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魯迅的感情生活中， 有著兩位不得不提的女子。
一位是與他同為革命作家的許廣平， 在那個戰火紛飛的年代， 許廣平無畏流言，
另一位， 便是魯迅先生的結髮妻子——朱安。
魯迅曾說過：「朱安， 是母親贈我的一件禮物。 」
魯迅此言之意， 並非感謝母親的饋贈， 而是自與朱安結婚後， 兩人只有夫妻之名， 卻無夫妻之實。
整日不見魯迅的朱安， 始終守護在魯迅母親的身邊。
對於魯迅來說， 朱安確是一件禮物， 是一件由母親贈予的， 陪在母親身邊的， 讓自己麻木履行義務的禮物。
年輕時的朱安， 雖稱不上出身於大戶人家， 卻也是家人眼中的掌上明珠。
朱安的父母為他挑選夫婿的眼光十分苛刻， 一來二去， 朱安便到了20多歲的年紀， 在當時已是急於出嫁的年齡。
所以， 當朱父朱母從媒人那得知， 提親的物件是周家的長子周樹人後， 滿心歡喜， 當即定下了婚約。
但當時的魯迅還在外遊學， 一心探求學術、發揚新文化新思想的他無心感情， 更對包辦婚姻的傳統舊習沒有好感。
但是面對家中的催促， 他也只能推脫稱：等回去之後再行成婚。
在從小受封建教育長大的朱安看來， 她既已與魯迅許下婚約，
或許在朱安的心中， 只要丈夫回來了， 便能從此與她共同度過安穩溫馨的家庭生活。
這一等便是七年， 他們七年未見， 但時有通信。
其實， 受新思潮鼓動的進步青年，
曾經的文學才子聞一多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在他的寫信勸說下， 未曾受過高等教育的妻子高孝貞， 前往女子學校進行學習， 接受了新文化思想的薰陶， 與他結成了良緣佳偶， 廝守終身。
在外求學的魯迅， 也曾這樣想過。
他給家中的朱安寫信， 勸說她去學堂進行學習， 期盼著朱安能夠與自己產生精神的共鳴， 能有更多的共同話題相互交流。
他還時常勸說朱安摒棄裹小腳的陋習， 不要再繼續纏足， 鼓勵她接受先進的西方文化。
然而， 對於朱安和她的家庭來說， 這些舉動都太過不同尋常， 讓他們難以接受。
在朱安看來， 接受教育是從未想過之事，
七年時間， 她便始終堅守著封建禮教， 與前二十年的人生別無二致地過著。
只是偶爾， 朱安需要給魯迅回信， 便去街頭找寫字先生給她代筆， 因為她從來不曾識字。
七年後， 魯迅學成歸來， 期盼著朱安有所轉變， 或許能與自己產生共鳴的他，見到毫無變化的未婚妻之後大失所望。
她仍是那封建守舊的模樣，而他終是要娶她為妻，別無他法。
1906年7月，在魯迅深深的無奈中，他們舉行了婚禮，一場遵循著舊式傳統的中式婚禮。
在外遊學多年，思想先進的魯迅當時已剪短了頭髮，家人們為了婚禮儀式，急忙為他戴上了一頂帶著假辮子的帽子，讓他換上傳統的婚禮服制。
魯迅已無心反抗勸說，麻木地遵循著這些舊式的規定，走入了拜堂的房間。
朱安的家人知道魯迅曾多次勸告她放棄纏足，所以在成親那天，他們特意給朱安穿上了一雙大鞋，並在她的小腳周圍墊了許多棉花，希望魯迅能夠高興一些。
誰想，當朱安走到魯迅的面前準備拜堂之時，她的繡花鞋便因為太大而從腳上滑落，露出了多年纏足的小腳。
魯迅對此已是心灰意冷，畢竟在相去甚遠的思想面前，是否纏足已顯得不那麼重要了。
但這突如其來的事件卻將朱安的臉色嚇得鐵青。
因為在穿上特製的大鞋後，她一直擔心著自己的鞋是否會掉落，如今真的如此，她認為是不祥之兆。
魯迅的母親也是這般認為，新娘的繡花鞋在拜堂前掉落，她覺得很不吉利，便草草催促魯迅與朱安拜堂，匆忙讓兩人進了洞房。
