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桓大司馬
在魏晉南北朝家國同構和門閥政治的背景下， 軍功集團不再像兩漢那樣可以影響國運。 在帶有貴族制色彩的社會， 不會貴族階層的那一套共同語言， 單靠軍功是無法升到社會最上層的。 經過五代十國， 當貴族社會結束后， 軍功集團重新登上舞臺中央， 然而他們擁戴的皇帝對他們卻不再友善。 歡迎大家支持《宿命三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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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臺后裔與東漢共存亡
1
伏壽、耿紀、馮熙之外， 東漢功臣后裔還有一個大的去處， 就是之前說過的益州。
益州起初被宗室劉焉、劉璋父子統治，
這些人一來對于益州土著而言也是外地人， 跟劉焉父子境況相似， 二來也因為劉焉父子是漢朝宗室， 效力劉焉就是效力漢朝， 三來劉焉曾經當過南陽太守， 實行寬政， 深得他們的心， 他們就堅定的幫助劉焉鎮壓益州土著， 這些流浪團體被合稱為“東州兵”。
后來同是宗室的劉備奪取益州， 并且成為群雄之中碩果僅存的漢朝宗室， 東州集團的東漢功臣后裔自然別無選擇， 只能效力于劉備。 而劉備的荊州集團也聯合他們一起壓制益州豪族， 組建了外地人主導一切的蜀漢政權。
這些人里面有明說是東漢功臣后裔的， 如后來的蜀漢重臣鄧芝，
鄧芝是云臺二十八將之首鄧禹的后人
但還有很多人， 雖然沒有明說是東漢功臣后裔， 從其籍貫中可以發現與云臺名將的聯系。 如后來的蜀漢能吏杜祺， 南陽人， 與云臺名將杜茂籍貫相同， 極有可能是杜茂后人；蜀漢后期的尚書令樊建， 義陽人， 雖與漢光武帝劉秀的舅家南陽樊氏籍貫不同， 但相隔也不遠， 應該是樊氏旁支；此外還有劉備的心腹文臣陳震， 沒有入蜀， 在家鄉南陽直接被劉備征辟， 他與云臺名將陳俊籍貫相同， 有可能是陳俊的后人。
蜀漢后期， 出身荊州集團的丞相諸葛亮去世， 荊州集團的其他大佬魏延、楊儀、蔣琬等也相繼凋零，
直到蜀漢滅亡， 這些東漢功臣后裔真正實現了與漢朝共存亡， 有些出仕司馬昭掌控下的曹魏以及之后的晉朝， 其他人回到荊州故鄉。
三國不再有獨立的軍功集團
2
東漢以后， 因為社會環境的變化， 軍功集團的產生和作用與兩漢有了很大的不同。
東漢是豪族壯大的關鍵時期， 豪族借助宗族血緣關系營建了龐大的關系網， 為了擴充實力和籠絡人才， 他們還使用擬制宗族的辦法， 把沒有血緣關系的人吸收進宗族， 當成同族看待，
在宗族和擬制宗族之外， 豪族還與依附自己的賓客、奴仆、部曲建立了廣泛的恩義關系， 隨時可以號召起巨大的人力， 應對社會的各種挑戰。
所以到了東漢末年， 全國各地都遍布著這樣的地頭蛇， 一旦中央秩序崩潰， 各地的地頭蛇乘勢而起， 在群雄爭霸的浪潮中經過一輪又一輪的淘洗， 最終建立了三國。
可以說三國的君主都是自帶部眾的豪族， 這與白手起家的劉邦非常不同， 與劉秀相比也是各有千秋。
最典型的就是曹操。
曹操不管是不是宦官曹騰的親孫子， 至少從擬制宗族角度來說是曹家的一員， 其父曹嵩做到過三公， 可以說曹操出自三公的高官家族。
曹操的家族在地方上也很強大， 曹仁、曹純等人都能養上千人的私兵， 加上曹家通過擬制宗族體制吸納的同郡（沛國譙縣）夏侯氏、丁氏等大家族， 當曹操決定爭霸一方時， 立即就可以拉起幾千兵馬。
夏侯惇、曹仁是曹氏親族
不是獨立的軍功集團
劉秀和他哥哥劉縯雖然振臂一呼也能拉起幾千人， 但其部眾有許多是因為漢朝的聲威來投， 對劉秀兄弟的依附程度并不高， 劉秀在奪天下的過程中也無法把權力集中在劉姓宗室和南陽鄧氏、南陽李氏等外戚手中， 這與曹操始終將大權集中在曹氏、夏侯氏宗族手中是非常不同的。
孫堅雖然出身孤微，但憑借為漢朝打平各種叛亂的功勞做到了二千石的高官，不但家族也進化成武力豪族，而且還利用征辟、舉薦的權力，在江東地區擁有了朱治等門生故吏。
后來孫策攻打江東，大大的借助了孫氏宗族孫靜、孫賁、孫輔、孫河，母系宗族吳景，門生故吏朱治等人的力量。在孫策、孫權的統治下，孫氏宗族孫奐、孫皎、孫韶、孫瑜、孫桓等人都擔任要職，雖然沒有曹氏、夏侯氏風光，也是東吳軍政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比之劉秀的宗族也要更強。
