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的經濟是人的資源開發經濟
只有人放開了， 人的活力放開了
人參與到經濟活動過程中， 才能得到發展
5月17日， 天津落戶辦事大廳內外排滿了諮詢、申請的群眾。 圖/視覺中國
天津失速
本文首發於總第854期《中國新聞週刊》
近日， 天津“零門檻”落戶新政引發的搶人大戰， 把這座“失速”的城市再次推到了輿論中心。 自去年經濟增長速度出現斷崖式下滑後， 在剛剛公佈的今年第一季度GDP增速排名中， 天津在全國各省市中再次墊底。
天津市統計局4月發佈的資料顯示，
一季度全市生產總值4959.42億元，
按可比價格計算，
1.9％的經濟增速也創下了1993年以來天津的最低值。 事實上， 除了經濟失速外， 人口下降、稅收負增長、資本外流也對這個直轄市敲響了警鐘。
據統計， 2017年， 天津的常住人口為1556萬人， 同比減少了5.2萬人。 其498萬的外來人口數， 一下子被打回到2015年的水準。 在全國12個GDP超萬億的城市中（不含北京、上海）， 天津是唯一常住人口負增長的城市。
此外， 天津2017年的稅收收入是1612億元， 同比減少12億元， 也是全國12個GDP超萬億的城市中（不含北京、上海）， 唯一一個稅收收入負增長的城市。
A股上市公司數量， 基本代表了一個城市民營經濟指數、資本活躍度和創業創新活力，
種種跡象表明， 失速的天津正面臨著新一輪的挑戰。 而剛剛出臺的落戶新政， 則是被認為是天津應對這一挑戰的一記“殺手鐧”。
環保督察致近萬家企業關停
作為四個直轄市之一， 天津一直是中國北方最大的工業中心。 近十幾年， 經濟增速在全國也名列前茅。
1999年到2014年， 天津的經濟始終是兩位數增長。 2010年到2013年， 天津經濟增速分別為17.4％、16.4％、13.8％、12.5％， 連續多年排全國第一。 2014、2015、2016年天津經濟增速有所下降， 但仍為10％、9.3％、9.1％， 在各省市中也位居前列。
但2017年天津的經濟增速僅為3.6％，
今年第一季度又降至1.9％，
出現了斷崖式下滑。
天津社科院城市經濟所所長王雙在接受《中國新聞週刊》採訪時認為， 天津近期出現經濟增長程度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從短期來看， 去年以來嚴格的環保督察， 是該市經濟增長速度下降的直接原因。
去年4月， 國家啟動了為期一年的環保強化督察行動。 這場被稱為“史上最為嚴格”環保督察對天津影響巨大。 當年4月28日至5月28日， 中央環保督察組進駐天津市， 開展環保督察。
經過一個月的下沉督察， 督察組給出的評價是：天津市的環保工作與直轄市的定位和人民群眾的期盼有明顯差距；大氣治理時緊時鬆、水環境問題突出， 一些突出的環境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
督察組在回饋情況時， 特別提及了督察中發現的多個環境治理敷衍了事的問題。
對於中央環保督察組的意見， 天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視， 對全市企業進行了拉網式排查， 查出了近1.9萬家“散亂汙”企業， 並對其中9000多家污染嚴重、整治無望的企業實行了關停取締。
此外， 去年3月， 環保部還下發了《京津冀及周邊地區2017年大氣污染防治工作方案》， 要求重點城市加大鋼鐵企業限產力度， 其中很多內容直指天津。 例如， 要求天津在當年6月底前完成火電行業排汙許可證發放， 7月底前天津港不再接收柴油貨車運輸的集港煤炭， 9月底前對所有鋼鐵、燃煤鍋爐排放物限值。
