實的一面。一般導演如何消除這種隔閡?
鄭瓊:前期一定要做調研和溝通,了解你的人物,這樣你才能去拍攝。我最開始跟著袁晗寒時什么都不做,也不帶設備,就看她干什么。這工作得花一些時間,做很深的調研,得到很多細節。
我不關心真實的問題,我關心現實的問題。很多國外紀錄片工作者跟我說,為什么中國還在討論紀錄片是不是真實的?我覺得國內有些紀錄片拍攝并不專業。何為導演?不是拿一個攝影機到處跟拍。你得有取舍。我去武漢拍攝時,要先去學校看什么能拍什么不能拍,有拍攝計劃。我知道徐佳要跟公司簽合約,我就先跟公司聯系,請他們改一下簽約時間(因為原定的簽約時間我來不了),這是制片需要做的。
日常生活不可能短期內就有很多驚心動魄的事,你得主動去找,去聯系。要有精彩的瞬間,可這些瞬間并不能主宰你的電影,一定要有一個大的框架。紀錄片就是電影,怎么拍電影,你就怎么拍紀錄片。我想好了我要的三個人物,表達出差異,我還剪輯出很多荒誕諷刺的場景。
紀錄片還是影像的藝術,應該透過畫面講故事。我雖然換了好幾個攝影,但是風格是統一的,導演的作用就在這里。
谷雨:那如何把握這其中的拍攝尺度呢?比如協調簽約時間這種事。
鄭瓊:我之前說過,我拍攝的紀錄片關注的是現實的問題,你可以將紀錄片進行合理的安排,紀錄片也是講故事,一切都要服務于你的故事。簽約這種事情是真實發生的,不是虛構的,不是表演出來的,這就是拍攝的尺度。還是我前面說的要去尋找重要的點,不能跟著屁股后面拍,必須要有計劃和調研,很多尺度是你做完調研才知道的。其實像更改簽約這種拍攝,前期都要制片人去談的,這是制片人的工作。
對他的苛刻是更深的愛
谷雨:看紀錄片時有種很強烈的時間流逝感,能看到人的改變。聽說時間跨度有六年?
鄭瓊:我并沒有想拍六年,原本想拍到他們結婚就不拍了,但每次剪片子的時候總覺得又得補拍下。也不是六年一直在拍。很多人要我繼續拍,我不會再拍了,我想說的已經說完了。有人說我的鏡頭表現出對馬百娟和袁晗寒的愛,但對徐佳卻很嚴厲,其實這種苛刻是更深的愛,我不希望他變得只是依附于周圍環境而沒有獨立的思考。
谷雨:馬百娟相比其他兩個孩子,似乎對于自我處境沒有很強烈的要改變的意思。
鄭瓊:馬百娟因為環境的原因,自我意識沒有崛起,表達能力弱,也沒有強烈改變的想法,她唯一的愿望就是打工掙錢讓家人吃飽有水喝。徐佳自我認識模糊,但是表達能力不錯。袁晗寒自我認知清晰并且表達能力好,有她自己精神世界的出口。
谷雨:對徐佳高考接連失敗的拍攝比較少,時間跳躍性過大。為什么不把鏡頭更多地放在高考上面?
鄭瓊:我講的是三個人的故事,并不是只講高考。高考是大背景,但沒有必要過分去渲染,故意撕裂這些現實拿出來給人看。有段劇情是徐佳去高考,媽媽在家里,家中只有電風扇的聲音,我覺得這樣的畫面就夠了。
谷雨:你對高考的看法是什么,徐佳對自己三年高考的看法是什么?
鄭瓊:當年我復讀時很懵懂,我跟徐佳一樣想改變命運,但根本不知道高考對我意味著什么,大家去復讀我也去,后來三年高考失敗,當時感覺自己被整個社會體系拋棄了,這時我才開始審視自己:我在哪里?要到哪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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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瓊:他們來自三個不同的地區,有著不同的家庭背景,家庭環境對他們的影響肯定很大。袁晗寒掉了錢包,她媽媽聽說后說太好了,此時馬百娟還在期望著每個月掙1000塊錢為家里打井。徐佳拿到了3000塊工資,他和父母非常詳細地討論著錢該怎么用,怎么節約。把這些放在一起,就能清楚家庭對于他們的影響了。
谷雨:你如何看待家長對一些問題的看法,譬如馬百娟的父親認為女人的最終宿命就是嫁人。
鄭瓊:之所以拍攝這個場景,不是為了讓人憤怒,而是希望去紀錄這些人為什么會這樣想。馬百娟父親說的話,我不認同,但是我能理解他,我知道他為什么說,他經歷了什么。
谷雨:你覺得他們的人生有沒有相似的地方?
鄭瓊: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困境,他們在各自的框架內尋找出路,這就是共性。馬百娟想成為徐佳,徐佳奮斗就是為了到達袁晗寒的生活,但是袁晗寒卻說生活無聊。我覺得單一成功學是很錯誤的,追求物質層面當然讓人絕望,用物質定義出路是沒有出路的。我期望馬百娟生活變得更好,但我希望他們最終都要有精神的出路。
谷雨:你選擇的這三個拍攝對象,分別來自大城市、小縣城、農村,你有想表現出他們的困境是階層、區域發展不平衡等社會原因造成的嗎?
鄭瓊:我當年復讀后有強烈的羞恥感,當我認識到有部分是社會結構的原因,我就放下了很多。我不想去批判這些,這不光是現實的問題,也是歷史的問題。現實社會的問題我并不是故意去表現出來,這些問題都存在,我不用去放大。我關注的是個體,是具體的人怎么活下來。
這三個人是我生命的三段。我們不負責改變或者扭轉一個人的命運,我們要尊重別人命運的軌跡。馬百娟說我改變了她,我覺得不是。我選擇他們三人,不是想造成更大的分裂,而是想促成更多交流,讓大家相互了解。
6月30日起,紀錄片《出路》在全國各地同步首映,點擊“閱讀原文”跳轉購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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