即便是實力最弱的劉備，也是大族涿郡劉氏的一員（該家族出過曹魏重臣劉放），也能糾合逃犯關羽和猛男張飛等一批徒眾，并且后來也試圖用擬制宗族的辦法來擴大宗族力量，收養了寇氏之子寇封，改名劉封。
當然，相比于劉秀，劉備勢力的組織形式與劉邦更相似，因此，宗族勢力不強的蜀漢也就對體現宗族勢力的九品中正制沒有興趣，國家體制上保留了較多的秦制。
不過三國的軍功集團不論強弱，都因為在士族社會缺乏家族底蘊而迅速凋零，絕大部分在子輩、孫輩已經敗落。
后世軍功集團風光不再
3
西晉的開國功臣大多是曹魏功臣的子弟，本身與士族重合。在滅吳之戰中軍功最大的杜預、王濬等人不是頂級士族，一向受到士族的歧視，并且都死在晉武帝司馬炎之前，沒能作為一個集團發揮作用。
東晉則開國之初實際上依靠的是周玘、周訪、甘卓、陶侃等吳地豪強（陶侃不算豪族），但在吳人幫東晉打平長江以南的廣大地區后，北方南下的僑姓士族就將吳人排擠出政治中心，獨占政權，吳人軍功集團同樣沒能作為一個集團發揮作用。
可見在兩晉的貴族政治下，單靠打天下的事功已經不能占據最高層，軍功集團的存在感也就下降了不少。
到了南朝，皇帝在防范士族的同時更防范軍功集團，如宋之檀道濟、裴方明、吳喜，齊之垣崇祖、荀伯玉、張敬兒，陳之侯安都等，都被皇帝所殺，士族與軍功集團一起沒落，一切大權掌握在皇帝的家族手中。
可以說從三國時代開始，中國已經進入豪族社會。豪族社會催生的帝王，家國同構的傾向比布衣天子更強，最高層的權力通常由自家人掌握，所以既出不了豐沛集團，也出不了云臺二十八將。
但也因此，其家族內斗對國政的影響更大，而且，其他豪族的實力也與當權者一樣在日益增加，勢不能容一家一姓獨占政權，于是當權者家族的內斗、其他家族與當權者家族的爭斗，就成了魏晉南北朝的主旋律。
曹魏的司馬懿與夏侯氏是兒女親家，算是曹氏外戚，屬于曹氏宗族的邊緣人物，同時又具有士族的身份，通過政變血洗了獨斷朝廷的曹氏宗族，謀朝篡位。
司馬氏同樣以親族凌駕軍功集團之上
東吳則從孫權晚年打壓江東大族，加強集權以后，政治演變為孫氏宗親的宮斗，孫和、孫霸、孫峻、孫綝、孫大虎、孫亮、孫休之間的勾心斗角成了東吳后期歷史的主要內容。
西晉為了壓制士族，把地方軍政權力掌握在司馬氏宗親手里，結果爆發了宗室之間自相殘殺的“八王之亂”。
東晉的歷史實際上是幾家士族家族輪流當政，把皇帝家族趕到二線的過程。南朝宋齊梁陳又把權力回收到皇家宗族手中，結果重演了類似于“八王之亂”的一輪又一輪的自相殘殺。
十六國北朝也與東晉南朝相似，只不過他們的軍功集團往往同時是部族首領，十六國和北朝政權為了壓制他們，同樣將大權集中在同姓宗室手中，而宗室之間的自相殘殺比之南朝也不遑多讓。直到隋唐，隋煬帝、唐太宗還在殺兄屠弟，爭奪皇位。
這樣的政治生態，帶來了災難也帶來了機遇。
皇權不穩確實時不時的造成天下震蕩，但同時也讓皇權難以形成鐵板一塊，覆蓋社會的各個角落。西晉的八王之亂造成北中國的人口銳減，是天大的災難，但是極端專制的秦漢體制也隨著八王之亂而成為歷史，中國開始邁向唐宋第二帝國的輝煌。
到唐朝滅亡時，士族的力量已經被唐朝三百年的統治瓦解，五代十國的建立者們如朱溫之流，多數出身低微，宗族不強且缺少人才，通過擬制宗族收義子，也因為宗族本身的弱小而難以得到義子們的效忠。在這種情況下，異姓軍功集團再度成為歷史舞臺的主角。
只不過，經過魏晉南北朝皇權起伏的教訓，朱溫也好，朱元璋也好，都不會再有劉邦那種與老兄弟共享政權的俠義情懷，對這些老兄弟是必欲除之而后快，即便是宅心仁厚的趙匡胤，也要老兄弟完全放棄兵權和地位，才肯加以善待。
而皇權最重要的制約力量從此也不再有力，皇權重新向極端專制狂飆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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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與曹操始終將大權集中在曹氏、夏侯氏宗族手中是非常不同的。孫堅雖然出身孤微，但憑借為漢朝打平各種叛亂的功勞做到了二千石的高官，不但家族也進化成武力豪族，而且還利用征辟、舉薦的權力，在江東地區擁有了朱治等門生故吏。