那一晚，魯迅掩面而泣，背對著朱安躺在床上，淚水濡濕了枕頭。
成親的第三天早上，魯迅便再次出發奔赴日本，逃離了這讓他絕望的一切。
這場婚禮，這個不願改變的新娘，讓魯迅從此放棄了與她深情相伴的想法，也放棄了對於愛情的期待。
作為一位丈夫，出於義務，魯迅定時為朱安寄去生活費用，保證她與母親的日常開支。
他曾努力想要去讓她與自己接近，但終究不可。
於是，他便選擇了離開。
魯迅說，「她是我母親的太太，不是我的太太。這是母親送給我的一件禮物，我只負有一種贍養的義務，愛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可見他是多麼的心灰意冷，只能麻木地堅持著這段對他而言毫無愛情的婚姻。
在魯迅離去的三年中，朱安確如他所說，像魯迅母親的太太一般，在身邊照顧著她。
朱安自然能夠體會到丈夫的冷漠，但她既已嫁入了周家，便早已決心要做好周家的兒媳。
此後，朱安每天為婆婆忙碌照顧、洗衣做飯，數年如一日地在家中辛勤操勞。
那時的她，心中尚存著些許希望。
朱安覺得，只要自己如此堅持下去，終有一日，能夠打動丈夫，走入他的內心，與他相守餘生。
以她所受過的僅有的教育，她也只能做到如此，在日夜的家務忙碌中，癡癡地等待著。
三年後，魯迅回家了，他們仍然毫無共同話題。
魯迅對於朱安，沒有愛意，也沒有厭倦，只是終日懷抱著一顆麻木冰冷的心，毫無感情地與她共處一室。
魯迅的母親也發現了兩人的相處十分生疏，他們如同在同一屋簷下生活的陌生人，各自生活，連話都不多說一句。
母親問魯迅，朱安到底哪裡不好，讓他如此嫌棄。
魯迅只淡淡地回答：「與她談不到一塊去。」
他們每天的對話只有三句：
第一句，早上朱安叫醒魯迅，魯迅回答：「嗯。」
第二句，睡前朱安詢問魯迅，是否要關北房過道的中門，魯迅回答「關」或「不關」。
第三句，朱安向魯迅尋求家中生活費用，魯迅詢問「多少」，然後如數給出。
正如魯迅所言，他們確實談不到一起去，對於他這樣以文學為事業的男子，如此任勞任怨，卻無法和自己交流的朱安，只能讓他像這樣履行著最後的職責。
他也曾試圖努力與朱安說些日常的話題，嘗試拉近夫妻之間的距離。
一次，他試圖與她分享曾經的經歷，向她談到自己曾在日本吃過的一種美食。
朱安沒有吃過那種食物，甚至未曾聽聞過，但她向魯迅附和道：「是的，是的，我也吃過。」
魯迅知道，這種食物別說在當時的紹興，就是在中國也鮮有出現，朱安是在騙他，他便更覺得無趣無奈，沒有再說過任何類似的話題。
點滴的不合日積月累，在夫妻二人之間，已逐漸形成了難以跨越的隔閡。
但朱安的性格與成長環境，讓她無法理解，這層無形的隔閡是多麼堅固，她仍努力地守在家中，想方設法地守護著這段婚姻。
魯迅不與她說話，不與她談論自己的興趣愛好，她便根據自己每日的觀察來判斷魯迅愛吃的食物，盡力換著花樣為他做飯。
1919年，魯迅賣掉了浙江的老房子，朱安便一路跟隨著他遷居北京。
前前後後，從八道灣搬到四三條胡同，她始終緊抓著心中最後的期待，盼望著能夠走進他的心中。
她照顧魯迅與婆婆的生活起居，操勞家中大小事務，為拜訪魯迅的客人接待端茶，無怨無悔。
在那兩年的時光中，雖然魯迅依然從未真正將她視作知己愛人。
但對於朱安而言，能夠每日陪伴在他的身邊，而不是空虛地想念著遙遠大洋彼岸的他，便已經可遇不可求了。
朱安也曾遺憾，沒有為魯迅傳宗接代，沒能替周家生下一兒半女，無法體會身為一個母親的快樂與滿足。
但她也終究無計可施，只能傷感地向他人抱怨：老太太嫌我沒有兒子，但大先生終年不同我說話，又怎麼會有兒子呢？