9月， 環保部、發改委、工信部等多部委又會同北京、天津、河北等省市印發了《京津冀及周邊地區2017-2018年秋冬季大氣污染綜合治理攻堅行動方案》， 要求天津對鋼鐵、鑄造、建材、焦化等重點行業實施錯峰生產， 鋼鐵產能限產50％。
嚴厲的環保督察使得以重化工業為主的天津面臨巨大的壓力， 生產在短期內出現了急劇的下滑。 據天津市統計局統計， 2017年全年天津鋼材產量4374萬噸， 比上年下降了50％， 8~12月， 該市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月度同比連續負增長， 全年僅增長2.3％， 較上年下滑6.1百分點。
“環保督察是天津經濟下滑一個非常重要的短期政策因素。 ”王雙說。
除此之外， 主動擠水分、向統計資料虛高開刀， 也被認為是天津近期經濟增速急劇下滑的直接因素之一。
2017年1月11日舉行的天津濱海新區第三屆人代會公佈，該新區2016年的GDP從10002億元調整為6654億元，2017年GDP預計為7000億，降幅達1/3。所涉及的統計口徑，主要是以往濱海新區GDP統計以企業註冊地為標準，但實際情況是許多在濱海註冊的公司，其實際生產經營都在外地，GDP兩地重複計算。
儘管，天津市統計局不久就在其官網發佈《關於天津濱海新區GDP統計口徑變化的說明》一文，認為這次調整對天津全市GDP資料沒有影響，因為“濱海新區與其他區縣交叉重複統計的部分，在計算全市GDP資料時已經剔除”，但不少學者仍認為，濱海新區調整GDP統計口徑對天津GDP資料的影響不可忽視。
作為國務院批准的第一個國家綜合改革創新區，濱海新區對天津經濟的影響舉足輕重。在統計口徑調整前，2016年濱海新區的GDP占到全市的55.9％。
“調整後，縮水了將近1/3，減少了3000多億元的GDP，對整個天津的影響肯定是存在的。”王雙對《中國新聞新聞》說。同時，她還認為，限購政策對房地產行業造成的影響，也是近期天津經濟失速的一個重要因素。
2017年3月31日，天津市發佈了《進一步深化天津市房地產市場調控的實施意見》，在意見當中，對於非天津市當地戶口購房人提出了兩年的社保限制，對於本地人購買第二套房屋的首付比例也提高了60％。
據統計，到當年10月，天津新房成交量遠低於前年同期，以往銷量火爆的“十一黃金周”，天津新房成交套數、成交面積、成交總金額同環比降幅均達八成。
錯失產業結構轉型良機
儘管從短期看，嚴厲的環保政策、主動擠水分、限購政策等因素是導致天津經濟失速的直接原因，但業界普遍認為，從長期看，產業結構調整的滯後，尤其是重化工產業產值在工業結構中占比過高，才是當前天津經濟增長遭遇困境的原因所在。
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所長劉剛在接受《中國新聞週刊》採訪時表示，在2003年至2012年的10年間，天津經濟基本保持了每年15％的增長速度，2013年、2014年儘管有所回落，仍然延續了兩位數的增長。但與此同時，“快速增長背後長期積累的深層次問題逐漸顯現”。
在劉剛看來，這些深層問題在產業結構上，表現為傳統優勢工業偏重、偏舊，冶金、石化等傳統工業占比較大，對全市經濟的拉動作用明顯回落，甚至出現負拉動。
比如，2017年前11個月，天津汽車製造業、石油和天然氣開採業、電氣機械和器材製造業以及有色金屬冶煉和壓延加工業等重點行業增加值，合計影響全市工業增加值速度回落3.1個百分點，而前年同期為拉動工業增長2.2個百分點。
作為典型的工業城市，天津的城市地位和地理區位條件，在發展石油化工等重工業方面都是北方其他城市不可比擬的。這些重化工業的發展，也一直是天津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撐。但隨著中國經濟向高品質發輾轉型，重化工業不僅自身遇到了瓶頸，而且也成為天津轉型的負擔。
