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黃金生 胡博
“前方吃緊， 后方緊吃”， 這句話反映了當時社會大眾對國民黨當局的不滿。 抗戰時期物資緊缺， 條件艱苦， 但與歐美等國嚴格的“定量配給”“戰時統制”不同， 中國市場上的自由買賣仍在進行， “只要有錢， 幾乎可以買到任何東西”。 ( 《陳克文日記》1943年2月14日)因此， 那些最高級的官員， 特別是有權有勢的大人物依舊過著奢侈享樂的生活。
抗戰爆發時行政院副院長孔祥熙仍在國外訪問， 等他回國后抗戰早已全面爆發， 國府各部會長官特別設宴迎接， 其中主人15人， 客一人， 共消費190余元， 僅煙酒一項便是50元左右，
國民政府遷至重慶后， 首先考慮的是各院、部機關的辦公處所， 當然還要修建長官的官邸， 單單修葺孔祥熙的寓所和購置家具就耗資7000余元。 孔祥熙既是行政院院長， 又兼財政部部長及中央銀行總裁， 此款本應財政部負擔， 但財政部卻非要行政院掏錢。 陳克文不由感嘆道：“做大官的優厚薪俸之外， 一切的私人用度還要仰給國家， 薪俸似乎是另有用途的。 并且這私人用度又漫無限制， 這也是目前一種大不合理的政治現象。
爭論日久， 這筆費用最終由行政院、中央銀行和財政部三家商定共同承擔， 各負責2400元。 因此“做公務員的， 常常要為上官私人用費， 設法作公報銷絞盡腦汁， 否則上官要罵為無用之材也”。
政府雖然三番五次下令要勤儉節約， 反對鋪張浪費， 甚至對于必要的宴請金額定下標準。 但是上有政策， 下有對策， 具體經辦人員卻可以想出種種辦法予之應付。 譬如行政院院長孔祥熙、副院長張群要出面宴請出席交通會議的代表， 并要行政院參事、秘書作陪， 雖然宴會在行政院禮堂舉行， 但用餐卻都是飯店的大菜。 當時在節約運動中規定宴客只準每客1元， 但事實上“每客1元5角。 賬單上寫的還是每客1元，
陳克文曾審核過行政院送來的院長機密費開支的賬目， 發現“孔院長請客的開銷最大， 每個月總在二三千元， 每一次請客每桌筵費多者七八十元， 少亦四五十元， 水果煙酒還不在內”。 雖然蔣介石屢次下達限制公務員宴會的命令， 并規定“此后非機關核準， 認為公務上必要者， 不許宴客；經核準的， 每客所費亦不得超過2元5角”。 但陳克文對于將來各機關和公務員是否能切實奉行卻不看好， 因為“長官如不能以身作則， 更行不通。 孔院長這種請客能受限制嗎？我想決不會有所變更的。 只許州官放火， 不許百姓點燈， 政府許多法令之所以行不通， 這也是一個原因”。
行政院秘書長魏道明在家中請客， 回來的路上陳克文的同事陳之邁問他，
1939年12月初， 江西省主席熊式輝赴廣東與當地軍政要員會商時局時， 所見當地上層領導的生活景象是：“滿桌雞鴨魚肉， 殊無戰時氣氛……各縣上層生活， 一種浪費之風， 仍稍未戢。 ” 曾任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秘書長的王子壯在日記中記載， 聽說何應欽、朱培德戰前在南京擁有多片土地，
為限制公務人員奢靡的宴會活動，蔣介石多次三令五申。但直到1944年5月，全國行政會議期間，與會人員依然是疲于奔命于各類宴會之間：“許多人每日須赴宴兩三次，多的至五次。”雖然有人在會議席上提出這樣的宴會有悖于目前戰時生活的精神，但“到底不曾發生很大的效力”。對于此種現象，陳克文痛心地說：“本來山河破碎，尚含嬉度日，實為道理所不許。……余不怪人之嬉樂，而怪人之只知嬉樂，不知做事，或以嬉樂，而誤其應做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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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獨能建西式樓房，費一二百萬元”。而且吳鐵城先前出任上海市市長、廣東省主席時，“揮霍已慣，非此不慣也”，如今更與孫“向桂林搶運物資、以為揮霍之資之事實”。王子壯不禁嘆曰：“此種人而擔任黨的秘書長，真使人痛憤。”為限制公務人員奢靡的宴會活動，蔣介石多次三令五申。但直到1944年5月，全國行政會議期間，與會人員依然是疲于奔命于各類宴會之間：“許多人每日須赴宴兩三次，多的至五次。”雖然有人在會議席上提出這樣的宴會有悖于目前戰時生活的精神，但“到底不曾發生很大的效力”。對于此種現象，陳克文痛心地說：“本來山河破碎，尚含嬉度日，實為道理所不許。……余不怪人之嬉樂，而怪人之只知嬉樂，不知做事，或以嬉樂，而誤其應做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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