朱安如同一隻從牆底開始，努力而緩慢地向上爬行的蝸牛，期待著那無邊的將來，期待著登頂的那一天。
她未曾想過去學習，去接受魯迅所傳播的思想和理念，始終固步自封，眼看著門前知識份子來來往往，也不願踏入那個陌生的世界一步。
在朱安的心中，自己已將努力做到了極致，總有一天，她能感動丈夫。
她不明白，愛不是感動，亦不是順從，是靈魂的交融。
她不願邁出他所期待的那一步，是她的清高，亦是她的可悲。
朱安就這樣守著內心無望的執著，向著那個望不到盡頭的牆頂，頑固地攀登。
直到1925年，許廣平走入了魯迅的世界。
許廣平的愛是那樣熱烈，那樣勇敢，那樣一往無前，衝破了一切束縛與流言，周身綻放著愛的光彩，站在了魯迅的面前。
她的到來，拯救了他多年以來沉寂灰暗的心靈，也帶走了朱安最後的期待。
魯迅與許廣平同居了，接受了她熾熱的愛意，牽起了她的手，共同邁向了屬於進步文人的未來。
朱安終於明白，一切的期待都已泯滅，他給了她夫妻之名，給了她生活支撐，卻唯獨給不了她一份溫柔的愛。
那夢想中的牆頭終是不可攀登的，她終於接受了這無奈的現實，向朋友說出了心裡話：「我沒力氣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沒用。」
她便只能將所有的精力都花在照顧婆婆上，在她的心目中，自己活是周家人，死是周家鬼。
面對丈夫的離去，她決絕地說：「後半生我就是侍奉我的婆母。」
後來，許廣平為魯迅誕下一子，取名周海嬰。
朱安的內心感到寬慰了許多，看著丈夫能夠延續香火，她亦覺得些許滿足。
她沒能給他的，有人給他了。
朱安沒有感到妒忌，而是替魯迅高興，因為許廣平終是一個值得的人。
1943年，魯迅的母親與世長辭，魯迅更是在七年前便先走一步。
此後，朱安的餘生便都用來養活自己。
雖然婆婆在臨終前立下遺囑，將自己的財產留給朱安，讓她維持生計，但在那個物價飛漲的年代，她的生活日益貧困，難以果腹。
雖然魯迅去世後，他的弟弟周作人時常給她寄錢支援，但無力自己工作賺取收入的朱安，仍過著極為困難的生活。
她每日的飲食都是硬邦邦的窩頭，配著一道簡單可憐的小菜，或是一小碟蝦油黃瓜，或是一盤霉豆腐。
潦倒至極的她，負債上千元，身體也因為長期的營養不良而逐漸衰弱，形容枯槁，瘦得不成人形。
在這時，她想出了一個辦法：出售家中魯迅的藏書。
其實這在當時是一個艱難的，讓人難以理解的決定。
魯迅的藏書都是十分珍貴的財富，貿然出售，確實令人難以接受。
當年浙江兵難，朱自清的妻子武鐘謙，帶著一家老小四處逃難時，即便是在那樣性命攸關的時刻，她也始終不曾放棄朱自清的藏書。
聽聞朱安想要售書的舉動，無數文人與魯迅先生的粉絲蜂擁而至，勸說朱安，讓她不要捨棄先生如此寶貴的珍藏。
但那時的朱安，連自己的生活都難以維持，面對人們如同道德綁架般的勸告，她終於崩潰了。
她向眾人吶喊：「你們總說要保存要保存，我也是魯迅的遺物，你們也保存我啊！」
朱安第一次傾訴了內心的不甘，也是一生中唯一一次。
聽聞她此舉的許廣平，第一次寫信給了她，給了這個自己愛人的髮妻。
許廣平告訴朱安，自己會每月給她寄錢，盡力保證她的生活，勸她不要賣掉先生的藏書。
後來，許廣平如約做到了，朱安也將已經賣出去的書以法律管道取回。
在這中間，還曾發生過一個誤會。
魯迅的友人內山完造，在寫信勸告朱安不要將先生的藏書賣出後，收到了朱安的回信，信中盡是對許廣平的抱怨與對周作人的感激。
信中寫道，周老太太曾經請求許廣平每月為她增加20元生活費，但許廣平沒有做到。
在現實中對周老太太不甚過問的周作人，在這封信中卻被讚揚為一心照顧老太太的孝順之人。