有評論稱，從某種程度上說，天津經過多年經由投資拉動經濟高速發展之後，對原有的產業結構形成依賴，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方面沒有提前部署，導致產業結構固化而非優化，最終尾大難掉。
劉剛認為，產業結構調整的滯後、固定資產投資增速的持續下降和嚴格的環境督察影響，這些因素同時又是相互交融的，“對重化工業的長期依賴是環境保護問題的根源，在重化工業發展前景預期暗淡的條件下，無論是城市建設還是產業發展方面的投資都會減少。”
他告訴《中國新聞週刊》，事實上，天津曾有過多次轉型良機，但都錯失了。比如，在2005年前後，中國互聯網行業正從以硬體生產為主的第一階段，向以移動互聯為特徵的第二階段轉型。深圳、杭州這些現在發展領先的城市，都是在當年進行了轉型。
“但天津卻仍然到處修建工業園區，繼續抱著粗獷的經濟發展模式不放，在新舊動能轉換方面，顯然沒有走在全國前列。”劉剛說。
不過，劉剛認為，天津經濟暫時失速並不可怕，一旦培育出新動能，經濟會很快恢復活力。“這就像一輛處於彎道的汽車，減速是必然的，但只要能順利通過彎道，必然會提速”。
統計資料顯示，目前天津已有一些新興產業開始發力。今年第一季度，天津電氣機械和器材製造業增長19.4％，專用設備製造業增長17.6％，醫藥製造業增長10.2％。另外，一些先進製造業產品產量也快速增長，比如醫療儀器設備及器械產量增長56.5％，光電子器件產量增長38.8％，電子元件產量增長19.1％。
劉剛相信，作為中國工業重鎮，天津的產業基礎和區位優勢依然明顯，同時與東三省不一樣，天津工業的現代化程度較高，經過短期陣痛之後，會很快重新出發。他說，“關鍵是要儘快培育出新動能，從主要依賴投資和重化工業發展的製造城市，轉型升級為依靠知識和技術驅動的創新型城市。”
在劉剛看來，天津已經找到了最適合自己的新動能，那就是智慧科技產業。
最優政策組合有待落實
中國的智慧經濟起步於2005年左右，2010年進入快速發展期，短短六七年間，通過向其他產業滲透，不斷催化新技術、新產品、新業態和新模式，逐漸改變著人們衣食住行等生活方式。業界認為，發展智慧經濟已然成為當下中國乃至全球經濟轉型發展不可逆轉的趨勢。
劉剛認為，天津的工業基礎和科技水準都比較好，經濟未來轉型的動力就是數位化和智慧化。在他看來，智慧經濟的研發轉化基地就是科技創新中心，因此天津應該大膽地提出打造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重點就是推動天津經濟的數位化和智慧化。
2017年7月，首屆世界智慧大會在天津召開。天津在大會上發佈了《天津宣言》，表示將致力於打造中國智港，從“海港城市”向“智港城市”轉型。《宣言》稱，未來天津將著力打造智慧製造與能源、智慧交通與智慧城市、智慧健康醫療、智慧農業、人工智慧和大資料產業聚集區、智慧金融等六大產業板塊。
就在這次大會前，天津市還與中國工程院合作成立了中國新一代人工智慧發展戰略研究院。天津市科委主任戴永康表示，該研究院的成立將使天津智慧科技產業從戰略研究、戰略諮詢到具體技術研究，都走在全國的最前面，“天津要舉起中國智慧的旗幟，佔領這個高地”。
2018年1月，為加快建設全國領先的創新型城市和智慧科技產業創新中心，天津市政府印發了《天津市加快推進智慧科技產業發展總體行動計畫》（簡稱《總體行動計畫》），對“大智慧”產業做了系統的謀劃和戰略佈局，力圖建設“大智慧”產業集聚區，培育“大智慧”創新體系，構建全國一流的智慧科技創新生態。