后來孫策攻打江東，大大的借助了孫氏宗族孫靜、孫賁、孫輔、孫河，母系宗族吳景，門生故吏朱治等人的力量。在孫策、孫權的統治下，孫氏宗族孫奐、孫皎、孫韶、孫瑜、孫桓等人都擔任要職，雖然沒有曹氏、夏侯氏風光，也是東吳軍政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比之劉秀的宗族也要更強。
即便是實力最弱的劉備，也是大族涿郡劉氏的一員（該家族出過曹魏重臣劉放），也能糾合逃犯關羽和猛男張飛等一批徒眾，并且后來也試圖用擬制宗族的辦法來擴大宗族力量，收養了寇氏之子寇封，改名劉封。
當然，相比于劉秀，劉備勢力的組織形式與劉邦更相似，因此，宗族勢力不強的蜀漢也就對體現宗族勢力的九品中正制沒有興趣，國家體制上保留了較多的秦制。
不過三國的軍功集團不論強弱，都因為在士族社會缺乏家族底蘊而迅速凋零，絕大部分在子輩、孫輩已經敗落。
后世軍功集團風光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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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晉的開國功臣大多是曹魏功臣的子弟，本身與士族重合。在滅吳之戰中軍功最大的杜預、王濬等人不是頂級士族，一向受到士族的歧視，并且都死在晉武帝司馬炎之前，沒能作為一個集團發揮作用。
東晉則開國之初實際上依靠的是周玘、周訪、甘卓、陶侃等吳地豪強（陶侃不算豪族），但在吳人幫東晉打平長江以南的廣大地區后，北方南下的僑姓士族就將吳人排擠出政治中心，獨占政權，吳人軍功集團同樣沒能作為一個集團發揮作用。
可見在兩晉的貴族政治下，單靠打天下的事功已經不能占據最高層，軍功集團的存在感也就下降了不少。
到了南朝，皇帝在防范士族的同時更防范軍功集團，如宋之檀道濟、裴方明、吳喜，齊之垣崇祖、荀伯玉、張敬兒，陳之侯安都等，都被皇帝所殺，士族與軍功集團一起沒落，一切大權掌握在皇帝的家族手中。
可以說從三國時代開始，中國已經進入豪族社會。豪族社會催生的帝王，家國同構的傾向比布衣天子更強，最高層的權力通常由自家人掌握，所以既出不了豐沛集團，也出不了云臺二十八將。
但也因此，其家族內斗對國政的影響更大，而且，其他豪族的實力也與當權者一樣在日益增加，勢不能容一家一姓獨占政權，于是當權者家族的內斗、其他家族與當權者家族的爭斗，就成了魏晉南北朝的主旋律。
曹魏的司馬懿與夏侯氏是兒女親家，算是曹氏外戚，屬于曹氏宗族的邊緣人物，同時又具有士族的身份，通過政變血洗了獨斷朝廷的曹氏宗族，謀朝篡位。
司馬氏同樣以親族凌駕軍功集團之上
東吳則從孫權晚年打壓江東大族，加強集權以后，政治演變為孫氏宗親的宮斗，孫和、孫霸、孫峻、孫綝、孫大虎、孫亮、孫休之間的勾心斗角成了東吳后期歷史的主要內容。
西晉為了壓制士族，把地方軍政權力掌握在司馬氏宗親手里，結果爆發了宗室之間自相殘殺的“八王之亂”。
東晉的歷史實際上是幾家士族家族輪流當政，把皇帝家族趕到二線的過程。南朝宋齊梁陳又把權力回收到皇家宗族手中，結果重演了類似于“八王之亂”的一輪又一輪的自相殘殺。
十六國北朝也與東晉南朝相似，只不過他們的軍功集團往往同時是部族首領，十六國和北朝政權為了壓制他們，同樣將大權集中在同姓宗室手中，而宗室之間的自相殘殺比之南朝也不遑多讓。直到隋唐，隋煬帝、唐太宗還在殺兄屠弟，爭奪皇位。
這樣的政治生態，帶來了災難也帶來了機遇。
皇權不穩確實時不時的造成天下震蕩，但同時也讓皇權難以形成鐵板一塊，覆蓋社會的各個角落。西晉的八王之亂造成北中國的人口銳減，是天大的災難，但是極端專制的秦漢體制也隨著八王之亂而成為歷史，中國開始邁向唐宋第二帝國的輝煌。
到唐朝滅亡時，士族的力量已經被唐朝三百年的統治瓦解，五代十國的建立者們如朱溫之流，多數出身低微，宗族不強且缺少人才，通過擬制宗族收義子，也因為宗族本身的弱小而難以得到義子們的效忠。在這種情況下，異姓軍功集團再度成為歷史舞臺的主角。
只不過，經過魏晉南北朝皇權起伏的教訓，朱溫也好，朱元璋也好，都不會再有劉邦那種與老兄弟共享政權的俠義情懷，對這些老兄弟是必欲除之而后快，即便是宅心仁厚的趙匡胤，也要老兄弟完全放棄兵權和地位，才肯加以善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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