很難想象，一生勤儉自持，勤勤懇懇的朱安，會在找人代筆時，寫下如此刻薄的語句，如此污蔑許廣平。
許廣平知道了這封信的內容，大受震動，中斷了給予朱安的生活費。
但後來，人們意識到，那時的許廣平正被汪偽機關逮捕，而周作人在傳言中，正是為日本賣命的一員。
朱安在與朋友的交往中，向來對許廣平的支援感到無比感激，而對接受周作人的錢而感到羞恥，而這封信的內容與她本人的態度判若兩人。
想必，這封書信是他人為了達到目的，而假裝朱安回給內山完造的一封。
誤會得以解開，許廣平的心結也打開了，又恢復了給朱安寄錢，履行著自己曾經許下的承諾。
朱安曾經不甘，曾經遺憾，但最終，一切都已諒解，並對許廣平充滿了感激。
在她去世的前一日，接受記者的採訪時說：「周先生對我並不算壞，彼此間沒有爭吵，各有各的人生，我應該原諒他。」
「許先生（許廣平）待我極好，她懂得我的想法，她肯維持我……她的確是個好人。」
她希望自己死後能與婆婆葬在一起，繼續守護在魯迅母親的身邊，就像生前的許多年那樣。
所有的委屈都已煙消雲散了，生命盡頭，只留下諒解，留下感激。
朱安的一生，雖是固步自封，終是豁然寬容。
或許能與自己產生共鳴的他，見到毫無變化的未婚妻之後大失所望。她仍是那封建守舊的模樣，而他終是要娶她為妻，別無他法。
1906年7月，在魯迅深深的無奈中，他們舉行了婚禮，一場遵循著舊式傳統的中式婚禮。
在外遊學多年，思想先進的魯迅當時已剪短了頭髮，家人們為了婚禮儀式，急忙為他戴上了一頂帶著假辮子的帽子，讓他換上傳統的婚禮服制。
魯迅已無心反抗勸說，麻木地遵循著這些舊式的規定，走入了拜堂的房間。
朱安的家人知道魯迅曾多次勸告她放棄纏足，所以在成親那天，他們特意給朱安穿上了一雙大鞋，並在她的小腳周圍墊了許多棉花，希望魯迅能夠高興一些。
誰想，當朱安走到魯迅的面前準備拜堂之時，她的繡花鞋便因為太大而從腳上滑落，露出了多年纏足的小腳。
魯迅對此已是心灰意冷，畢竟在相去甚遠的思想面前，是否纏足已顯得不那麼重要了。
但這突如其來的事件卻將朱安的臉色嚇得鐵青。
因為在穿上特製的大鞋後，她一直擔心著自己的鞋是否會掉落，如今真的如此，她認為是不祥之兆。
魯迅的母親也是這般認為，新娘的繡花鞋在拜堂前掉落，她覺得很不吉利，便草草催促魯迅與朱安拜堂，匆忙讓兩人進了洞房。
那一晚，魯迅掩面而泣，背對著朱安躺在床上，淚水濡濕了枕頭。
成親的第三天早上，魯迅便再次出發奔赴日本，逃離了這讓他絕望的一切。
這場婚禮，這個不願改變的新娘，讓魯迅從此放棄了與她深情相伴的想法，也放棄了對於愛情的期待。
作為一位丈夫，出於義務，魯迅定時為朱安寄去生活費用，保證她與母親的日常開支。
他曾努力想要去讓她與自己接近，但終究不可。
於是，他便選擇了離開。
魯迅說，「她是我母親的太太，不是我的太太。這是母親送給我的一件禮物，我只負有一種贍養的義務，愛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可見他是多麼的心灰意冷，只能麻木地堅持著這段對他而言毫無愛情的婚姻。
在魯迅離去的三年中，朱安確如他所說，像魯迅母親的太太一般，在身邊照顧著她。
朱安自然能夠體會到丈夫的冷漠，但她既已嫁入了周家，便早已決心要做好周家的兒媳。
此後，朱安每天為婆婆忙碌照顧、洗衣做飯，數年如一日地在家中辛勤操勞。
那時的她，心中尚存著些許希望。
朱安覺得，只要自己如此堅持下去，終有一日，能夠打動丈夫，走入他的內心，與他相守餘生。
以她所受過的僅有的教育，她也只能做到如此，在日夜的家務忙碌中，癡癡地等待著。