根據規劃，到2020年，天津將培育50家智慧製造重點示範企業，突破30至35項智慧製造關鍵共性技術，建設15至20個智慧製造關鍵技術裝備示範基地，形成5至10個智慧製造產業集聚群，形成較強的輻射帶動作用；到2025年要達到“智慧製造標準體系基本完善，智慧製造生態體系初步形成，智慧製造人才隊伍基本建立”的總體目標。
今年5月中旬，第二屆世界智慧大會再次在天津舉行。在大會上，天津又發佈了《天津市加快推進智慧科技產業發展的若干政策》（簡稱《若干政策》），提出拿出100億元，對工業互聯網、機器人和智慧製造新模式應用等領域專案，給予不同程度補助；同時，設立1000億元的產業基金，投向智慧型機器人、智慧軟硬體、智慧汽車等新興領域。
與《若干政策》同時發佈的，還有後來引起社會極大關注的《天津市“海河英才”行動計畫》。不難看出，天津希望在項目扶持、資金保障、人才引進等方面出臺一批吸引力更強的政策，全力打造最優政策組合，為智慧科技產業發展壯大提供支撐。
劉剛在接受《中國新聞週刊》採訪時表示，政府在助力智慧經濟發展方面，除了加快平臺企業的引進外，還要增強服務意識，要做“店小二”，拋棄官本位的思維方式，切實服務好企業。
“‘店小二’的核心思維是服務好客戶，企業需要什麼，我服務什麼，而不是我有什麼服務，企業才能享受什麼服務。”他說，“提供服務的出發點是企業。”
在這方面，天津也是下足了功夫。為了營造良好的營商環境，2017年11月，天津出臺了《關於營造企業家創業發展良好環境的規定》，明確從八個方面進一步樹立“產業第一、企業家老大”理念，更好發揮企業家作用。
這項被稱為“津八條”的規定提出，天津將實施企業家隊伍建設“111”工程，到2020年培養100名以上具有國際視野、善於國際化經營管理、具有一定國際市場影響力的企業家，1000名以上經營業績突出的知名企業家，1萬名以上富有創新精神、具有一定行業或區域影響力的企業家。
在劉剛看來，優化營商環境最重要的一點是構建富有活力的創新生態系統和高效的創新智力體系。他認為，目前天津在這方面，已經出臺了一系列的政策，但許多政策只在規劃檔上有，在行動計畫上還沒有體現出來。
“政府應儘快落實在人才政策上和企業政策上。”他說，“未來的經濟是人的資源開發經濟，只有人放開了，人的活力放開了，人參與到經濟活動過程中，才能得到發展。”
《中國新聞週刊》記者/蔡如鵬
2017年1月11日舉行的天津濱海新區第三屆人代會公佈，該新區2016年的GDP從10002億元調整為6654億元，2017年GDP預計為7000億，降幅達1/3。所涉及的統計口徑，主要是以往濱海新區GDP統計以企業註冊地為標準，但實際情況是許多在濱海註冊的公司，其實際生產經營都在外地，GDP兩地重複計算。
儘管，天津市統計局不久就在其官網發佈《關於天津濱海新區GDP統計口徑變化的說明》一文，認為這次調整對天津全市GDP資料沒有影響，因為“濱海新區與其他區縣交叉重複統計的部分，在計算全市GDP資料時已經剔除”，但不少學者仍認為，濱海新區調整GDP統計口徑對天津GDP資料的影響不可忽視。
作為國務院批准的第一個國家綜合改革創新區，濱海新區對天津經濟的影響舉足輕重。在統計口徑調整前，2016年濱海新區的GDP占到全市的55.9％。
“調整後，縮水了將近1/3，減少了3000多億元的GDP，對整個天津的影響肯定是存在的。”王雙對《中國新聞新聞》說。同時，她還認為，限購政策對房地產行業造成的影響，也是近期天津經濟失速的一個重要因素。
2017年3月31日，天津市發佈了《進一步深化天津市房地產市場調控的實施意見》，在意見當中，對於非天津市當地戶口購房人提出了兩年的社保限制，對於本地人購買第二套房屋的首付比例也提高了60％。
據統計，到當年10月，天津新房成交量遠低於前年同期，以往銷量火爆的“十一黃金周”，天津新房成交套數、成交面積、成交總金額同環比降幅均達八成。
