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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夕到了,我们聊聊“晚婚”那点事儿吧

七夕前夕, 人民日報很應景的發布了一組“中國婚姻數據報告”。 這份報告由民政部1987年~2017年、31年間的數據整理而成。

“晚婚”現象已成趨勢


注意:單位是千分號

可以看到, 從2013年開始, 結婚率數據呈現顯著的下跌趨勢。 (結婚率 = 結婚次數 / 年平均總人口 × 1000‰)

其中, 北上廣等經濟發達地區結婚率普遍較低, 結婚率最低的5個地區分別是上海、浙江、天津、江西和山東, 其結婚率分別為:0.45%、0.61%、0.61%、0.62%、0.63%。

在2013年之前, 結婚比例最大的是20~24歲年齡段, 而從2013年開始, 25~29歲年齡段成為了結婚主力軍, “晚婚”趨勢已非常明顯。

而在人民日報發布的一份關于結婚年齡的調查問卷顯示,

“晚婚”人群已占據絕大多數。

具體來說, 在15654個有效調查樣本中, 有7721人已經結婚, 其中選擇在28歲結婚的人比例最多, 占20.54%, 其次是30歲, 占16.9%。 所有選擇在28歲(含)以上結婚的人, 占比高達57.77%。

為什么晚結婚的人越來越多?

過往的生育政策鼓勵晚婚晚育, 男方年滿25周歲、女方年滿23周歲的初婚即為晚婚, 可以享受額外的“晚婚假”及相關福利。 但自2015年開始, 經人大審議, 晚婚假與晚婚相關福利已逐漸取消, 就連生育計劃也從“只生一個好”變成“二胎很幸福”。

從目前來看, 晚婚的趨勢已經很明顯了。 至于為什么選擇晚婚, 大家給出了諸多理由, 其中排名前三的是:

1、沒找到合適的人;

2、沒有能力承擔家庭責任;

3、享受單身生活。

有網友戲稱:“上完學就20多歲了,

畢業后首要任務是找工作, 工作以后忙于應付, 圈子小, 又遇不到合適的人, 慢慢就晚婚了唄。 ”

晚婚現象突出的原因是多元化的

從地區來說, 經濟越發達、生活水平越高的城市, 對單身生活方式的寬容度也越高, 晚婚甚至不婚人群也越高。

從理念來說, “男大當婚、女大當嫁”的傳統觀念已經發生改變, 對年輕人而言, 結婚生子不再是必要的人生經歷, 而只是一種可供選擇的生活方式。

從教育來說, 隨著高等教育的普及, 人們受教育的年限增加, 年輕人本科畢業就22歲了, 結婚的年齡必然會被不斷推后。

從城市化角度來說, 大量人口涌入城市, 在帶動經濟發展的同時, 也推高了生活成本, 加劇了各種競爭。 而對生存能力的追求,

又反過來倒逼人們要比以前接受更多的再教育、再培訓才能適應社會競爭, 這也在一定程度延后了年輕人經濟獨立的時間, 延后了走進婚姻殿堂的年齡。

還有一個顯而易見的原因, 那就是婚姻的功能性在不斷減弱。 如今, 大部分已婚人士能干的事兒, 未婚者也能干, 年輕人“第一次”的平均年齡和初婚年齡基本沒啥關系。 而在歐洲, 非婚生子占新生兒的比率和婚生子相差不多。

從行為經濟學角度解釋晚婚

在房價昂貴的國外城市, 比如北京、上海、東京、首爾等地, 人們的初婚年齡普遍較高。 而經濟的高速發展造成的社會結構飛速變化, 也讓那些超級城市人們的“稟賦效應”尤為明顯。

稟賦效應是一個行為經濟學名詞,

是新晉諾貝爾經濟學得主理查德·塞勒提出。 稟賦效應認為, 人們對同一件東西的價值判斷往往存在巨大差異, 如果這件東西的所有權屬于自己, 就會認為他很有價值, 如果所有權不屬于自己, 那對其的價值判斷就會大打折扣。

那些大齡未婚, 但仍希望結婚的人, 大多表現出較強的稟賦效應。 在相親時, 他們對自己婚姻的出價, 比別人給他們的出價要高, 但在看待同樣的大齡未婚異性時, 則判斷對方的婚姻價值偏低。

人們的這種判斷差異, 本質上來自于對風險的厭惡, 對維持現狀的一種習慣性偏愛。 這種稟賦效應反映在如今的婚姻市場中, 就是很多人秉承的“寧缺毋濫”的原則。

那有什么解決辦法呢?從行為經濟學角度,

提供兩個解決方案。

一是到房價更便宜的城市或者社會體系更替較慢的地區去發展, 但對大多數心懷夢想的人來說, 這個建議簡直糟透了。

二是等待經濟的新常態效應, 屆時社會系統更迭會變慢, 人們的稟賦效應會減弱, 這對大齡渴望結婚的人來說是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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