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王朝的廣州、泉州等港口城市， 生活著大量外國人。 13世紀的泉州就是一個國際大都會， 一名來過泉州的意大利商人觀察到：“在刺桐（即泉州）， 人們可以見到來自阿拉貢或威尼斯、亞歷山大里亞、佛蘭芒的布魯格等地的商人， 還有黑人商人以及英國商人。 ……在城里， 人們還可以聽到一百種不同的口音， 到那里的人中有許多來自別的國家。 ”廣州也一樣， 一位宋朝官員說， “每年多有蕃客帶妻兒過廣州居住。 ”
僑居廣州城的眾多蕃商中， 有一個叫做蒲亞里的大食商人， 非常的富有， 他運載了大批商貨， 于南宋紹興元年抵達廣州。
蒲亞里遂在廣州僑居下來， 一邊做生意， 一邊等候市舶司還款。 期間， 當地有一個官員大概貪圖蒲亞里的財富， 將自己的妹妹嫁給他。 蒲亞里于是成了廣州的上門女婿。
但是， 廣州市舶司卻遲遲不償還欠款， 以各種借口拖延。 蒲亞里只好提起訴訟， 但“官吏并緣侵刻， 訟久不決”。
紹興四年， 蒲亞里拿到了欠款， 他將這筆錢換成大銀六百錠及金銀、器物、疋帛等物， 準備運回大食。 誰知出海航行時， 遭遇海盜， “被賊數十人持刃上船， 殺死蕃牧四人， 損傷亞里， 盡數劫奪金銀等前去”。
宋廷得到廣南東路提刑司的報告， 十分震驚， 下令處分相關官員， 并責令限期破案：“當職巡尉先次特降一官， 開具職位、姓名， 申樞密院。 其盜賊， 令安撫、提刑司督責捕盜官限一月須管收獲。 如限滿不獲， 仰逐司具名聞奏， 重行黜責。 ”
一些研究者認為， “蒲亞里的坎坷道路， 只能說明（南宋時）廣州港市舶司已經進入昏庸腐朽階段，
如果跟清乾隆時代英國商人洪任輝的遭遇相比， 論者恐怕就會承認， 蒲亞里其實還算是幸運的， 如果他生活在乾隆時代， 嘿嘿……
“洪任輝”聽起來是個漢名， 但他實際上是英國人， 供職于英國東印度公司， 少年時曾在廣州學習漢文， 因此能說中文。 乾隆二十四年五月九日， 受東印度公司派遣， 洪任輝開著商船“成功號”，
這里要解釋一下：為什么寧波港口不準許洪任輝的商船停靠。 原來， 早在乾隆二十二年， 大清皇帝已發下諭旨：“令行文該國番商， 遍諭番商。 嗣后口岸定于廣東， 不得再赴浙省。 ”只準許西洋商船在廣東口岸互市， 這便是“一口通商”體制。 英國東印度公司之所以派遣洪任輝前往寧波港報關， 舍近（廣州）求遠（寧波）， 目的當然是希望打開大清國更多港口。 但洪任輝在寧波受阻， 只好掉頭北上， 前往天津港。
六月二十四日， 洪任輝與他的“成功號”出現在天津大沽海口， 受到大沽營兵盤查。 洪任輝自稱要赴京告狀：“我系英吉利國四品官，
大沽營游擊趙之瑛一聽， 便向他索賄。 最后， 洪任輝掏出二千兩銀子， 才獲準到天津知府衙門告狀。 洪任輝在狀紙上控告的對象， 不僅是行商黎光華， 還有粵海關的官員， 因為粵海關“勒索陋規繁多， 且一船除貨稅外， 先要繳銀三千三四百兩不等”；關監的家人也是“多方勒索”洋商。
由于“事涉外夷， 關系國體”， 乾隆皇帝對洪任輝的檢控非常重視， 批示“務須徹底根究， 以彰天朝憲典”。 經查， 洪任輝所控基本屬實。 當然， 他的真實身份（英國東印度公司商人）與真實意圖（企圖打開大清國更多口岸供西洋商船停泊貿易）， 也被乾隆皇帝發現了。
負責調查洪任輝案的官員向乾隆皇帝匯報：查得粵海關監督李永標的家人“收受陋規，求索財物”，建議“鞭后發邊省為奴”；李永標本人并無“違例濫征”，但他對“家人受賄毫無聞見”，應“鞭責后解部發落”。
洪任輝呢，查官官員說，“所控各款雖未盡實，均屬有因，并免置議”。但乾隆皇帝駁回這一建議，說：“該商從前所告情節，在監督等既審有辦理不善之處，即按法秉公處治，念爾外夷無知，雖各處呈控，尚無別情，可以從寬曲肴。現在審出勾串內地奸民代為列款，希冀違例別通海口，則情罪難于寬貸。繩以國法，雖罪不至死，亦當竄處遠方，因系夷人，不便他遺，姑從寬在澳門圈禁三年。”
還有一個叫汪圣儀的徽州商人，被發現與與洪任輝有商業與資金往來，也“躺著中槍”，被清廷發邊充軍。更倒霉的是那個替洪任輝書寫狀詞的“內地奸民”劉亞匾，竟被“即行正法示眾”。
宋代的蕃商蒲亞狀告廣州市舶司；清代的洋商洪任輝狀告粵海關，事情差不多，但事情的結局卻大不一樣。這個大不一樣的結局，其實就是宋政府與清政府對于海外貿易態度存在極大差異的反映。
也被乾隆皇帝發現了。負責調查洪任輝案的官員向乾隆皇帝匯報：查得粵海關監督李永標的家人“收受陋規，求索財物”，建議“鞭后發邊省為奴”；李永標本人并無“違例濫征”，但他對“家人受賄毫無聞見”，應“鞭責后解部發落”。
洪任輝呢，查官官員說，“所控各款雖未盡實，均屬有因，并免置議”。但乾隆皇帝駁回這一建議，說：“該商從前所告情節，在監督等既審有辦理不善之處，即按法秉公處治，念爾外夷無知，雖各處呈控，尚無別情，可以從寬曲肴。現在審出勾串內地奸民代為列款，希冀違例別通海口，則情罪難于寬貸。繩以國法，雖罪不至死，亦當竄處遠方，因系夷人，不便他遺，姑從寬在澳門圈禁三年。”
還有一個叫汪圣儀的徽州商人，被發現與與洪任輝有商業與資金往來，也“躺著中槍”，被清廷發邊充軍。更倒霉的是那個替洪任輝書寫狀詞的“內地奸民”劉亞匾，竟被“即行正法示眾”。
宋代的蕃商蒲亞狀告廣州市舶司；清代的洋商洪任輝狀告粵海關，事情差不多，但事情的結局卻大不一樣。這個大不一樣的結局，其實就是宋政府與清政府對于海外貿易態度存在極大差異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