錯失產業結構轉型良機
儘管從短期看，嚴厲的環保政策、主動擠水分、限購政策等因素是導致天津經濟失速的直接原因，但業界普遍認為，從長期看，產業結構調整的滯後，尤其是重化工產業產值在工業結構中占比過高，才是當前天津經濟增長遭遇困境的原因所在。
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所長劉剛在接受《中國新聞週刊》採訪時表示，在2003年至2012年的10年間，天津經濟基本保持了每年15％的增長速度，2013年、2014年儘管有所回落，仍然延續了兩位數的增長。但與此同時，“快速增長背後長期積累的深層次問題逐漸顯現”。
在劉剛看來，這些深層問題在產業結構上，表現為傳統優勢工業偏重、偏舊，冶金、石化等傳統工業占比較大，對全市經濟的拉動作用明顯回落，甚至出現負拉動。
比如，2017年前11個月，天津汽車製造業、石油和天然氣開採業、電氣機械和器材製造業以及有色金屬冶煉和壓延加工業等重點行業增加值，合計影響全市工業增加值速度回落3.1個百分點，而前年同期為拉動工業增長2.2個百分點。
作為典型的工業城市，天津的城市地位和地理區位條件，在發展石油化工等重工業方面都是北方其他城市不可比擬的。這些重化工業的發展，也一直是天津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撐。但隨著中國經濟向高品質發輾轉型，重化工業不僅自身遇到了瓶頸，而且也成為天津轉型的負擔。
有評論稱，從某種程度上說，天津經過多年經由投資拉動經濟高速發展之後，對原有的產業結構形成依賴，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方面沒有提前部署，導致產業結構固化而非優化，最終尾大難掉。
劉剛認為，產業結構調整的滯後、固定資產投資增速的持續下降和嚴格的環境督察影響，這些因素同時又是相互交融的，“對重化工業的長期依賴是環境保護問題的根源，在重化工業發展前景預期暗淡的條件下，無論是城市建設還是產業發展方面的投資都會減少。”
他告訴《中國新聞週刊》，事實上，天津曾有過多次轉型良機，但都錯失了。比如，在2005年前後，中國互聯網行業正從以硬體生產為主的第一階段，向以移動互聯為特徵的第二階段轉型。深圳、杭州這些現在發展領先的城市，都是在當年進行了轉型。
“但天津卻仍然到處修建工業園區，繼續抱著粗獷的經濟發展模式不放，在新舊動能轉換方面，顯然沒有走在全國前列。”劉剛說。
不過，劉剛認為，天津經濟暫時失速並不可怕，一旦培育出新動能，經濟會很快恢復活力。“這就像一輛處於彎道的汽車，減速是必然的，但只要能順利通過彎道，必然會提速”。
統計資料顯示，目前天津已有一些新興產業開始發力。今年第一季度，天津電氣機械和器材製造業增長19.4％，專用設備製造業增長17.6％，醫藥製造業增長10.2％。另外，一些先進製造業產品產量也快速增長，比如醫療儀器設備及器械產量增長56.5％，光電子器件產量增長38.8％，電子元件產量增長19.1％。
劉剛相信，作為中國工業重鎮，天津的產業基礎和區位優勢依然明顯，同時與東三省不一樣，天津工業的現代化程度較高，經過短期陣痛之後，會很快重新出發。他說，“關鍵是要儘快培育出新動能，從主要依賴投資和重化工業發展的製造城市，轉型升級為依靠知識和技術驅動的創新型城市。”
在劉剛看來，天津已經找到了最適合自己的新動能，那就是智慧科技產業。
最優政策組合有待落實
中國的智慧經濟起步於2005年左右，2010年進入快速發展期，短短六七年間，通過向其他產業滲透，不斷催化新技術、新產品、新業態和新模式，逐漸改變著人們衣食住行等生活方式。業界認為，發展智慧經濟已然成為當下中國乃至全球經濟轉型發展不可逆轉的趨勢。