三年後，魯迅回家了，他們仍然毫無共同話題。
魯迅對於朱安，沒有愛意，也沒有厭倦，只是終日懷抱著一顆麻木冰冷的心，毫無感情地與她共處一室。
魯迅的母親也發現了兩人的相處十分生疏，他們如同在同一屋簷下生活的陌生人，各自生活，連話都不多說一句。
母親問魯迅，朱安到底哪裡不好，讓他如此嫌棄。
魯迅只淡淡地回答：「與她談不到一塊去。」
他們每天的對話只有三句：
第一句，早上朱安叫醒魯迅，魯迅回答：「嗯。」
第二句，睡前朱安詢問魯迅，是否要關北房過道的中門，魯迅回答「關」或「不關」。
第三句，朱安向魯迅尋求家中生活費用，魯迅詢問「多少」，然後如數給出。
正如魯迅所言，他們確實談不到一起去，對於他這樣以文學為事業的男子，如此任勞任怨，卻無法和自己交流的朱安，只能讓他像這樣履行著最後的職責。
他也曾試圖努力與朱安說些日常的話題，嘗試拉近夫妻之間的距離。
一次，他試圖與她分享曾經的經歷，向她談到自己曾在日本吃過的一種美食。
朱安沒有吃過那種食物，甚至未曾聽聞過，但她向魯迅附和道：「是的，是的，我也吃過。」
魯迅知道，這種食物別說在當時的紹興，就是在中國也鮮有出現，朱安是在騙他，他便更覺得無趣無奈，沒有再說過任何類似的話題。
點滴的不合日積月累，在夫妻二人之間，已逐漸形成了難以跨越的隔閡。
但朱安的性格與成長環境，讓她無法理解，這層無形的隔閡是多麼堅固，她仍努力地守在家中，想方設法地守護著這段婚姻。
魯迅不與她說話，不與她談論自己的興趣愛好，她便根據自己每日的觀察來判斷魯迅愛吃的食物，盡力換著花樣為他做飯。
1919年，魯迅賣掉了浙江的老房子，朱安便一路跟隨著他遷居北京。
前前後後，從八道灣搬到四三條胡同，她始終緊抓著心中最後的期待，盼望著能夠走進他的心中。
她照顧魯迅與婆婆的生活起居，操勞家中大小事務，為拜訪魯迅的客人接待端茶，無怨無悔。
在那兩年的時光中，雖然魯迅依然從未真正將她視作知己愛人。
但對於朱安而言，能夠每日陪伴在他的身邊，而不是空虛地想念著遙遠大洋彼岸的他，便已經可遇不可求了。
朱安也曾遺憾，沒有為魯迅傳宗接代，沒能替周家生下一兒半女，無法體會身為一個母親的快樂與滿足。
但她也終究無計可施，只能傷感地向他人抱怨：老太太嫌我沒有兒子，但大先生終年不同我說話，又怎麼會有兒子呢？
朱安如同一隻從牆底開始，努力而緩慢地向上爬行的蝸牛，期待著那無邊的將來，期待著登頂的那一天。
她未曾想過去學習，去接受魯迅所傳播的思想和理念，始終固步自封，眼看著門前知識份子來來往往，也不願踏入那個陌生的世界一步。
在朱安的心中，自己已將努力做到了極致，總有一天，她能感動丈夫。
她不明白，愛不是感動，亦不是順從，是靈魂的交融。
她不願邁出他所期待的那一步，是她的清高，亦是她的可悲。
朱安就這樣守著內心無望的執著，向著那個望不到盡頭的牆頂，頑固地攀登。
直到1925年，許廣平走入了魯迅的世界。
許廣平的愛是那樣熱烈，那樣勇敢，那樣一往無前，衝破了一切束縛與流言，周身綻放著愛的光彩，站在了魯迅的面前。
她的到來，拯救了他多年以來沉寂灰暗的心靈，也帶走了朱安最後的期待。
魯迅與許廣平同居了，接受了她熾熱的愛意，牽起了她的手，共同邁向了屬於進步文人的未來。
朱安終於明白，一切的期待都已泯滅，他給了她夫妻之名，給了她生活支撐，卻唯獨給不了她一份溫柔的愛。
那夢想中的牆頭終是不可攀登的，她終於接受了這無奈的現實，向朋友說出了心裡話：「我沒力氣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沒用。」