劉剛認為，天津的工業基礎和科技水準都比較好，經濟未來轉型的動力就是數位化和智慧化。在他看來，智慧經濟的研發轉化基地就是科技創新中心，因此天津應該大膽地提出打造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重點就是推動天津經濟的數位化和智慧化。
2017年7月，首屆世界智慧大會在天津召開。天津在大會上發佈了《天津宣言》，表示將致力於打造中國智港，從“海港城市”向“智港城市”轉型。《宣言》稱，未來天津將著力打造智慧製造與能源、智慧交通與智慧城市、智慧健康醫療、智慧農業、人工智慧和大資料產業聚集區、智慧金融等六大產業板塊。
就在這次大會前，天津市還與中國工程院合作成立了中國新一代人工智慧發展戰略研究院。天津市科委主任戴永康表示，該研究院的成立將使天津智慧科技產業從戰略研究、戰略諮詢到具體技術研究，都走在全國的最前面，“天津要舉起中國智慧的旗幟，佔領這個高地”。
2018年1月，為加快建設全國領先的創新型城市和智慧科技產業創新中心，天津市政府印發了《天津市加快推進智慧科技產業發展總體行動計畫》（簡稱《總體行動計畫》），對“大智慧”產業做了系統的謀劃和戰略佈局，力圖建設“大智慧”產業集聚區，培育“大智慧”創新體系，構建全國一流的智慧科技創新生態。
根據規劃，到2020年，天津將培育50家智慧製造重點示範企業，突破30至35項智慧製造關鍵共性技術，建設15至20個智慧製造關鍵技術裝備示範基地，形成5至10個智慧製造產業集聚群，形成較強的輻射帶動作用；到2025年要達到“智慧製造標準體系基本完善，智慧製造生態體系初步形成，智慧製造人才隊伍基本建立”的總體目標。
今年5月中旬，第二屆世界智慧大會再次在天津舉行。在大會上，天津又發佈了《天津市加快推進智慧科技產業發展的若干政策》（簡稱《若干政策》），提出拿出100億元，對工業互聯網、機器人和智慧製造新模式應用等領域專案，給予不同程度補助；同時，設立1000億元的產業基金，投向智慧型機器人、智慧軟硬體、智慧汽車等新興領域。
與《若干政策》同時發佈的，還有後來引起社會極大關注的《天津市“海河英才”行動計畫》。不難看出，天津希望在項目扶持、資金保障、人才引進等方面出臺一批吸引力更強的政策，全力打造最優政策組合，為智慧科技產業發展壯大提供支撐。
劉剛在接受《中國新聞週刊》採訪時表示，政府在助力智慧經濟發展方面，除了加快平臺企業的引進外，還要增強服務意識，要做“店小二”，拋棄官本位的思維方式，切實服務好企業。
“‘店小二’的核心思維是服務好客戶，企業需要什麼，我服務什麼，而不是我有什麼服務，企業才能享受什麼服務。”他說，“提供服務的出發點是企業。”
在這方面，天津也是下足了功夫。為了營造良好的營商環境，2017年11月，天津出臺了《關於營造企業家創業發展良好環境的規定》，明確從八個方面進一步樹立“產業第一、企業家老大”理念，更好發揮企業家作用。
這項被稱為“津八條”的規定提出，天津將實施企業家隊伍建設“111”工程，到2020年培養100名以上具有國際視野、善於國際化經營管理、具有一定國際市場影響力的企業家，1000名以上經營業績突出的知名企業家，1萬名以上富有創新精神、具有一定行業或區域影響力的企業家。
在劉剛看來，優化營商環境最重要的一點是構建富有活力的創新生態系統和高效的創新智力體系。他認為，目前天津在這方面，已經出臺了一系列的政策，但許多政策只在規劃檔上有，在行動計畫上還沒有體現出來。
“政府應儘快落實在人才政策上和企業政策上。”他說，“未來的經濟是人的資源開發經濟，只有人放開了，人的活力放開了，人參與到經濟活動過程中，才能得到發展。”
《中國新聞週刊》記者/蔡如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