她便只能將所有的精力都花在照顧婆婆上，在她的心目中，自己活是周家人，死是周家鬼。
面對丈夫的離去，她決絕地說：「後半生我就是侍奉我的婆母。」
後來，許廣平為魯迅誕下一子，取名周海嬰。
朱安的內心感到寬慰了許多，看著丈夫能夠延續香火，她亦覺得些許滿足。
她沒能給他的，有人給他了。
朱安沒有感到妒忌，而是替魯迅高興，因為許廣平終是一個值得的人。
1943年，魯迅的母親與世長辭，魯迅更是在七年前便先走一步。
此後，朱安的餘生便都用來養活自己。
雖然婆婆在臨終前立下遺囑，將自己的財產留給朱安，讓她維持生計，但在那個物價飛漲的年代，她的生活日益貧困，難以果腹。
雖然魯迅去世後，他的弟弟周作人時常給她寄錢支援，但無力自己工作賺取收入的朱安，仍過著極為困難的生活。
她每日的飲食都是硬邦邦的窩頭，配著一道簡單可憐的小菜，或是一小碟蝦油黃瓜，或是一盤霉豆腐。
潦倒至極的她，負債上千元，身體也因為長期的營養不良而逐漸衰弱，形容枯槁，瘦得不成人形。
在這時，她想出了一個辦法：出售家中魯迅的藏書。
其實這在當時是一個艱難的，讓人難以理解的決定。
魯迅的藏書都是十分珍貴的財富，貿然出售，確實令人難以接受。
當年浙江兵難，朱自清的妻子武鐘謙，帶著一家老小四處逃難時，即便是在那樣性命攸關的時刻，她也始終不曾放棄朱自清的藏書。
聽聞朱安想要售書的舉動，無數文人與魯迅先生的粉絲蜂擁而至，勸說朱安，讓她不要捨棄先生如此寶貴的珍藏。
但那時的朱安，連自己的生活都難以維持，面對人們如同道德綁架般的勸告，她終於崩潰了。
她向眾人吶喊：「你們總說要保存要保存，我也是魯迅的遺物，你們也保存我啊！」
朱安第一次傾訴了內心的不甘，也是一生中唯一一次。
聽聞她此舉的許廣平，第一次寫信給了她，給了這個自己愛人的髮妻。
許廣平告訴朱安，自己會每月給她寄錢，盡力保證她的生活，勸她不要賣掉先生的藏書。
後來，許廣平如約做到了，朱安也將已經賣出去的書以法律管道取回。
在這中間，還曾發生過一個誤會。
魯迅的友人內山完造，在寫信勸告朱安不要將先生的藏書賣出後，收到了朱安的回信，信中盡是對許廣平的抱怨與對周作人的感激。
信中寫道，周老太太曾經請求許廣平每月為她增加20元生活費，但許廣平沒有做到。
在現實中對周老太太不甚過問的周作人，在這封信中卻被讚揚為一心照顧老太太的孝順之人。
很難想象，一生勤儉自持，勤勤懇懇的朱安，會在找人代筆時，寫下如此刻薄的語句，如此污蔑許廣平。
許廣平知道了這封信的內容，大受震動，中斷了給予朱安的生活費。
但後來，人們意識到，那時的許廣平正被汪偽機關逮捕，而周作人在傳言中，正是為日本賣命的一員。
朱安在與朋友的交往中，向來對許廣平的支援感到無比感激，而對接受周作人的錢而感到羞恥，而這封信的內容與她本人的態度判若兩人。
想必，這封書信是他人為了達到目的，而假裝朱安回給內山完造的一封。
誤會得以解開，許廣平的心結也打開了，又恢復了給朱安寄錢，履行著自己曾經許下的承諾。
朱安曾經不甘，曾經遺憾，但最終，一切都已諒解，並對許廣平充滿了感激。
在她去世的前一日，接受記者的採訪時說：「周先生對我並不算壞，彼此間沒有爭吵，各有各的人生，我應該原諒他。」
「許先生（許廣平）待我極好，她懂得我的想法，她肯維持我……她的確是個好人。」
她希望自己死後能與婆婆葬在一起，繼續守護在魯迅母親的身邊，就像生前的許多年那樣。
所有的委屈都已煙消雲散了，生命盡頭，只留下諒解，留下感激。
朱安的一生，雖是固步自封，終是豁然寬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